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香港正在进行第四任特首的选举，我相信只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并且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香港一定能够选出一个为多数港人所拥护的特首。

　　目前香港确实有困难，我想起邓小平先生的一句话：“香港人是能够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

　　我真想再去一次香港，到淘大花园看看那里的居民，到港大同学生们进行交流。请记者转达我对香港同胞的问候。

　　《华盛顿邮报》记者：一年以前，我的一个记者同事曾经向您问到一个关于在中国进行直选的问题，当时您表示这个进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首先中国老百姓应该证明他们有能力来管好一个村的事务，然后他们逐渐可以管好一个乡、一个县的事务。今年，在世界许多国家老百姓都将会通过直接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在中国的老百姓才能够通过这种竞争性、直接性的选举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呢？

　　温家宝：是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村民自治，并且保护村民直选的合法权利。现在农村村委会许多实践证明，农民直选村委会是成功的。他们不仅有高度的热情，而且按照村委会组织法制定了严格的选举办法。

　　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会根据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财经》杂志记者：我的提问是，今年的经济增速调低为7.5%，这是暂时性的减速，还是会变成常态性？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告别了高增长的阶段？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将渡过经济危机的希望寄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中国调低了增速会对国际经济复苏产生哪些影响？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作了以后，世界上各种媒体反响最大的，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以为他们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这次我们将多年来8%的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调低到7.5%，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真正使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增长，真正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摆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污染环境，走上一条节约资源降低能耗，保护生态环境的正确道路上来，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惠及民生。

　　这个决心是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就下了的。我们“十二五”规划设定的目标是7%，今年确定经济增长7.5%，是为了与“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相衔接。同时，我也必须说明，这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应该承认，由于欧债危机、外部市场萎缩，中国经济有下行的压力。但我们调低速度主要是为了结构调整。

　　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当我们宣布这个指标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界、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都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中国经济能够克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真正走上一条注重质量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把握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好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在这个基础上，增长7.5%并不算低。如果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更不算低。而且我们要想方设法使同样的增长速度能够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能够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目标。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近年来您有很多次提起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仍然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请问您在任期之内还会做哪些工作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另外，我们知道您常常会上网，在网络上您可以看到网民对政府工作、对您本人的肯定和赞扬，但是也会有“拍砖”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温家宝：我曾经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事求是地讲，9年来，我们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做了大量不可磨灭的工作。首先，在法律上，我们通过修改宪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我们制定了物权法，使合法的私有财产得到法律保护。我们修改了选举法，使城乡选民具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使农民能自由进城务工。在短短的几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其次，在农村，我们坚决地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第三，在教育上，我们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对农村的孩子上职业学校实行免费，同时对大学和农村高中阶段的教育实行奖助学金制度，对困难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给予补贴。第四，我们建立和完善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低保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已经覆盖13亿人口。这些都是我们朝着公平正义迈出的具有制度性的步伐。当然，我深知，社会分配不公以及司法不公引起群众的不满。我们必须继续推进促进社会公平的各项工作。

　　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第三件事情，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标准全面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第五件事情，我们已经将教育经费占GDP的4%列入预算，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并使经费合理使用。

　　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因而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半岛电视台记者：众所周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地区的友好关系是由来已久的，中国也一直致力于与国际社会一道解决问题。而在中东问题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其他很多国家存在很大的分歧。那么中方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立场以及出发点是什么？另外，中国如何看待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中方是否担心与阿拉伯人民的关系受到影响？

　　温家宝：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没有私利，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包括叙利亚政府。我们将根据是非曲直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并决定立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要保障平民的生命安全。叙利亚各方都要立即停止对无辜平民的杀戮。第二，中国尊重叙利亚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第三，中国支持联合国和阿盟联合特使对叙利亚问题的政治斡旋。第四，对叙利亚人民现在遭受的人道主义苦难，我们深表同情，已经并将继续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加紧做叙利亚各方的工作，开启政治对话的进程。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有着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尊重伊斯兰文明、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是我们一贯的立场。我们已经在各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合作。前不久，我访问了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我总的感觉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有着共识，合作是主流。在阿拉伯世界的变革中，中国的立场将会为阿拉伯各国所理解，并且赢得信任，最终会增进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最近，社会上非常关注一个案件，就是浙江吴英案，您个人觉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同时，您怎么看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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