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席锋宇

　　“春风春雨万物勃发，献血献爱生命延续！”这是写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献血车上的标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来这里献血的人每天都能维持在四五十名左右，献血的人还是挺多的。”

　　有广大的献血者，可仍时有患者反映就医期间存在用血困难的问题。这样纠结的现状，症结究竟在哪里？承载着延续生命重担的血液如何才能不截流、不断流

　　据调查，目前我国人口献血率只有8.7‰，低于发达国家的45.4‰和中等发达国家的10.1‰，而我国年用血量约为3935吨，实际献血量还不到用血量的一半。

　　3月20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一家知名三甲医院了解用血情况。

　　该院血液科的一位护士说，去年有一阵确实有“血荒”危机。自从媒体报道之后，“血荒”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碰上需要特殊血型的，更是棘手。

　　来自河北省沧州市的孔先生的母亲住院治疗，手术需要用血。他说：“手术在三天后，血库的血必须排队才能用上，可排队的人太多了，我正在考虑亲友互助献血这个途径。”

　　据了解，亲友互助献血是一种应急状态下的采血机制。这位护士说，一般医院会尽量做到专血专用，万一出现亲友所献血型不能与患者血型相匹配的情况，北京市血液中心将为患者进行血型统一调配置换。

　　然而，尽量做到专血专用的说法背后留下了太多操作空间。医院如果不“尽量”，献过血的患者亲属也无可奈何。

　　这位护士还向记者透露，他们医院很严格，要求患者亲友到血液中心去献血。而一些小点儿的医院只是粗粗审核献血人员的身份、检验血液质量后就在血液科自行采集了。许多血贩子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找人冒充患者亲属献血，再以高价卖出。

　　等待血库的血需要排队，有时还不一定能拿到。“血荒”过后，医院对用血量更为严格。原本可以轻易申请到血液的病人，现在却十分困难。“血荒”到底有没有过去

　　北京市献血办公室、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前北京市库存血量没有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北京市血液库存量还是偏紧。”

　　他介绍，目前北京市血液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街头采血约占93%，单位组织供血约占5%(主要是在街头流动采血淡季实施)，互助供血约占2%。而影响街头采血的因素有很多，天气原因、重大活动、易感季节这些都会影响到献血人群的数量。还有社会曝出的一些有关慈善的负面消息，也会影响到公众对献血的热情。

　　刘江说，目前，我国还处于无偿献血的初级阶段，以街头献血为主。献血人数浮动有少有多，但是需血人群只增不减。以北京为例，全国各地患者都到北京看病，目前50%至60%的血为外地在京看病人员使用。再加上本市人口的不断增加，血液需求量会逐渐增长，供需矛盾的确存在。

　　代表建议调整献血年龄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太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血荒”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献血制度不完善，献血安全得不到保障。献血法是1997年颁布的，早已无法满足现在的社会需求，加之对于采供血机构和医疗机构的规定与惩处力度较小，使公众的健康安全得不到保障。

　　在今年两会上，修改献血法成为许多代表委员的共同心声。其中，调整献血人群年龄段和单次采血量及献血间隔时间成为大家的共识。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菁今年55岁，多年来她都坚持每年献血两次。孙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按照献血法规定，献血年龄是18岁至55岁，我马上就要到献血年龄上限。世界卫生组织对献血年龄的规定是18岁至65岁，我国的上限明显偏低。献血年龄应该放宽，与世界接轨。”

　　孙太利表示，应将献血法规定的献血间隔时间由六个月修改为三个月，献血量提高为300毫升至400毫升。加大献血群体覆盖面，有效提高血液来源。同时增加对献血者和用血者具有约束力的条款，从而把无偿献血真正上升为每个公民的义务。

　　孙太利说，要在献血法中体现出健全的献血监督机制。本着透明、公开、监督的原则，血液管理机制要公开账目，公开流程，公开运行，公开血液采集运输，保护义务献血者积极性，保障用血患者权益。

