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丫跑两会(微博)

　　近年来农民工这个群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方面他们拥有超过2.5亿人口的庞大数量，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他们也理应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在经过多年的讨薪、涨薪的呼声之后，我们欣慰地看到农民工的收入情况在一步步改善，今年两会代表委员更多地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

　　(一)农民工劳务派遣问题

　　在江苏代表团的驻地，我们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5311厂机械光学加工车间车工班班长程军荣。他告诉我们，江苏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大量农民工，所以今年，江苏团来自基层的代表们所关注的民生问题无一例外和农民工有关，而他本人关注的是农民工的劳务派遣问题。

　　程军荣说：“在劳动关系这一块，现实当中的市场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招人不用人，用人不招人。一大部分的农民工群体被卷入了劳务派遣，他们原来只是比较劣势的一个地位，因为现在劳务派遣单位这样的关系现状，导致了他们被强制性转为劳务派遣工以后，他们的权益就更加处于劣势地位。”

　　程军荣所提的劳务派遣，又称劳动力租赁，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或缺的就业形态，是实现扩大就业、灵活就业的重要途径，但同时也带来了就业稳定性差、待遇不公平、劳动者权益缺乏保护的弊端。程军荣告诉我们，这两年来，他收到众多农民工的来信来电，其中很多人反映的问题都源于劳务派遣。他说：“本应该享受的劳动权益，包括在生产作用当中发生的一些劳动纠纷，包括医疗事故等等，工伤事故等等，他们的权益由谁来保障？那么在现实当中，就会有一种责任推诿的现象。”

　　在去年两会江苏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作为农民工代表的程军荣也曾和胡锦涛书记当面交流。程军荣说，胡锦涛总书记在回答他的问题时就明确提出，国家要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子女上学以及保障性住房方面，充分考虑农民工进城的需要，注重从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因此他希望国家尽快完善法规，制定实施细则，对劳务派遣的准入岗位、期限、比例、薪酬等问题给出法律规定，拿出既充分发挥劳务派遣积极作用，又能避免用人单位规避法定职责，侵犯农民工权益的实施细则。

　　程军荣表示，按照劳务派遣法律条文约束，它实际上，劳务派遣工被定位在叫临时性、辅助性、可替代这个工作方面上，实际在社会上，这部分群体实际上也逐渐被演化成一些长久性的岗位、重要性的岗位，成为一些主力队伍，所以说它这个队伍跟法律的条文约束是相违背的。

　　从“农民工”到“新市民”，改变的不仅仅是称谓，更是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接纳与融合。如何让外来务工人员踏实地在工作所在地“生”根，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委员也纷纷建言献策。人大代表、营口港务集团(微博)有限公司总裁高宝玉表示，国家应该重视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转移问题，比如在养老保险的过程中，能不能让农民工的个人账户尽量地减少，让所在的行业尽量的增加，这样他们老有所养的问题才能够解决。人大代表、陕西荣民集团董事长史贵禄说：“农民工的进城落户，国家要有一定的政策，医疗保险、养老统筹、住房、子女上学等等要有一个保障。”对此，政协委员、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为表示，要利用信息技术，使得每一个市民，特别是针对新移民，像农民工这样的群体，能够更快地融入到社会当中，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能够使他们很快地成为城市的一员。

　　来自人保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突破两千元大关，达到2049元，同比增幅达21.2%这个成果令人欣慰，但我们了解到，仅仅涨薪并不能解决农民工进城的现实需求。医疗、保障、子女教育问题一个个地摆在他们眼前。

　　(二)建筑工人 蒲强远

　　在北京地铁九号线的施工工地，记者见到了来自四川广元苍溪县的农民工蒲强远，今年48岁的老蒲主要负责挂网喷浆。每天，他都要拿着沉重的铁制挂网，下到地下25米深处工作。在下了将近一百级楼梯之后，老蒲终于来到了自己的工作场所，这是一个面积在二十平米左右的格子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后，老蒲要在这里把从地面输送下来的混凝土打到墙上，从而起到在地铁施工中避免土层脱落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里，老蒲每天要工作9个小时，时间一长，喷到墙上的混凝土碎块很容易反弹到老蒲的头上和脸上，但这还不是最让他头疼的事情。虽然工作很辛苦，但老蒲并没有太多抱怨。因为在过去几年间，他的收入提高了不少。

