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两会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热议焦点。如何让分配机制更加合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提法，税收将成为调节收入的重要工具。但是如何调整更加合理、让民众提高收入呢？很多代表委员建议重新制定个税起征点。以减税来增加收入，这也让个税起征点的讨论连续5年成为热点。

　　(一)各方代表委员聚焦“个税起征点”

　　政协委员、深圳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陈志列说：“我认为个税起征点必须调，原因就是工资再调。”

　　人大代表、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说：“提高起征点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其实也是一个条件之一。”

　　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议题与这一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几乎相伴而生。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如期召开。就在这个月，个税起征点从1600元提高到2000元。但这一政策调整很快便被认为不足。因为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月收入已经上升到1431元，与此相比，2000元的起征点仍显偏低。

　　2009年，多位代表委员建议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其中，人大代表、时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建议将起征点提高至3000元；2010年，又有一些代表、委员接棒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比如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他们均认为，起征点应提升至5000元；从2009年到2011年，人大代表、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几乎每一年都提出建议提高起征点到5000元。

　　人大代表、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说：“比如向我们的员工，现在基本上是拿到五千了，一旦他们拿到五千，他们交税时又让他们回到三千多元、四千元钱以内的收入，那么实际上，我们给他们增加这份收入并没有给他们能真正实现消费，所以国家有一些政策来拉动内需的话，我认为减免他们的个税，提高他们的起征点实际上就是对内需的一个拉动。”

　　2011年，社会对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吁也几乎达成共识，2011年6月30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最终提高到3500元，税率结构由9级调整为7级。

　　小丫：去年起征点最终确定为3500元，在这调整以后，纳税人数减少了多少？

　　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我们看到一个有关管理部门做的一个数据测算，在新的方案执行之后，原来工薪阶层要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也就是在所谓起征点要占28%左右，现在显著减少了7%，全中国现在在工薪这个概念上交个人所得税也就是两千多万人。”

　　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有效发挥了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不过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随着物价的上涨，目前的标准仍然偏低。今年，人大代表、TCL集团事长李东生继续发起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议案，提出要将个税起征点调整至5000元，此项议案征集到了其他34名代表的联署，已正式成案提交。

　　小丫：您认为这个个税起征点提高的这个空间还大吗？

　　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其实下一阶段，如果要创造条件再推进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应该是把个人所得社它的方案设计里面注入一个所谓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这样一个制度及这个制度框架解决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的一些收入，工薪收入合并计算来按照这个超额累进征收，这样再分配优化的力度就上来了。另外一个计算考虑我们应该积极地考虑，把家庭赡养系数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假定说你是一位年轻人，自己一个人拿着收入自己用，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另外我可能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一个月五千块钱，按一个办法征收显然就可能有不公平之处了。

　　小丫：您曾经说过这个个税的起征点不是越高越好。

　　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对，这个观念比较鲜明，如果把其他的因素都抛开只说个税起征点您越高越好，这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你要考察它里面的相关性。”

　　小丫：现在大家有一个普遍的反应，就是说个人的收入跑不过CPI，所以也有一部分的观点就认为这个个税的起征点它的高低应该和物价的高低来挂钩，您对这个怎么解读？

　　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如果能够优化个税的话，我认为以后应该考虑有一个常规的这样一个制度设计，每隔三年物价调整一次，如果觉得三年长了每隔两年行不行，也是可以讨论的。”

　　在贾康委员看来，个税起征点并不是越高越好，改革方向应是走向综合后的超额累进，优化再分配抽肥补瘦，考虑物价波动因素，按家庭赡养负担区别对待。但是更多的代表委员仍然期待通过自己的呼吁，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中低工薪收入者的税负，培育中等收入阶层。

　　政协委员、深圳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陈志列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说每年最低工资要上调13%，去年25个省市平均幅度是22%，我算的一下如果按这个幅度来的话，到十二五结束的时候，深圳的最低工资就已经是3500元了，所以必须调。我觉得要一步到位，八千合适。如果觉得说咱们还是分步来，稳中求进，我觉得至少5000元比较合适。”

　　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说：“作为北京，应该算是发展发达的地方，那么作为个税起征点3500元来讲，应该说比较低，那么它可以算是一个中低收入的一个群体，那么如果拿到我们所在地的河南郑州来讲，3500元又不算一个太低的水平，应该算中等，所以说我觉得单纯的提高起征点还能够足以说明问题，应该按照区域发展的不同水平来确定这个起征点，这个比较合理的。”

