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平

　　今年的非沪籍生源的就业工作即将启动。就在几天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份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文件，在这份 《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中，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不少大四毕业生十分关注其中涉及就业落户的内容，即“有稳定职业和住房”即可在地级市以下城市落户。

　　不过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并不在以上规定范围内，并且通知表明，继续合理控制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实际上三年前，国务院办公厅就发文要求，“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各地城市应取消落户限制。”但是留了一个口子，即“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三年之后，控制人口规模的范围从直辖市扩大到了副省级以上城市，从中可见，短期之内，就业与落户在大城市还不可能做到直通，可以期望并已经逐步落实的是，就业不再与户籍挂钩，外省籍在沪就业能享有等同市民待遇。不过居住证制度虽然可以解决一时的就业居住问题，却在子女升学、社保衔接、户籍服务等方面存在绕不过去的麻烦，让持居住证者难以彻底融入城市，甚至直接导致人才流失。为了留住人才，各大城市也动足了脑筋。

　　以上海为例，从几年前开始，在非沪籍高校毕业生就业阶段，上海市就已经明确企业不得以未能落户为由解除就业协议，为外地生源在上海找工作清除了户籍障碍。另一方面得益于上海较早推行了居住证制度，在大多数公共服务上，持居住证就业人士享有与本地居民一致的待遇。 2009年开始，上海还推行了了居住证转户籍的试行办法，并在去年进一步放宽入户条件。在全国范围看，上海在户籍制度破冰方面的尝试也是走在前列的。

　　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又是当前一种无奈的选择。毕竟大城市虽然公共服务水平较高、保障制度更健全，但总体资源有限，未到全面放开的时机。一旦仓促放开，其结果必然是发生各种资源争夺，激发更多社会矛盾。这也是当前户籍改革的最大难点：大量附着在户籍上的权益和福利，使户籍客观上成为一种分配社会资源的依据和标准。只有让户籍与公共服务脱钩，让公民权利和福利跟着人走，而不是跟着户籍走。把支配人才流动的任务交给市场来主导，这才是当前户籍改革的方向。

　　对于大城市来说，由于空间和资源决定了人口承载能力有限，只有让人口真正流动起来，有出有进才能维持合理的人口规模与结构。其中关键是通过让福利跟着人走，推动社会养老、异地养老和异地就医等服务形成规模，这也有待于二三线城市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供宜居条件，分流人口压力。从这一层面来看，地级市加快撤除户籍藩篱，何尝不是在为大城市打破户籍限制准备必要条件和缓冲？

　　如果有一天，吸引人们到大城市去的理由不再是公共服务与福利，而是高度竞争的市场与职业环境，那么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就可以说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