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记者 刘进 欧雅琴

　　■题记

　　我们互不信任，并不是因为我们都有武装；我们都有武装，是因为我们互不信任。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不少网友还记得5年前的一张照片：医生护士身穿白大褂，头戴钢盔，在上班。这张照片不但使深圳市龙岗区山厦医院一夜成名，更引发一场关于医患关系的讨论。

　　当然，讨论最后不了了之。

　　近日，东莞市政府出台文件，要求“医院保卫室可适当配备短棍、长棍(可制成鱼叉状)、催泪喷雾剂等带有攻击性的装备以及防刺背心等，以供危急情况下使用”。

　　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院，要配备“攻击性”装备？这中间的对比实在过于强烈，该文件理所当然地引起争议。

　　与网友几乎“一边倒”的反对与质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莞市卫生局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赞成和支持”。在医疗系统内部，该文件也获得了大量认同。

　　从戴钢盔上班的“被动防御”，到医院配备“攻击性装备”，这个由防御向进攻的变化，凸显了政府、医疗机构乃至公众对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无奈。

　　在要求医院配备“攻击性装备”的同时，东莞市卫生局的另一番努力，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那就是，该局面对医疗纠纷数量持续上升的局面，即将启动全面调研，努力推动尽快成立第三方的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一文一武，一治标，一治本。显然，东莞市及该市卫生部门面对医患关系紧张，还是准备有所作为的。上述两个步骤，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看作改善医患关系、重构医患信任的一种努力。

　　这种尝试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其结果又会如何？

　　手无寸铁的医生，怎样面对歹徒的砍刀？

　　医院配备“攻击性装备”，一则保护其他患者来医院就诊的安全，同时也可以给医生一个安全工作环境，对那些有意扰乱医院秩序的人，也能起到威慑作用。

　　上述“医院可配备攻击性装备”的文件，是东莞市政府在今年2月出台的，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医疗机构安全保卫工作的实施意见》。

　　该文件还允许医院自设警务室，由辖区派出所派驻民警协助调处医患矛盾纠纷。

　　实际上，东莞已经有23家医院设立了警务室。

　　东莞市卫生主管部门在最近一次公开采访中，对上述措施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市卫生局副局长林卫平说，出台这一文件的背景，是去年“8·16”长安医院事件。

　　去年8月16日下午，因面部痉挛到长安医院就诊的犯罪嫌疑人卢某，因病情未见好转对医生怀恨在心，将接诊医生刘志霖砍伤致死，另一医生尹某出面制止时，也被其砍至重伤。

　　林卫平说，从这件事看，有必要对保证医院的正常秩序采取一些措施。

　　他认为，医院配备“攻击性装备”，一则保护其他患者来医院就诊的安全，同时也可以给医生一个安全工作环境，对那些有意扰乱医院秩序的人，也能起到威慑作用。

　　他说：“医院也是一个公共场所，所以，它的安保配备和工厂、商场的要求是一样的。”

　　市卫生局医政科负责人周子权这样描述当前的医院秩序：处理医疗纠纷主要有三条合法途径，分别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卫生行政机关调解和人民法院诉讼。

　　但是，不少“医闹”多表现为设置灵台、组织人打砸医院设施，甚至人身伤害。

　　他说：“如果要保证正常的医疗秩序，这些措施都是应该的。”

　　面对质疑，市卫生局另一负责人说，要求医院配备这些装备，并不是为了对付患者，而是为了对付不法分子。

　　虽然没有人相信医院的装备是为了对付患者，但东莞市政府的上述文件，仍然引发较大争议。

　　争议何来？

　　社会反应“一边倒”：反对！

　　有网友认为，钢叉、催泪剂等攻击性装备所散发出的“火药味”只会让医闹升级，采用武力不仅不能纾解医患矛盾，反而会让医患关系剑拔弩张。

　　在网络上，民众对“进攻性装备”的反应几乎是“一边倒”的。

　　网友“周靖国”写道，医患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医院，就在于医生，难道东莞卫生局丝毫不知？不从源头上治理，而是想着法子“对付不法分子”，对付被误诊、误治的患者，可见东莞卫生局的治院方略是多么短视。

