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 吴鹏)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检副检察长柯汉民昨日透露，刘志军案件，现在还没有移交到检察机关。昨日下午，全国人大山西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柯汉民在发言时透露上述消息。

　　据媒体报道，国家监察部部长马馼在列席今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式时曾表示，刘志军案进入司法程序还需要一定时间。

　　今年1月6日，中纪委曾通报称，2011年全国共计484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因各类违纪行为被处分；77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刘志军等违纪违法案件，目前正在立案调查。

　　去年2月12日下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经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证实，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中央已任命盛光祖接任铁道部党组书记。

　　观点

　　1 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司法

　　“有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很严重。”全国人大代表、升华集团董事长夏士林的企业经常要与各地企业签合同，一旦出现纠纷，案件由哪个法院管辖已经成了很敏感的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双方签订合同，双方可以约定选择案件管辖法院。夏士林说，跟任何一个单位签合同，如果管辖权的问题谈不好，合同都签不了。

　　何达平代表用一个“离奇”的案例说明地方保护主义对案件的影响。A企业起诉B企业要求偿还欠款，但B企业表示不欠A企业的钱。何达平说，法院要求B企业证明不欠A企业的钱。最终法院认为B企业提供的证据不足，判决其偿还A企业欠款。“谁主张谁举证，这是基本原则。”何达平认为，这个判决是受到了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安也坦承，在基层两院办案中，有的时候依法独立正确行使还是会受到干扰的。

　　“行政不可干预司法独立，这应成为规矩。”全国人大代表蔡奇说。

　　2 司法机关应“去行政化”

　　“案多人少，骨干人才少，留不住人的现象比较严重。”徐安代表表示，在江苏，将近80%的检察官在基层，90%的案件在基层。检察官待遇受行政级别限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

　　他说，基层两院的“两长”一般最高就是副处级，一线的业务骨干能解决副科、正科就不错了，而工资是跟着行政级别走的。

　　按照检察官法，检察官有十二个级别。但是检察官的工资，并不与这个级别挂钩。徐安认为，现在行政化色彩很重，应该去行政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石泰峰说，不能把法院、检察院混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或者群众和社会团体组织。“现在带有行政化色彩”。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法制办原副主任张穹认为，基层法院目前存在被行政化问题，“现在的法官50多岁就半退了，拿着工资不干活。”而在司法界，50多岁正是办案经验最丰富的年龄，此时退休就是人才浪费。

　　对话

　　“地方领导过问与依法裁判不矛盾”

　　王秀红指出，要相信绝大多数法官会依法裁判

　　王秀红 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新京报(微博)：委员反映一些地方法院把“调撤率”作为重要指标，导致法官成了和事老，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王秀红：这应该是个别法院的做法或者某些地区的要求，最高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我们的要求是“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但调解必须分清事实，不能不分是非。如果哪个法院以此为条件，左右法官裁判，太偏颇，不合适。

　　新京报：委员反映一些法官受到的其他方面的干涉太多，比如来自财政支付单位——地方政府的干预。

　　王秀红：领导过问案件，这很正常，没有不合适。现在社会上有种风气，有官司就要找人，似乎已经成了潜规则。还是要相信法院、相信法官，绝大多数法官还是会依法裁判的，因为法律法规已经很明确，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有限。我们也要求法院、法官要注意统一，地方领导过问案件，跟依法裁判并不矛盾。

　　新京报：一些基层法院由于工作压力大、待遇不高，留不住人。如何化解？

　　王秀红：基层法院法官的流动，最高法很重视，要求加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关心法官的健康、生活、心理。在不影响任务的时候，采取休假制度等。但是基层法院的编制问题，社会压力问题，还是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本报记者 王姝

　　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应加强，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该抗诉就抗诉。在刑诉法修改中，应对最高法死刑复核有时限要求。死刑省里定了之后，报到最高法，有的半年、有的甚至两三年还复核不下去。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景富

　　小官员制造大腐败，是行政管理粗放的表现。我国建立的很多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制度，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却遭遇执行不力，而人情网、关系网等等又使得监督走过场、发现不了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

　　本报记者 宋识径 吴鹏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