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1点30分，烈士莫介恩的长子携夫人从美国加州乘飞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今天上午将抵达南京。一想到明天举行的菊花台公祭，莫先生就激动不已。为此，他已经做了多日的准备。

　　■昨天14点30分，烈士杨光泩的侄子杨延元携夫人从北京来到南京。此行，他带来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包括杨光泩在马尼拉的影像记录，还有25年前，举家前来菊花台祭奠先烈时的合影。

　　■昨天19点54分，烈士姚竹修的幼子姚铮华携夫人刘族光乘动车组D284次从郑州来到南京。曾经参加25年前那次公祭的老人感慨，“我今年72岁，在这一辈烈士后人中，是最小的一位了，很高兴这次能在南京重聚，以后再要相聚，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今天上午，还有另外三英烈的多位后人，将相继抵达南京，并参加下午在现代快报举行的座谈会。

　　抗日外交九烈士

　　系列报道之六

　　悠悠70载，又见清明。

　　今天下午3点，菊花台抗日外交九英烈中，六位英烈的十多位后人，将齐聚现代快报，70年来首度分享先辈们为国家为民族的英勇往事。他们是英烈们的儿子、孙子、侄子……他们从海内外赶来，带着深深的敬意和缅怀。

　　明天即4月5日上午10点，现代快报将联合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区政府、南京市文物局，在南京菊花台举行九英烈殉难70周年公祭。届时，现代快报官方微博将进行全程直播，敬请关注，点烛、献花。

　　□现代快报记者

　　王颖菲 常毅 贾磊 胡玉梅

　　摄影 赵杰 实习生 马晶晶

　　莫介恩长子首次来宁为父扫墓

　　飞行十多个小时，连喝4杯咖啡

　　83岁老人下机就说：我太激动了

　　昨天上午11点半左右，莫伟雄先生携夫人出现在上海浦东机场的航班到达出口。远远看见了记者高举的接机牌，莫先生一边挥着手，一边微笑着大跨步走来。尽管飞了十几个小时、83岁高龄还患有脑血管疾病，但莫先生脸上没有显出一丝疲态，“我太激动了。知道吗，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喝了4杯咖啡。”

　　旅程一路，感叹国内变化巨大

　　虽然在飞机上睡了一夜，但莫先生的头发还是打理得整整齐齐，一身休闲西装、西裤和棕色的皮鞋。鼻子上架着的一副细框眼镜以及精致的腕表，透露出了他作为一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与商人的气质。看着他大步流星地走来，凭谁也不敢相信他已经年逾八旬。

　　从机场往上海市区的路上，莫老先生停不住感慨，“中国的变化令人感到惊奇，发展太神速了。”在父亲莫介恩烈士去世后这70年里，他曾因为工作而回过中国多次。“1978年左右为一个设施工程回来，那时中国到处只有矮房，人们穿的衣服几乎一样；1992年到1994年为一个道路工程回来过，那时已经变化很大；前几年常去厦门，那里几乎一年一个样；现在再看看上海，已经是个国际大都市了……”

　　到达宾馆后，本以为一路舟车劳顿需要稍事休息，可他却精神抖擞，甚至准备着要喝第5杯咖啡，结果被莫太太劝住了，“还是先休息一下吧。”莫太太说话不多，很多时间都安静地坐在一旁听着丈夫叙述，“你们的采访，一点一点勾起了他的回忆，离开家之前的那几天，他几乎天天都在写邮件，回忆和父亲、母亲在菲律宾共同生活的各种细节。他对于这趟南京之行，非常重视、非常激动。”

　　看着报纸，从激动到凝重

　　坐在房间的书桌旁，莫先生将自己为4月5日公祭准备好的致辞拿出，费力地对照着英文和拼音一遍遍做“排练”。尽管有些磕磕巴巴，但他念得很认真、很入神，“他为此紧张了很久了。”莫太太说。

　　接莫先生前，现代快报记者特意随身带着3月30日《现代快报》中有关莫介恩及其他几位烈士的报道，昨天午饭前交到莫先生手中。刚刚下飞机饥肠辘辘的他，一看到报纸，顾不得吃饭，便急急忙忙地翻开阅读，看得极认真，似乎要把每一个字都牢牢刻到心中。无奈由于中文水平不高，报上的字多半不认识，很多时候，他只得愣愣地盯着照片发呆。“这是杨总领事，我见过……这是卓还来，牺牲在马来西亚的那位……这是姚竹修、萧东明，他们的夫人以及杨光泩的夫人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杨家被日本人占了……这位学习生年纪很轻，22岁就去世了……”莫先生一边说，手指一边从一位位烈士名下划过。