　　网友“倪明”认为，在医院闹事，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无理取闹，跟碰瓷是一个性质，是为了不应得的利益而闹；另一种情况，是“有理取闹”。一般是在就医过程中遭遇了种种不公对待，自身利益严重受损时而闹。“有理取闹”同时涉及到医患双方，源于医者的过错。不管是哪种“医闹”，都不应提倡，其应对措施也不应当是钢叉和催泪弹。凭借这些东西，也不可能根除“医闹”。

　　有网友调侃说：“建议东莞市民在看病的时候，都带着防毒面具，免得被催泪喷雾器伤了。医院那个‘鱼叉状’的凶器如何防备，暂时没有想到好的方法，东莞市民自己好好保重吧。”

　　网友“qqaa”说，目前的医疗纠纷中有1/6的比例属于无理医闹。言外之意，有5/6的医疗纠纷当属患者合理诉求。医疗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出现医疗纠纷在所难免，不能单纯地依靠武力压制患者的诉求。

　　这位网友认为，即使医院正常的就医秩序和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医闹”的威胁，医院也完全可以诉诸法律，而不是与患者武力相向。钢叉、催泪剂等攻击性装备所散发出的“火药味”只会让医闹升级，采用武力不仅不能纾解医患矛盾，反而会让医患关系剑拔弩张。

　　业内反应“一边倒”：医务人员安全缺乏保障

　　医疗机构认为，如果就医秩序和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像网友所说，诉诸法律当然很好，但“武力相向”有时确有必要。“进攻性装备”虽情非得已，但有现实必要性。

　　但是，在医院看来，网友的质疑大多没说到点子上。首先，医院从来就没有“与患者武力相向”的想法，医院只是想在紧急时刻自保而已。

　　另外，如果就医秩序和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像网友所说，诉诸法律当然很好，但“武力相向”有时确有必要。“进攻性装备”虽情非得已，但有现实必要性。

　　医学管理专家陆明(化名)说，在医疗行业这么多年，他感觉东莞的医疗秩序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的。成立警务室，保卫人员可以手持鱼叉状的长棍，甚至配备防刺背心——虽然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但在“本”得到根治之前，“标”难道就不治了？

　　“何况，”他说，“医院是公共场所，不仅是医生，还有其他患者，医院需要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

　　东华医院院长李镜波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卫生系统也不想出台这样的措施，但医院是个小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群。为维护医务人员安全，这种措施是可以考虑的。

　　他说，临床一线出现了医疗纠纷后，如果事件升级，大部分病人也会没有安全感，这对病人和医务人员的心理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李镜波说，目前东莞的“医闹”事件，多有不良人员或是社会势力参与，目的是向医院索取较大数额赔偿来牟利。“如果没有第三方势力，医疗纠纷经过协调多数是可以解决的”。

　　他透露，也有一些医务人员觉得，这一措施，恰恰说明医院没有安全感，医务人员的安全没有保障。

　　医患关系紧张，已导致行业性焦虑

　　一方面，医务人员自认是弱者。另一方面，患者更被认为是弱者。双方都是弱者，怎么就如此形同水火了呢？

　　“8·16”长安医院事件，对看客来说，只是个新闻，但对东莞市的医务工作者来说，却是个发生在身边的、刻骨铭心的事件。事件对医护人员造成的巨大心理冲击，至今没有平息。

　　记者接触过不少医院工作人员。每当提及长安医院事件，他们都表现出担心和焦虑。

　　今年以来，陆明说接受东莞多个医院的邀请，为其医护人员做关于医患矛盾的讲座。

　　他说：“上周我在万江医院讲课。从4点开始，一直讲到6点半，讲完后很多人不愿走，一直提问题。”

　　医务人员存在很多困惑，希望得到解答。多数医务人员的疑问是：在患者不信任的情况下，在医患双方的信任没有制度保证时，如何进行正常的工作？

　　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首先是对技术的不信任。例如，我花3元钱买一瓶矿泉水，要求它没过保质期，要求它的成分没有问题，这些可以做到。但花3万元看病，能要求100%看好吗？