　　(二)外资企业部门经理 宋银平

　　随着物价升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明显加大。一些网友给城市白领一个新的定义，就是钱都花光，每月白领，就是白领钱的意思。尤其是在北广上这几个特大城市，白领的日子并不轻松。年轻的白领别说买房子，就是租房子也让生活变得非常疲惫。

　　面对不断上涨的CPI，不少人感到了生活的压力和艰辛，根据一项近3500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将近七成参调者认为，今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较大，挣钱如龟，花钱如兔，生活压力大。在参加调查的近4成人认为花费最多的是房租。在“今年您干什么花费最多”这项调查之中，有将近4成的参调者认为，房租是其今年花费最大的部分。

　　宋银平2005年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上海，目前在一家外资企业做部门经理。每天进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看国外客户的订单，然后打电话了解工厂的生产进度。他告诉记者，读书加工作总共是快到11年了，读书4年，然后工作快到7年了。这7年当中他曾经换过三份工作。从普通的质检员到业务助理，再到现在的部门经理，宋银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打拼，不仅职位有了提升，工资收入也比原来增长了许多。他说：“刚工作的时候，算上工资、补贴也就3500多元钱，还是不错的，因为第一份工作是质检，那么质检，在外地出差的话有补贴。后来随着这个做业务，以及被提拔，那么收入是有稳步的增长，大概到现在9000多元吧。”

　　伴随着工作的更换，宋银平先后搬了三次家。刚毕业的时候，他跟同学合租一个房间，每个月的房租只要600多元。之后随着工作的更换，宋银平找到了一个和房东合租的两居室，他租住其中一个小房间，每个月的房租是1300多元。他告诉记者，水电、卫生间、厨房间都是跟房东合用的，但是私密性各个方面不太好，因为生活习惯也不太一样，后来谈朋友又换工作，那么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独立的，换了一个一室户的。离开了和房东合租的两居室，宋银平搬到了现在租住的房子，这是一套一居室的老公房，房子只有30多个平米，一进门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再往里是一个大开间，吃饭睡觉都在这里。

　　现在租住的房子比较小，而且生活起居都在一起，朋友来做客的时候非常不方便，宋银平希望租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但是到附近的房屋中介打听价格之后，宋银平暂时就打消了换房的念头。他告诉记者，一房一厅的话，这边次新房差不多是在4500元到5500元，如果是那种老公房需要3000元到3500元。宋银平当初选择这里租房，一方面是考虑价格，另一方面就是距离单位比较近，从宋银平租住的小区走路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公交车站，而从公交车站到宋银平工作的写字楼只有两站地的距离。

　　宋银平说：“我选择了一个离公司，相对而言比较近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话，节省时间也节省交通成本，只要两站就坐到公司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可以走路回来，也顺便健健身。”平时宋银平很少在家里做饭，早晨他会在赶公交车的路上，买一个煎饼果子或者烙饼作为自己的早餐。中午的时候，他会和同事一起到楼下的面馆或者大排档解决午饭。他觉得跟刚工作的时候相比，吃饭的支出增加了不少。宋银平曾经想着等收入增加了，再加上平时节省一些，这样能够把买房子的首付攒出来，但是几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攒够买房子的首付。宋银平说：“因为一个月收入也就是9000多块钱，房租就2000多块钱，房租就快到30%，如果算上水电煤也就是30%，再加上其他的这个吃饭，公交这些，一个月算下来要5000多块钱，就是工资的一大半都已经没有了，如果是说哪怕是说按揭买房，其实基本上不现实的。”

　　(三)某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 阚双丽

　　面对高房价，每月收入将近万元的宋银平哀叹挣钱如龟，花钱如兔，攒钱的速度和房价上涨的速度实在是不成比例，眼看着首付都没有希望了。上海如此，北京又如何呢？什么样的工作算白领？收入多少算白领？这个答案可谓千差万别。阚双丽在北京CBD工作，是某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这样的工作符合很多人对白领的理解。阚双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某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阚双丽，早上不到7点钟，阚双丽就走出了租住的小区，距离小区门口不远就是一个公交车站，阚双丽要在这里赶上早高峰的公交车。她告诉记者，早晨定的闹铃是6点，但是我起床是在6点20左右，然后洗洗漱漱，大概是6点40了，然后收拾一下东西，差不多在6点50分或者7点准时出门。

