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新京报：这两天，很多代表和委员都在讨论改革，有人认为改革停滞，有人认为改革回流，对此，你怎么看？

　　迟福林：确切地说，改革是到了一个困难阶段。现在最关键的是，对当前改革的突出矛盾作出判断，我认为突出矛盾就是利益关系失衡，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的利益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关系，以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等等。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70次“改革”，如果做个排序，应该先推进哪些改革？

　　迟福林：首先应该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是百姓最关注的，影响社会公平。然后是财税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战略调整，拿出一部分国有资本投资公益事业，做公益性国有企业；然后是社会组织改革，让各类社会组织代表所在群体，表达利益诉求；最后是行政体制改革，这是关键点和突破口。

　　财产公开要从官员做起

　　新京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对于整体改革会起到哪些作用？

　　迟福林：世行报告的数据，可以参考，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60%社会总体个人财富；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41.4%社会总体个人财富。这表明，收入差距在拉大，蛋糕怎么分，已经影响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

　　怎么解决？财产公开是基本制度也是基础制度。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越公开、收入透明度越高的地方，越稳定。而财产公开，势必涉及财税体制改革，按财产征税；同时涉及政府改革，因为财产公开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所以要先从官员做起，这样腐败也不再是问题。

　　新京报：早在五六年前，就有代表建议“官员财产公示”。但目前，也只是走到了官员财产申报这一步？

　　迟福林：财产公开需要一个过程，但不是技术问题，立法更不是难点，而是决心问题。解决利益失衡这个改革突出矛盾，也就是说巨大利益关系的调整，肯定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阻力。因此，改革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需要建立一个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等各种利益关系之外的改革协调机构，比如改革之初的体改委，国务院总理亲自任体改委主任，这样改革才能冲破压力和阻力。

　　行政体制改革是突破口

　　新京报：从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制改革算起，行政体制改革也推进了十几年。很多问题一旦涉及行政体制改革，难免陷入僵局。

　　迟福林：行政体制改革关联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改革，是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大部制改革形式上有进步，但没有达到改革的目的——行政三分制，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分离。比如铁道部，既是一个政府组成部门，又是经营部门，同时还要对铁路安全监管负责。不过，深圳等地已经开始行政三分制试点，虽然起步艰难，但还是看到了希望。

　　新京报：还需要多少时间能渡过目前的改革困难阶段？

　　迟福林：只有十几年时间，改革必须在这十几年之内，有所突破，形成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行体系。否则，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同时还要面对外部挤压。但回顾改革30年，从计划经济体制一路走过来，我们这些亲历整个过程的人，深知其中的艰难，所以，对于未来有信心。

　　首先要明确国企到底是干什么的，国企应该从一般竞争领域当中退出，主要集中于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国有企业的投资应该有明确的界定。但现实是，很多地王都是国有企业干的，与民争利。

　　本报记者 王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