　　陆明说，医疗行业的未知因素太多，很多时候与患者的预期相左，就容易引起医疗纠纷。

　　当前，社会上对医务人员的刻板看法，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陆明说，多年来，医务人员给人的感觉就是收红包、拿回扣。这些现象可能客观存在，但并不是普遍现象。

　　有不愿具名的医务人员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在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下，社会对医疗行业及其从业者的认识已经扭曲。因此，在医患关系出现紧张甚至产生矛盾纠纷时，医生的地位实际上是很尴尬的，因为任何解释都可能被认为是借口。

　　他认为，从戴钢盔到配备攻击性装备，这些看似可笑的自救行为，反映了当前法律对于医生安全保障方面的空白。

　　一方面，医务人员自认是弱者。另一方面，患者更被认为是弱者。双方都是弱者，怎么就如此形同水火了呢？

　　这个问题暂时无解。

　　需要注意的是，职业“医闹”的独特作用。

　　在今年东莞“两会”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中，市卫生局局长蔡一平曾表达了对“医闹”的愤怒。

　　他说，从2008年至2010年，全市共发生了736起医疗纠纷，其中有103起医闹。可以说，每家医院都经受过医闹的“洗礼”。医院用在摆平“医闹”上的钱，平均每年超过1000万元。

　　蔡一平向政府建议：下决心打击参与“医闹”的社会势力。

　　一文一武两手抓，东莞的尝试

　　看得出，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医患纠纷时，东莞市确实有想法、有行动。赞成医院配备“攻击性装备”，只是基于极端化事件的一种应急考虑。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因为不信任，所以关系紧张；关系越紧张，愈难以信任。何况，还有人笃信这个“道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那么，纾解紧张的路子在哪里？

　　显然，戴钢盔的单方面“防御”是治标之策，配备“攻击性装备”也是治标之策。

　　在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疗机构内部，这两个治标之策，都显得有些可笑。但在笑过之后，又留下深深的无奈。

　　其实，东莞市还在探索更为“平和”的方法，或许能成为治本之策，其中包括加快设立医患纠纷第三方专业调解机构。

　　林卫平说，2009年，东莞市卫生部门就与有关部门共同调研，提出了成立东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建议。该中心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代表政府依法调处医患纠纷。

　　今年，东莞市政府也将“进一步完善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列入2012年市政府主要目标任务，卫生、司法、法制等部门会积极争取市编委、市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尽快设立行业性、专业性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作为第三方调解机构。

　　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说，“我们不希望这个调解机构设在卫生局下面。”

　　因为“在卫生部门调解时，很多患者和群众都质疑我们的公正性，觉得我们是管医院的，跟医院存在着‘父子’关系”。

　　看得出，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医患纠纷时，东莞市确实有想法、有行动。急于改变现状的卫生部门，从保护医生安全的角度出发，赞成医院配备“攻击性装备”，只是在这种死循环彻底破解之前，基于极端化事件的一种应急考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医患信任何以重建？

　　他说，当前，在医患信任关系重建以前，他所接触到的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呼声是：如果有利益诉求，还是通过法律等正常途径来表达。

　　可是，即便成立了第三方调解机构，医患关系紧张的痼结就能够解开吗？

　　第三方认定的公正性、权威性，又如何保障？

　　第三方调解的监督机制如何配套？

　　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医患互相不信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双方重建信任，路也很长。

　　陆明说，无论如何，医患双方都需要努力。“这就像夫妻，出现了问题，只调节一方面是没有用的，患者也需要努力”。

　　尽管从体制上来说，有的问题尚难以解决，但陆明认为，就医理念也需要改变，公众的健康消费观念需要加强。如果一个月入10万元的人，一次拿出50元来做保健，对健康也是有好处的，而不是一次看病100元就觉得贵。

　　他说，当前，在医患信任关系重建以前，他所接触到的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呼声是：如果有利益诉求，还是通过法律等正常途径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