　　阚双丽上车的地方紧挨着始发站，所以车上的人并不多，阚双丽比较幸运地坐上了座位。随着公交车一站一站地停靠，车上的乘客也越来越多。经过近半个小时的行程，阚双丽来到了她上班要换乘的第一个地方，玉泉营西站，在这里她要换乘特8路公交车。在玉泉营西没有等多长时间，阚双丽就赶上了一辆特8路公交车，这是一趟在北京市三环主路上行驶的双层公交车，车辆底层已经挤满了乘客，阚双丽只能上到公交车的上层，个子比较高的她只能低着头站在过道上。随着上班车流高峰的到来，北京的三环路开始拥堵起来。但是外面的拥堵并没有影响到车上的阚双丽，她仍然在摆弄着自己的手机。

　　阚双丽说：“有的时候能等到座位的时候，最好能眯一会，那是最幸运的。如果是再好一点的话，就从家里面带个苹果，在车上能啃一两口，是最爽的。”

　　经过一个小时十分钟的车程，阚双丽到达了第二个换乘车站，北京东三环的双井桥北站，在这里她还要再转乘107路公交车才能到单位。这个时候的公交车已经非常拥挤，如果不用力恐怕连车都上不了。

　　历经两个小时的时间，阚双丽终于到达了单位，在她看来这天所花费的时间已经算是比较短的时间了。她说：“每天早晨要坐将近两个小时的车，如果赶到刘家窑或者是国贸这边堵车的话，要将近两个小时半到三个小时，每天的长途跋涉，对于我来说很艰辛，尤其我是女孩子。”阚双丽是一家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助理，由于公司人员比较少，她还兼着公司的前台和行政工作。每天一上班，她就要把开会的各种资料准备好，并且还要做会议记录，时间空闲的时候还要做一些项目的商业计划书。

　　阚双丽说：“我觉得每天对于我来说，没有很多时间去关注别的，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路上，然后我一般在车上看微博、看新闻、或看书，或者下载一个电影看。大部分时间就是路上、工作、家，路上、工作、家。”2009年阚双丽大专毕业之后，就只身来到了北京，当时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收入只有1800元，为了节省开支，她和朋友合租了一个地下室，每个月的房租是400元。阚双丽说：“房子租了有半年多以后，就觉得腿有点疼，然后就很容易引起风湿，环境是乌压压的，每天一进地下室，那个空气不干净，很难受，老生病老感冒，所以就说换一个地上的房子。”

　　阚双丽第二次租房，是在距离北京城区比较远的一个平房，每个月的租金是600元，不过这个时候阚双丽的收入已经到了2500元。后来随着第三次更换工作，她搬到了现在租住的房子。她说：“这边是住了6户人家，然后这边的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是我们公用的，包括一些电器、煤气灶、冰箱都是我们公用的。我的房间，应该是刚刚好10平方米。”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被分隔成了6个房间，阚双丽和男朋友就住在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隔间里，每个月的房租是1200元。在这个小房间里，电视、书柜等用品都要小的多，不过阚双丽却非常满足。阚双丽说：“挺不错的，我觉得以这个条件跟很多北京打工的孩子来说，真的挺不容易的，他们住地下室，地下室环境又潮，1200元这个价格还算可以，而且我们带着阳光。”

　　阚双丽所说的阳光就是从这个阳台照进来的，不过这个能照进阳光的阳台却属于另外一户人家。再过几天阚双丽就要搬家了，她已经看好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她租其中一间大的卧室，租金是每月2400元。阚双丽说：“我们俩怎么都得拿出来1500元钱，就是3000元钱用来租房子，才能租一个两居室，而且是50平小的，然后觉得这个对我们俩来说压力挺大的，因为一旦租房子，要么就是一直住，就没有办法再去剩余的钱去买房子之类的。”

　　(四)年轻白领的居住压力

　　阚双丽和男朋友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在北京也买不了房子，甚至在工作单位附近租房子也租不起，为了省钱，也为了男朋友上班方便，她居住在北京西四环之外，每天从居住的西四环到工作的东三环，她要花上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工作的热情已经被漫长的路途消磨殆尽。如何解决像阚双丽这样的年轻城市白领的居住压力，成为人大代表褚君浩关注的问题。

