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9日，在罗湖华侨旅行社一个简陋的平房里，建国以后中国引进的首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宣告成立。南方日报资料图

　　

渣打银行柜台内，工作人员在展示存折。渣打深圳分行如今已成为渣打拓展中国华南业务的桥头堡。南都资料图

　　小平语录：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

　　———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

　　30余年间，深圳从30万人的渔村崛起成为1500万人的现代大都市。一栋栋高楼大厦，一座座工业厂房，金融、服务、繁忙的物流，让深圳的经济血液循环，成为鲜活的肌体在运转。这是中国节奏最快的城市。

　　自始至终，中央没有给深圳一分钱，在“改革”这个词汇响彻了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审视，经济血液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运行。它的引擎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深圳的存在，又是什么决定深圳的未来？是什么在支撑着深圳的繁华和庞大的外来人口流量？

　　循“钱”而踪，我们找到了外资（含港澳台投资，下同）。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和逐利性，注定它难与城市发展同步。在外资成为决定性因素的形势下，如何协调二者的节奏，成为城市最大的待解命题。至少，对此的清醒认知，是我们看清深圳未来的必要背景。

　　开放外资成为第一推动力深圳的成长没有花中央一分钱，靠市场带动，开拓出社会财富增长的可复制路径。这背后是生产率的提升和生产要素的充分调动。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而在内部，经济血液也几乎僵滞。深圳与对岸的香港收入相差百倍。由此导致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的逃港潮。这批曾经逃港的人，成为大陆第一波外资的来源。此前的1977年，劳动力价格差已催生了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雅宝皮塑。港人郑可明因发现深圳人工远比香港便宜，决定到深圳请工人做。他在靠近罗湖口岸的侨社租房加工，快进快出。

　　这些港资企业给内地带来了颠覆性变革。看单生产、流水线管理、第三方配送、市场化融资等方式，都给内地企业上了市场经济第一课。在多家外企待过的姜广明正是从“三来一补”的港资厂学到了最初的电脑技术和企业运营知识。在布吉公明织造集团，他第一次看到容纳几百人的厂房和高效的流水线运作模式，以及为提升管理而不断更新换代的电脑软硬件。公明织造首创了在所有店铺建立一个连线电脑提供市场信息的模式，也以此在香港和大陆开创了最早的服装品牌连锁店，最为人知的是佐丹奴。姜广明见证和参与了这一切，并在其中浸淫了管理和运营理念。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国策。特区成为利用外资的切入点。

　　改革开放，发乎于内的诉求只是开了一个头，此后是靠外力来给僵滞的肌体以活力。深圳民间观察人士金心异认为，深圳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对外开放，即吸引外资。在改革开放初、中期，基本上是对香港资本开放工业和基建投资的过程。这些先行启动的外资，推动了深圳初期的大规模工厂和基建热潮。

　　从深圳引进外资量上看，改革初始几年，呈几何级增长，1979年从无到有达1500万美元，1981年突破1亿美元，1986年时，达4.9亿美元。

　　但内地对外资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所有制问题始终敏感，国企的相形见绌则让一些人颇为担心；另一方面，开放初期体现更多的是大建工厂和钻营投机之风日盛。如国际金融专家汪康懋分析开放早期的“受骗”成分：港台很多皮包公司，口袋里没有资本却到处签约，然后用公司印章到国有银行贷款，赚政策优惠的好处。

　　骤然开放也导致乱象渐生。1982年初，沿海走私贩私等违法犯罪活动猖獗，中央开始打击严重走私贩私等违法犯罪活动。1988年前后，国内围绕外资是否扰乱了经济秩序、外资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是否被外资利用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随后开始了全国性治理整顿，中外合作项目投资下降逾两成多。

　　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对外发言人王川流当时在京和一些领导交流时，感觉到保守的认识占据上风。一位部级领导对他说，“你们深圳确实起到了窗口作用，但不能搬到内地来。一个屋子全都是窗，屋子还叫屋子吗？”