　　政府的支持要落在实处

　　孙太利认为，献血法中第三条关于政府在献血工作中职责的规定过于笼统。他建议补充增加内容。“应写明地方政府应改变采、供血机构设施陈旧、设备落后的状况，保证采血质量和安全的要求，纳入政府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地方政府要为血站、采血车停靠以及采血屋的租赁、建设提供保障。”

　　刘江认为，缓解血液紧张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支持，并要将这种支持政策化、制度化。他建议，政府应对采血点的建点、建屋进行支持，保证必需的硬件建设到位，使采血点的数量足够、分布合适。同时对团体无偿献血给予政策支持，鼓励以单位为主体进行献血。无偿献血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工作，而不仅仅是卫生部门和献血机构的事情。建议将单位无偿献血纳入政府文明单位考核指标体系，从精神文明建设角度进行评比。“我也注意到网上对此有批评的声音，认为是回到过去计划时代的强制献血。其实，这不是单纯意义上要求评优和献血人数挂钩，这是从新的层面，广泛动员社会积极参与，团体、政府落实，真正扩大献血人群。”

　　孙太利认为政府应该拿出实际行动，制定鼓励群众自愿无偿献血的政策措施，建立公民自愿献血激励机制，稳定和壮大无偿献血队伍。“同时，将无偿献血与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挂钩，提高医保报销比例等相结合，以提高广大公众无偿献血的积极性，把无偿献血向农村延伸。”

　　孙菁则建议国家应该建立无偿献血返还全国联动体系，以便无偿献血者或其直系亲属出现在外地急需用血的情况时，可以就地按规定免费用血，而不必先垫付费用再回献血地报销。

　　关键是要制定实施细则

　　刘江对于解决目前的用血困难有自己的观点。“我个人觉得修改献血法并不是当务之急，如何细化献血法中的相关规定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政府职能、献血奖励，包括互助献血及禁止血站卖血等规定，献血法中都有相关条文。但是，这些规定都是原则性的，实际操作缺乏细致的依据。因此，抓紧时间出台献血法的实施细则才是首要的。毕竟一部法律不可能规定得那么细，一部法律的修改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刘江的建议来自实际工作的体会。2009年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献血管理办法》，但由于地方立法要从上位法中找依据，原则性规定的献血法让这份地方性法规也变得过于原则，加上考核约束手段缺失，对无偿献血当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解决并不理想。“献血法中规定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免费用血等条款，在实际中优先用血普遍没有开展，免费用血报销手续过于繁琐复杂，很不方便。这样很挫伤献血者的积极性。”

　　他建议，实施细则应该着重规定执行、监督、激励、考核、宣传五个方面。只有细化了规定，才能保证献血的各种工作落到实处，真正解决用血困难的问题。

　　科学合理用血才是根本

　　事实上，“血荒”背后的人为浪费也是惊人的。据专家估算，近些年来持续出现的“血荒”中，由于人为浪费的因素，会导致30%左右的临床用血被浪费。孙太利认为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浪费率，一方面是不合理的使用，另一方面是过度治疗造成的。因此，他建议要加强节约用血和科学用血的管理机制。

　　由于输血的合理剂量一直没有严格的标准和适用范围，医院不合理输血的现象屡见不鲜。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郭燕红认为，科学合理用血，既能节约血液资源，又能保障用血安全、规避输血风险。在临床用血上，应杜绝粗放式输血，实行集约化用血，让有限的血液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用。

　　孙太利认为，解决用血困难还应该应积极倡导“自体输血手术”，改变我国自体输血率较低的问题。自体输血技术如全面推开，至少可减少医院1/3的异体血用量。“用自己的血救自己的命，安全又快捷。”

　　同时，他建议政府应该建立干细胞技术研究的政策和专项基金。通过加快我国人造血液的科技研发及产业化，从而彻底摆脱血液来源局限性，根本解决血液紧张及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