　　在全国两会召开的前夕，全国人大代表褚君浩院士召集所里的一部分科研人员开了一个座谈会，了解和搜集他们所面临的住房问题，今年褚君浩院士提出的建议是新模式公租房。褚君浩说：“我个人觉得希望能够出台一种公共的租售房，它由政府和单位有积极性来合建。合建了以后这些房子，它可以采取一种先租后售的办法。”

　　褚君浩院士所在的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早在2000年左右就实行了货币分房，当时一部分人贷款购买了房子。如今随着房价的上涨，当时没有买房的人突然发现根本买不起房，而新来的年轻人更没有能力买房。他说：“在我们研究所一个博士毕业之后的副研究员月薪也就是6000块钱，你想他一年除了生活他能有多少钱再去买房子。要么收入涨上去，要么房价降下去，现在收入涨上去也不是涨那么快，房价降下来我们也看不到降得那么快，因此在这个时候既然国家已经启动廉租房、公租房这样一些政策就要做到，要真正使这样一些急需的住房优秀的知识分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才好。”

　　为了了解所里年轻人的住房情况，褚君浩院士专程到年轻科研人员租住的房子进行调研。他首先来到一个离单位不远的筒子楼，这里住着一个2010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虽然房子并不大，但是对于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够用，而且820元的租金要比市场上便宜不少。褚君浩表示，这个租的形式，它的好处一个是房子不是私人的，是公家租的，它是物业租的，第二个它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所以住在这里还是有一种稳定的感觉，另外离单位也比较近一点。”

　　褚君浩院士走访的第二户是一对年轻夫妇，两人租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租金是每个月2500元，房租成为他们最大的开销。褚君浩说：“我们在房子上付的钱，像水电煤气加上房租，这就接近3000元，然后平时的吃饭、交通差不多2000元，就5000元了。”

　　前不久上海市推出了第一批公租房，研究所也曾经组织年轻人到公租房现场进行看房，当时两辆大客车坐的满满的。褚君浩说：“它那个条件虽然比这个好一点，但是它交通不方便，又会增加成本。而且公租房不和你讨价还价的，就是那个价。像我们这个本来是要3000元的。”对于公共租赁房，褚君浩院士觉得应该对这些年轻人放宽条件，同时还要扩大建设规模，这样能够把更多的年轻白领、科研人员等纳入到住房保障体系当中，同时公租房也要采取更多的模式建造。

　　褚君浩说：“公共租赁房还要有一种新的机制，就是可以允许先租后售，先租给你，以后如果你为我们这个单位里边工作了十年，十五年，我可以卖给你，而且我卖给你的价格便宜有一定的优惠，而且我过去付的租金，可以是抵扣这个房价。”褚君浩院士认为，目前的公租房大多建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远离白领们工作的写字楼，也远离年轻人比较多的科研院所，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宁愿在城里租私人的房子，也不愿租政府的公租房。褚君浩说：“如果说现在把那个公共租赁房全部建在很远的地方，像我们的年轻人就感到路上要花一个多小时，它感觉到很浪费时间，而且它那边也没有生活气息，或者周边的环境，周边的设施也没有。”

　　褚君浩院士觉得，这些年老百姓的收入在增加，但是收入的涨幅却赶不上房价和房租的上涨幅度，再加上物价上涨造成生活成本上升，所以年轻人的压力就越来越大。褚君浩说：“按照我的想法是应该是更加大幅度地提高收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因为现在要把经济，价格一点一点往上涨，但是收入要比价格的上涨要稍微快一点，符合我们国家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这样一个趋势。”

　　半小时观察：

　　是否逃离北广上成为很多年轻人思考的严肃话题，在高昂的生活成本中，房子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考虑。而以目前的收入情况，当租房成为每个月最大的开支，年轻人的收入实际上捉襟见肘。在号称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下，有人寄希望于房价下调，但也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贷款利率不再优惠，那意味着小幅的房价下跌将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调控的结果背离了初衷，原因是手段出现了问题。可见，政策的制定依然有完善的空间，我们希望有更加人性化的措施来解决住房和收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