　　上世纪90年代初，姓社姓资是大问题；对外资的界定，是原则性问题。1992年初，争论正甚时，南巡中的邓小平与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乘车在深圳市区缓缓穿行，车窗外是十年间造就的繁华新城。邓小平谈起了外资：“深圳……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这段给外资定性的话，在当时的争论背景下说出来，邓小平显然思虑良久。他眼见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担心深圳慢下来。此前平地造城的典型———大庆是靠资源造就，但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深圳的成长没有花中央一分钱，靠市场带动，开拓出社会财富增长的可复制路径。这背后是生产率的提升和生产要素的充分调动。

　　邓小平屡屡提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放到现实中，外资成为第一推动力。对深圳来说，它是造就这座城市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延续城市辉煌的希望所在。

　　曾为邓小平做过翻译的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分析：邓小平当时走的是一步“险棋”：他非常明确，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只是对中国经济和整体实力的补充。他认为，这步险棋只有中国敢走，因为中国有强势政府和巨大的市场，而其他国家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则容易导致整个经济被西方资本控制。这种解读见仁见智，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等人则认为开放市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强势政府更多体现为阻力。

　　今天来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格局的确立，成为深圳的立身之本。外资和外需两头拉动，深圳则创造适宜企业生存、成长的环境。虽然过程中充满了内外博弈，这条主线未曾改变。

　　“外资就是深圳的生命线”深圳当时试图着眼于“有质量”的增长，但外资下滑给了深圳一个“下马威”，G D P的硬指标下，没有哪个政府敢看轻外资，深圳甚至更依赖于此。

　　小平南巡定下基调，外资反应最快。1992年年初，李嘉诚从北京飞赴汕头，又急转深圳。5月1日，宣布成立第一家在内地注册的联营公司———深圳长和实业有限公司。

　　1993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额比上年急增100%，突破14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值跃居国内大中城市第一位。

　　IB M驻中国总代表曾对王川流谈及大力投资深圳的原因：第一，特区是全国市场观念和市场架构最完善的地区；第二，深圳有非常好的企业群和完整的产业链，进出口方便；第三，深圳是移民城市，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到1994年，全球最大的30家跨国公司投资深圳。

　　1996年，30岁的爱尔兰人林凯西（LiamCasey）带2万美元来到深圳，创立PCH公司。由于敏锐捕捉到了欧美大企业对电子消费产品的庞大需求和前景，他迅速在珠三角已成熟的电子产业集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今凯西在深圳、东莞、天津均开有分公司，聚拢了上千名“聪明的员工”，给世界各大电子消费品巨头供应着“m ade inChina”的产品。2009年-2010年，PCH销售收入从1.5亿美元增长到4.1亿美元。林凯西选择深圳的理由与IBM总代表无异，但最看重的还是一个“快”字。以深圳为圆心的制造产业链，将一个新产品的交付期缩到最短，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与之匹敌。

　　到2011年，已有180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在深投资，无数个林凯西遍布深圳。

　　深圳史志办的王硕统计，邓小平谈到深圳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时，情况正快速发生变化。1992年10月，深圳外企已占企业总数的1/3以上，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3.到1994年，深圳累计投向内地的资金已经超过建特区15年来内地投入深圳的资金总量。资金净流入全有赖外资。

　　一次明显的冲击发生在2004年。从统计数据看，深圳外商直接投资猛然下滑35%，至23.5亿美元，但官方口径为增长10.3%，政府解释为统计口径有变。但横向对比，同期苏州外商直接投资猛增四成，达90.5亿美元。实际上当时广东优势已渐失。1983—2003年间，广东全省利用外资额占全国的比重，由69.4%下降至18%，同期江苏、山东大幅提升。

　　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2004年7月一番话中，可以体会到政府压力之大。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之于深圳究竟价值几何？这次讲话也可视作深圳政府对此的真实表白。

　　“外商投资关系到深圳发展的大局！没有外资的大量进入，就没有今日的深圳！”“从当前来看，外资就是生死存亡！就是生命线！如果引进外资出了问题，深圳经济的天就会塌下来！”随后李鸿忠脱口而出一串数据：“2003年外资经济对全市G D P的贡献达45%、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4%、进出口总额的63%、出口的64.12%、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5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84%、工商税收的28%，有42%的就业人口与外资经济有关。”