　　过去几年，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改善农民工工作环境、提高农民工工资，目前全国已有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增长幅度平均为24%。作为农民工大军的一员，老蒲的工资也从每月2000元上涨到了现在的每月4000元。每天晚上六点下班之后，老蒲首先会回到员工宿舍。以前，老蒲打工时都是住在这里，但随着收入的提高，他也开始舍得在外租房了。在宿舍，老蒲会把弄脏了的工服脱下来，换上自己带来的干净衣服。走出工地，老蒲需要坐上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回到自己租的房子。晚点八点半，在外做家政服务的妻子也下班回家了，两人开始一起做饭，蒸上一锅米饭，炒上两个菜，每天还会吃点老家带来的腊肉，老蒲和妻子很享受这样的二人世界。

　　然而对于未来，老蒲的心里始终还有着一些顾虑。首先，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身体，由于长期在地下几十米深处干活，老蒲得了风湿病，胳膊经常酸痛无力，每次一提起这件事，夫妻俩就犯愁。除了担心看病太贵之外，老蒲夫妇还比较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老蒲在工地干活，妻子在家政公司做小时工，两人加起来每月收入有7000多元，但由于都是短工，两人都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保险，夫妻俩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今年18岁、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身上。但是一想到儿子考上研究生之后要交的学费，以及将来结婚需要的一大笔开销，夫妻俩的心情就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也正是因为如此，两人最为迫切的愿望是希望政府能够把物价降下来，好节约下来更多的钱给儿子。

　　在城市里，像老蒲这样的农民工还有很多，他们有的在做保安，有的在做小摊贩，有的在做理发师，有的在做厨师，不管哪一个工种，他们都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养家糊口，也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比上年增长21.2%，相对于前些年，农民工的收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为物价上涨过快、儿女教育和自己的医疗、养老问题担忧，我们衷心地希望，农民工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也能真正地享受到完善的社会保障，使得他们在为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奉献的同时，不再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蒲强远两口子一个月的收入有7000多元，即使是在北京，这也算不上低收入了。蒲强远承认自己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是自己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障，将来干不动体力活了，就没什么收入了，如果再加上儿子上学成家的费用，他们还是感到捉襟见肘。

　　(三)人大代表 朱雪芹

　　这几年农民工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在医疗养老保险、在了女上学、在城市融入感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人大代表朱雪芹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朱雪芹，今年35岁，2008年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当年参会的2987名全国人大代表中，作为全国仅有的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朱雪芹成为中外各大媒体追逐的焦点。

　　今年2月底，记者在上海见到朱雪芹的时候，她正在华日服装有限公司的展厅里，向工作人员了解当天的销售情况。1995年初，朱雪芹还只是这家公司的一名缝纫工，17年过去了，如今的她已经成为公司的工会主席和团支部书记。然而，这只是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每周，朱雪芹都要抽出两个下午的时间，到另外一个特殊的办公地点工作。除了工作室自身之外，朱雪芹还专门在工会的帮助下设立了咨询柜台。当天下午两点，就有一位农民工来到朱雪芹工作室进行咨询。

　　这位农民工老徐是一名保安，在一家物业公司工作六年之后，公司突然要他跟另外一家公司签合同，老徐没有同意，并针对公司的这种违约行为提出了赔偿要求。经过和工作人员的反复讨论，并查阅相关法律法规之后，朱雪芹认为老徐提出的赔偿要求是合法的，并决定跟老徐一道，去公司了解情况，争取和解。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朱雪芹两人来到了老徐曾经工作过的小区。谈话的结果是不欢而散。对于这种局面，经常帮助农民工维权的朱雪芹早己习以为常。

　　朱雪芹说：“基本上想见他们领导都是这样子的。”与物业公司协商这条路走不通，朱雪芹下一步只好考虑使用法律武器帮助老徐。其实，为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家政策正在逐年完善。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在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合理确定和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2008年，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务院又采取多项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201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雪芹高兴地发现，工作室每年受理的案子在逐年下降。

　　2月底，朱雪芹马上就要前往北京参加两会了，在走之前，她还不忘把各行各业的农民工代表聚在一起，了解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情况，征集问题、形成建议。在场的农民工有的是环卫工人，有的是小摊贩，有的是企业工人，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纷纷说出自己的难题或困惑，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朱雪芹带到北京去。

　　半小时观察：

　　2.4亿农民工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贡献，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通过怎样的办法和手段，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和城市居民一样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已经在昨天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这一草案规定，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而在较早前，民政部也出台了《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经过民主程序担任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小组长等职务，意见还要求凡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都应听取农民工或农民工代表的意见。

　　对于农民工而言，最稀缺的资源是权利；要真正改善他们的境遇，维护他们的利益，最有效的途径是赋予他们应有参与选举和治理的权力。他们的身份也不再是消极无为的被治理者，而是城市社会的政治主体和权利主体，只有这样，才可以培育他们对于城市的归属感，对于城市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