还要强调 赋权于民

　　 □ 苗蛮子（广州 媒体人）

　　还要强调 赋权于民

　　□ 苗蛮子（广州媒体人）

　　中组部、人社部印发《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规定公务员要进行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明确了公务员一般不得在成长地担任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2月24日《新京报》）

　　公务员回避制度，算是中国吏治的一个传统。历史地来看，在乡土意识浓厚、人际关系处于闭合状态的传统熟人社会，官员原籍回避制度，对于避免为官者偏袒徇情、结党弄权，原地“坐大”，盘根错节、尾大不掉等腐败现象，还是多少有些效果的。

　　然而在现今这个资讯便捷、交通发达、迁徙自由的时代，“异地做官”还有多少“疗效”可言？答案不言而喻。在一个封闭的权力体系内，无论异地做官还是本地做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官在本地，易陷入人情，但官在异地，也未必不可以请托关照亲眷。如果说，官员之间的利益结盟，在古代社会由于路途迢遥、信息不畅通等因素，尚能有所制约；而在今天，信息、交通的畅通无阻，则不仅为官员之间不正当的结盟提供了便利，而且也使得官员结盟背后所存在的腐败行为，更为隐蔽，更难监督。这种情形下，一个官员是否贪污腐败，已经与地域毫无关系。

　　其实，即便在古代社会，官员回避制度也并不见得彰显出多少优越性。自东汉以降，历朝各代对“异地做官”的规定愈加严格，比如，明代实行“北人官南，南人官北”的大区域回避制度，而清代更将范围紧缩至“五百里以内不为官”。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愈加严格的回避制度，所产生的效果并不见佳，腐败现象仍然层出不穷。

　　“异地做官”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官员异地主政，由于不熟悉异地民情社情，群众基础薄弱，开展工作自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工作效率难免大打折扣；而有的官员为了追求短期政绩，则很容易急功近利、不计长远，留下一堆烂账；有的官员异地为官“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过将异地当作一块跳板而已，这些“游官”于地方发展难言裨益；此外，异地为官耗费了巨额经济成本，仅就异地任职官员的住宿费，就所费不赀。

　　“异地为官”制度，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权力“家族化”的问题，还会带来新的制度困境。显然，杜绝官员贪污腐败的最好策略，在于完善权力的制衡机制，并赋予民众能够有效监督官员的权力，而不是纠缠于官员任职的地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