　　把数据剥到内核，赤裸呈现在眼前，很多人深为震撼。

　　实际上小平南巡以后，全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呈现“拼抢”外资的局面，地方政府各出奇招招商引资。深圳当时试图着眼于“有质量”的增长，但外资下滑给了深圳一个“下马威”，G D P的硬指标下，没有哪个政府敢看轻外资，深圳甚至更依赖于此。《国际商报》当时评价：“在这个外向型经济依赖度最高的中国沿海城市里，外资在相当意义上已经左右了这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小平南巡之后的二十年，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如鱼得水、高歌猛进的二十年。说“畅游”，一点也不过分。这里有庞大的市场、优惠的政策，进入初期没有强劲对手。对中国而言，以外资促出口，以市场换技术，带动庞大就业，推动经济繁荣和G D P账单高增长，看上去是一场双方共赢的游戏。

　　截至2007年末，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进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

　　如何不再由外资决定命运？今后深圳吸引外资重点，将会放在互联网软件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金融、文化创意产业、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电子信息、航天航空、数字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

　　深圳离不开外资。另一个问题则是，外资会否一直钟情深圳？这涉及到两个后续命题：外资给深圳留下了什么？以及深圳如何自我升级，不再由外资决定命运？

　　现时，除了带动投资、就业和出口，外资对国内技术传承上有多大优势，多有争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研究员王晓坤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外企坐拥先进技术和优惠政策，利用专利、商标和市场垄断力量，设置进入壁垒，某种程度上挤出了当地的创新和投资。同时，因为发达国家技术封锁，吸引高质量外资难度不断加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占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贾根良对外资进行了大量反思。贾根良分析，美国当初的“升级”是在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完成的，其内部巨大的市场使规模优势凸显；但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现状是：市场丢了，技术还没得到。

　　外资某种程度上成为资产泡沫之源。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约1万亿美元，到2011年末已达到了3.4万亿美元。3年间，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增发就达近1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FD I、外企顺差和热钱流入是主因。但经济形势走坏时，跨国公司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财产抵押、担保和内部再贷款等措施往往能轻松抽回投资，导致资金回流，使东道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如今的资产泡沫，人们感觉得到，又恰逢全球金融危机动荡起伏，通胀周期各国政府的合力推涨已演变为现今的互相博弈。地方政府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结构健康，在当前形势下左右为难。

　　去年下半年以来，新一轮金融危机的缓慢演进已经逐渐体现在深圳的外资外贸数据上。2011年全年实际利用外资额有7%的增长，但最后两月开始大幅下滑。到今年1月，我国外贸整体开始负增长，蝉联进出口“19连冠”的深圳市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9%，其中出口同比下降11.7%.寒冬已然来到。

　　不利因素还不止于此。

　　深圳总人口从1978年的30万人增至如今的1500万人，逾800万低端劳动力占据大半，外资走向决定着他们的去留。在理光公司工作了近十年的高级技工王师傅正打算回湖南老家。“工资待遇还可以，但行业前景在衰退。深圳的压力太大，我周边很多朋友、同事都在考虑回家做点事。”他说。

　　四川金堂县正挂起“返乡工作，照顾家人”的横幅。该县有1/3人口就职于广东的工厂。但现在，县城的主要街道旁，乡镇的墙和路灯杆上都贴满了招聘广告，其中有成都附近的富士康。实际上内地的工资也在不断上涨。富士康除了在成都设厂，在巴西等地也开设了新厂。由于外资投资中国大部分是可替代产业，外迁不难。越南已经承接了相当一部分中国转移产业。

　　深圳面临的内外形势复杂而窘迫。既往优势在弱化，国内竞争在加强，规划多年的产业升级路还未走完，又迎来外部金融动荡。资本属性决定了外资寻找的是利润最大化。深圳则寄望于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带动产业升级。矛盾之处在于，此过程中，“低端制造业”不能走得太快，否则将是城市不能承受之重。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深圳没有停止过“转型升级”的努力。其要点在于核心技术的提升和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1999年举办的高交会等大手笔，则为深圳赢得了先行一步的空间。努力的结果是深圳在全国走在创新的前列，深圳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长时间遥遥领先于其它城市。2011年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南京、杭州和广州的总和，但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产业链中仍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

