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一早，在梅地亚宾馆二楼的新闻中心，记者拿到了本报唯一的一张请柬：“14日10点50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将答记者问，请出席。”

　　这张请柬的珍贵在于，只有拿到这张请柬，并同时持有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证，才有机会面见总理。人大新闻组的工作人员递给我的时候，装在一个简约但精致的白色信封里，请柬封面是白色的硬纸张，“请柬”二字采用金色宋体，封面最下面印着人民大会堂的轮廓，颜色同样是金色。打开后，里层纸张的左边是英文，右边是中文，白底红字，落款“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

　　14日早晨8时刚过，我就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可台阶上下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都是前来“占位”的记者。一位媒体同行告诉我，他们5点就来排队了，居然前面还有两个记者来得更早。

　　当我进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的时候，中间前排位置除了大面积的预留位置外，已经都被“占领”完了。我急忙选择了主席台左侧的位置，而左侧前三排的大部分位置已经被预留，剩余后排的靠边位置也在预留行列。我的位置前面是央视主持人撒贝宁，后面是亚洲新闻社的记者，右边是北海道新闻名叫佐藤千岁的记者，左边是法晚记者。在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们这边基本成了拍照区，互相合影留念。

　　会场不间断地传来工作人员大声维持秩序的声音，大抵所有的记者都在紧张地占位，寻找更好的位置。而在座位后面早已搭起了高高的台架，摄影记者在上面架好了机器，一眼望去是一个比一个长的款式各异的镜头。

　　大概是往年常会出现早早来“占位”的情形，金色大厅对面的澳门厅为早来的记者们准备了茶点，大概三样漂亮的小点心，还有咖啡，奔忙了一大早的记者们终于得了一点闲，同行间可以休闲地聊几句，也有摄影记者不辞辛苦扛着大设备在此拍摄“吃相”。不过，记者从金色大厅出去的时候，务必需要向保安要回刚才进来时交出的请柬，否则一样被剥夺再次进入的权利，几名记者因此被挡在了门外，冤枉地跟保安们理论着。

　　10时多，大厅已是黑压压一片，除了坐着的还有站着的，走道里不少记者正在摆姿势拍照，记录这一难得的机会。来得晚的记者中，胆大者撕掉了贴着的“预留”字样，可现场穿制服、耳后戴着对讲机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发现了“猫腻儿”，预留座位的号码竟然可以脱口而出。

　　我所在的左边位置是总理一会儿要走出来的地方，不少摄影记者早早地就等在了这里。随着照相机们猛烈的“咔嚓咔嚓声”，就坐的记者们意识到了：“总理进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伸长了脖子，总理一跨进金色大门，就高高挥臂，面带微笑向记者们示意问好。总理走得很快，大步流星，整个过程一直向记者挥手问好，身后跟着李肇星和翻译。

　　总理在主席台坐定之后，全场立刻安静了下来。他语调很慢地说，这是自己在两会之后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了，他会在最后一年“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第一个提问是让总理谈谈对自己履职的评价，显然总理刚刚开场时的情绪还没有平复，这个问题回应得很动情，他说真诚希望人民忘掉他、忘掉他做得有益的事情，并随着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但动情中不乏坚定，他说在最后一年里会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谈及履职期间那份问心无愧，他说，“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在翻译的间隙，总理不时地抽空喝口水，整个答记者问持续了三个小时，期间中外记者们抛去了很多“敏感”的话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王立军事件、“吴英案”、“拍砖”等等，他都一一做了解答。现场总理有很多手势，每当这时候，就会立刻响起一浪一浪的“咔嚓咔嚓声”。将近最后，李肇星几次起身与总理私语，可能担心总理身体是否还能抗得住。

　　已经回答了两个多小时，总理说，如果大家不累，就再回答两个问题。知道就剩两个问题了，记者们“攻势”更加猛烈。同排左边隔着两个位置的日本男记者直接半站着喊：“日本记者，日本记者！”但很可惜，路透社得到了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右边的日本记者有点抱怨，“给了美国记者两次机会没有给日本记者。”

　　总理回答完最后两个问题，已近下午两点，他笑着问台下：“我认真地积极地没有任何敷衍地回答了记者朋友的每一个问题，整整三个小时了。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随后，记者们向前涌去，跟总理握手，预留位置中的保安急忙维持秩序，一名男记者被保安按下。很多人像我一样，企图拉开前面的椅子冲向前去，没想到的是所有的椅子都被绑在了一起，根本拉不开，有的记者干脆脱了鞋站在了椅子上，有的记者直接穿着鞋翻过了椅子，耳朵里听见大家在喊：“总理！总理！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