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中望：人生就是一本书

　　【作家自述】

　　小平头、黑框眼镜，没有另类的发型、张扬的大胡子，也没有别致异样的着装，当著名雕塑家、湖北美术馆馆长傅中望现身本报“爱上层楼读书会·真人图书馆”时，有读者暗叹，“这位艺术家好低调”。他与书友们聊起自己的人生，聊起上山下乡的经历，聊起自己各个阶段的创作，原来，“生活就是最好的一本书”。

　　“生活是我最好的一本书”

　　小时候，傅中望最爱做两件事，绘画和做木工。“绘画对我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傅中望的祖父与叔伯等都是建筑庙宇的工匠，从小他就对木料造型敏感，“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收入不高，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家里的家具都是由我做，甚至街坊邻居家的我也包了，到现在，他们中还有人保留着我当年做的家具”。他笑言，当时女生中开始流行纺线，他还为隔壁的女孩子做了很多纺线车。“做木工，让我体会到造型之美”。热爱艺术的傅中望，从来就是一个有心人。

　　上中学时，傅中望开始小有名气，“当时武汉展览馆办‘华罗庚优选法展览’，也挑我去做美术字。因为这个机会，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建筑师与设计师”。1974年，他作为知青下放到黄陂农村，“在需要吸收知识、学习文化的时候，我们读的是‘老三篇’、《毛泽东文选》；最需要进行文学艺术训练时，我在抄大字报、办黑板报”。

　　不过那段最艰苦的岁月，在傅中望看来，都成为了积淀，“因为绘画的才能，公社办黑板报、大字报的活都交给了我；因为会做木工，我也会给农民修农具。我务过农、做过工，这都给了我最深厚的生活基础。你问什么书对我影响最深？那就是生活这本书，这本厚厚的书”。

　　而这段岁月，也直接反映在傅中望早期的泥塑作品中。“不插五一秧”的农谚逼着傅中望在4月的天气里，穿着棉袄去插秧，“最难受的就是刚在泥水里站稳了脚跟，捂暖了那方地，又必须抬脚，去插下一块秧苗，重新感受冰冷刺骨的泥水”。这种艰辛，在其作品“又换了一双鞋”中，却是另一种反映：干完农活的农民，摘下草帽，坐在石块上，笑着换上新鞋，“满怀喜悦的辛苦也是一种幸福，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融合了”。

　　“我的阅读很‘务实’”

　　傅中望说自己读书一向很“务实”。受“文革”影响，他并未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以前很多概念都没摸清楚，没有知识的支撑，很难进行艺术创作”。所以中学时期，傅中望徜徉在各种辞典里，“哲学的，文学的，美学的，艺术的……这样的阅读很实际，让我知道了文学艺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了它包含的绘画、舞蹈、戏曲等等种类都有哪些各自的特色”。恢复高考后，傅中望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书又成了一种新的体验”，那时他读得最多的是大师传记，以及中国传统的、西方古典的、现代的等各类绘画、雕塑作品集。

　　相比书籍，展览的“阅读”效果则更加直观。“小时候我家就住在武汉博物馆后面，每天我都跑去看展览。后来在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也帮我很好地了解了楚文化，了解了楚国漆器艺术”。傅中望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美展自己几乎都领略过，国际上大大小小的展览也看过许多，“我的阅读方式是视觉化、形象化的，从大师作品的色彩与光影中去领略艺术的创造与智慧”。

　　“读懂生活，创造自己的‘语言’”

　　“随着年龄的增长，梦想也一直在变”。小学时，傅中望崇尚的是技术，“对工厂技术员特别崇拜”；后来爱上看电影，武汉市所有电影院，他每个星期都要跑到，“那时的电影海报都是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创作的，我就在想，要是我也能去电影院画广告画多好啊，还能蹭电影看”。上了大学，随着人生阅历与艺术认知的增长，“当艺术家成了我的理想”。

　　而从早期的“具象”到后来的“抽象”，在艺术之路上，傅中望也一直追寻着改变与超越。上世纪80年代，他创作了一组“榫卯结构”作品，在他的这一“原创性语言”中，对传统进行大胆反思，却又契合经典文化价值，一举震惊雕塑界，也奠定了他在雕塑界大佬的地位。

　　之后近30年，傅中望又打破了传统雕塑对材料的界定，推出了“异质同构”、“轴线”等系列作品，他一直在努力寻找恰当的形式和材料，准确地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的思考。“雕塑家是视觉创造工作者，绘画是语言，雕塑也是语言，他们用着自己的语言与这个世界进行着沟通。想要与艺术史对话，就要造自己的语言方式”。

　　而创造自己语言方式的前提，傅中望说是“读懂生活”，“以前说体验生活，就是去农村去工厂，去最艰苦的地方，这是狭隘的。就好比今天，我们坐在这间咖啡馆里聊天，就是一种生活。只有读懂生活，才能用个人的表达方式，转换成一种画面，或者一个雕塑”。

　　傅中望为本报读书会寄语：阅读人生，雕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