　　到本世纪初，深圳的“四个难以为继”已明显，尤其紧迫的是土地空间。后续的思路是以有限的土地创造最大产出。深圳市市长许勤曾以腾讯举例，称赞它在不到1万平方米的面积上创造出近200亿元的营收，这种“占地少、智力密集型”的企业正是深圳所需。深圳给“十二五”设定的目标是，在生物、新能源、互联网、文化创意、新材料和信息技术等六大战略新兴产业抢占制高点。

　　而大族激光董事长高云峰则认为深圳最大成功之处在于市场化，“赛马不相马”，应该营造万马奔腾局面，使优秀企业浮出水面。

　　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对外发言人王川流认为，朝阳产业是转型之一种。另外一种模式是从原产业链中由低端走到上游，提升行业话语权和利润空间，如服装、钟表、家具、首饰等等，深圳在全国已有影响，正引领潮流，“把他们撵走太可惜。”他说，深圳的自行车产业就是在完整产业链基础上被挤出深圳，而现在很多电脑企业已沦为低端产业。

　　原IBM中国区总代表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对王川流预计，深圳的产业升级至少要20—25年。到今天，王川流认为在大多数领域国内技术仍然落后。用20年追赶别人200年积累起来的技术，要从现实出发，循序渐进。

　　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郭小慧介绍，今后深圳吸引外资重点，将会放在互联网软件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金融、文化创意产业、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电子信息、航天航空、数字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研究员王晓坤建议，利用外资增加就业同时，应设法增加本国私人投资；对一些涉及垄断性行业应以法规适当限制；对于技术提升，不能奢望外企，真正应做的是我国从基础到应用科学，把研发投入到真正技术环节，注重实在进展，才能换来真正的产业升级。

　　对中国当下而言，审视自身，长远谋划，放下眼前得失，合理布局产业、技术，让资源合理配置，是更切实之举。

　　？大事记

　　1977年

　　劳动力价格差催生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雅宝皮塑。

　　1979年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87年

　　深圳市全面实施建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1989年

　　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

　　1992年

　　1月，邓小平南巡，发表谈话，肯定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作用。

　　1993年

　　深圳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增长100%，外贸出口总值跃居国内大中城市第一，并持续至今。

　　1997年

　　颁布实施《关于对在深外资投资企业和在深外籍人员逐步实行国民待遇的通知》。

　　2004年

　　外资流入放缓，深圳市政府感受到外资下滑危及“生命线”。

　　2008年

　　新《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此前，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率为25%左右，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率为15%左右）。

　　2012年

　　1月，深圳市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9%，其中出口同比下降11.7%.

　　■南都视点

　　天要下雨 把娘留下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作为一个典型的经济外向型城市，深圳总是能最先感知外界冷暖。

　　到2011年，深圳外贸出口已连续十九年稳居全国大中型城市之首，外商在深圳投资企业达4万多家。外商投资和外贸出口对深圳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资金天生的逐利性，并不能保证它做一个“终身不改嫁”的节妇。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也不能让深圳安心地“寄托终身”。一旦国际形势风吹草动，出口锐减，资金外流，深圳会不会因此而瘫痪？

　　如果假设成立，这一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目前情势显然还不至于此，深圳仍有时间未雨绸缪。一方面，经过三十余年市场摸爬滚打，深圳从最初单纯地依靠低端的加工贸易拉动出口，到如今，已经孕育一批本土高科技企业，包括华为、中兴、比亚迪、大族激光、迈瑞、金蝶等，一旦外资抽离，这些本土企业足以支撑深圳经济不至“突然死亡”。另一方面，天要下雨，深圳无能为力；但是，深圳自身优势仍在，毗邻香港，内靠腹地，深圳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上下游产业配套等，都将是外商投资中国市场的“天然良港”。截至去年，已有180家世界五百强企业落户深圳，就是例证。

　　话虽如此，危机如同蛰伏的病菌，伺机而出。深圳现在要做的是，居安思危，建一个温暖的家，天要下雨，也要把娘留下。

　　南都记者普德法点评

　　专题策划：李文凯 陈文定 刘岸然 普德法亚牛

　　统筹：南都记者普德法梁健中张哲

　　采写：南都记者 杨涛 田恬 实习生吴冰曹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