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汪丹

　　“本区参保人员庞玉珍（化名）、张强生（化名），1月至今社保卡使用异常。请予以核实。”2月2日，朝阳区医保监察分队接到一条来自市医保中心的信息。

　　按照规定，使用社保卡实时结算门诊费，医保基金的支付额度是每年2万元。但不到十天时间，庞玉珍和张强生的社保卡已双双达到2万元封顶线，速度令人咋舌。

　　2月6日，正月十五元宵节。朝阳区人力社保局4层，刚成立27天的医保监察分队办公室里气氛紧张。

　　“从医保中心了解到，1月4号到2月5号，庞玉珍和张强生的社保卡在6家医疗机构使用过。”监察员吴丹丹将一沓资料交给副队长李卓，“而且，这两人均已退休，其社保卡的联系点和地址完全相同，初步判断，他俩可能是夫妻。”

　　李卓看了看表，一挥手，“走，去医院。先确定是不是本人持卡，咱们争取速战速决，回家吃元宵。”

　　友谊医院、天坛医院、天坛南里社区卫生服务站、宣武中医医院、东方医院……调取监控录像、门诊记录，监察员们挨个排查，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30多岁、体型偏胖的女子身上。

　　“她自称是庞玉珍和张强生的女儿，父母住在郑州来不了，所以替他们开药。这是她出示的两份病历和之前医生开过的药方。”东方医院的医生努力回忆着当时的情况。

　　可以确定，两张社保卡都不是本人使用，且在第三人手中。李卓发现，该女子提供给医院的病历陈旧，虽然载明了病情，但近一两年都没有相关检查和病情进展的记录。这个女子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人知道。

　　17时，监察员们又走进健宫医院。

　　“队长，有新发现。当事医生记下了这名女子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她叫庞倩（化名）。我们还发现有第三张社保卡在她手里使用，参保人叫郭冬冬（化名），并不属于本区管辖。”监察员马海斌抽出一张门诊记录单。

　　李卓眼一亮，“问详细点，咱们重新回访前几家医院。”

　　回到家，时针已经指向20时，家人煮好的元宵快成夜宵了。李卓想了想，拨通监察员吴丹丹的电话，“跟庞倩约谈吧，越快越好。”

　　第一次约谈，定在2月9日。

　　一个月去了9次医院；1月4日到6日连续3天就医；有时上下午各去1家医院……对于监察员的询问，庞倩的理由是“父母患有多种慢性病，现住在郑州出入不便，所以需要我代为开药。提前开多点也省事。”庞倩的语气诚恳，理由似乎也说得过去。

　　马海斌边记录边点头，完全似无意地问了一句，“郭冬冬是谁？”

　　刚刚镇定自若的庞倩，脸腾地红了，“我……我妈的朋友。”

　　“他也需要委托你开药吗？”

　　“没有，我们一起去过医院，但他的药是自己开的。”

　　看到庞倩急于否认，一直在旁边观察的李卓心里有了底。“下一次约谈希望你配合，别忘了把没吃完的药带来例行登记。”

　　2月24日9时30分，推三阻四多次的庞倩再次来到医保监察分队办公室。

　　10种药70来盒。监察员孙艳红一一清点庞倩带来的药品名称、批号、数量，并留下图像资料。但她心里清楚，这不过是冰山一角。根据这段时间从医院核实的药品明细单，庞玉珍和张强生的社保卡所结算的药品共40余种800余盒。短时间内吃掉这么多药，太蹊跷了。另外，从现有病历资料上看，庞玉珍并没有糖尿病，却开了不少专治糖尿病的阿卡波糖片。

　　这一次，庞倩改口承认帮郭冬冬开过药，但强调社保卡已于上周还给本人。

　　“请你核对两张社保卡1至2月的实时结算情况表，签字确认。”

　　“我看不懂。”

　　“药品及费用都在上面，不着急，你慢慢看。”

　　足足沉默了十分钟，庞倩着急了，“这些超量的药都要我自己付费吗？”

　　“最终调查结果出来后，我们会通知你。”

　　监察员王苗手里的结算情况表显示，根据药品说明书和医嘱，庞玉珍和张强生两张社保卡频繁消费、超量开药已是不争的事实，超量药品金额达23030元。其中，通心络胶囊超量最多，为62盒；复方α酮酸片单价最贵，每盒345元。

　　第二次约谈结束后，医保监察分队开了个小结会，此次社保卡使用异常调查即将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再次走访6家医疗机构，核查庞倩交回的药品是否从医院开出。如果不是，除了对庞玉珍、张强生做出退回超量药品费用，甚至停卡的处罚外，还要将此案移交给药监、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是否有倒卖药品的行为。

　　新闻背景

　　1月10日，本市首个医保监察分队率先在朝阳区人力社保局成立，其职责是通过分析涉案费用支出，打击骗取医疗保险的行为，保证医保基金安全。这也标志着，医保监督手段从“管理”上升到“执法”层面。对于个人或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骗保行为，该分队将依据《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给予严厉打击。

　　医保监察分队现有6人，平均年龄33岁，聚集了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医保中心、医保科的骨干人员。分队自成立以来，已对6名参保人员、3家医院的3名接诊医生进行了约谈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