　　然而，看到忠骸回国的几副资料图片时，一直激动得不断说话的莫先生却沉默下来，“真的有很多人在送他们……我们当时去了美国，从来没有人告知我父亲的遗骸被埋在了南京。”他叹一口气，又向后翻了一页，看到了父母亲的合影，以及母亲与自己和弟弟坐在家门口的照片，神情变得更加凝重起来。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开口，“当时那么开心……”语气里透出深深的伤感。

　　今天下午，烈士后人聚首快报

　　由于一直误以为父亲遗骸埋在马尼拉，莫伟雄从未来宁为父亲祭扫过。而这次的长途跋涉，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也是因为莫伟雄一直期盼着，希望能再见到其他烈士的后人，和他们倾诉、分享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回忆。

　　今天下午，他和其他五位英烈的后人将来到现代快报聚首，将各自的回忆拼成一张巨大的图画，帮后世完整还原70年前的历史，讲述自己了解的每个感人故事、每个动人细节。

　　儿子眼中的莫介恩

　　悠悠父子情，拳拳报国心

　　手拿快报，也让莫伟雄先生的记忆再次打开，讲述起一些近期刚刚忆起的往事。

　　爱国情怀

　　留学时号召大家学成回国

　　莫先生说，他父亲的品性，特别是在对待民族、国家的态度上，可能很大程度上受了祖父的影响。莫介恩在香港长大，家中一共有13个兄弟姊妹，他排行第三。莫介恩的父亲在香港一所同时教授中英文的大学里担任校长，对子女的教育尤其重视。莫介恩在学校成绩一向十分拔尖，甚至还在中学里跳级，15岁就中学毕业。当时政府正在招募优秀学生，送他们出国深造。莫介恩于是和17岁的二哥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考试，两人均被高分录取，送往美国。临行前，父亲对兄弟二人说，“现在的中国，因为不够强大而受尽欺负，你们出国，是为了这个国家而学习，因此必须学一些有用的，好回来后报效国家。”因此到了耶鲁大学后，莫介恩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而他的二哥主要研究火车及轨道的建设。在大学里，莫介恩担任中国学生会下一个杂志的编辑，他常常在杂志上写文章，号召中国留学生们学成归国，为国献力，然而却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他不知道，其实很多人并不想回到中国，他们只想着赚钱，没有像他一样宏伟抱负。”

　　无论周遭人是如何看待，大学毕业后，莫介恩还是毅然回国。1921年前后，被政府派去了沈阳，接管一家一战后德国交出的发电站。1929年，东北战乱，莫介恩被迫离开沈阳。当时，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总领事正好是莫介恩好友，那时菲律宾还在美国的统治之下，官方语言是英语，好友知道莫介恩英文好、暂时又没有工作，便力邀莫介恩去领事馆帮忙。

　　1929年，莫介恩带着妻子罗淑华、出生仅几个月的大儿子莫伟雄，来到了马尼拉，并在那里生下了二儿子莫伟俊，一家人一呆就是13年。

　　尽职护侨

　　促使菲修改排华法律

　　莫介恩到达菲律宾后，以他的热情、幽默、友好，与当地的华人华侨很快熟悉起来。同时，通过一个由在美留过学的人士组成的同学会，他结识了很多菲律宾以及美国高官，其中就包括当时菲律宾国会的议员及其他政要。这些人际关系，为莫介恩此后帮助在菲侨民争取权利做了良好的铺垫。

　　莫伟雄回忆，当时父亲莫介恩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促成菲律宾政府修改或缓和了部分排华法律，使得对待华侨的法律不再如此严苛。因为此前在菲律宾，华人的自由、财产的权利均得不到保护。比如华人如果在菲犯罪，惩处起来也会比菲律宾本地人更加严厉。他甚至为受打劫的华商当过“侦探”，揪出了犯罪的菲律宾小偷，使得华人被抢的情况大大缓解。

　　莫伟雄不止一次记得，早上一打开自家房门，就看见门口跪着请求帮助的侨胞，虽然他们遇到的问题并不属于莫介恩的工作范围，但莫介恩还是为他们积极奔走、从不推辞。深受恩惠的侨民想通过登报等各种形式感谢莫介恩，都被他拒绝了。“他是一个极其谦逊的人，对于名利是从不在意的，”莫伟雄印象很深，“就连照相，父亲也总是站在后排，把自己摆在最不起眼的位置。”

　　莫介恩为华侨们的付出，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尽管中央政府3次想把莫介恩调走，但都因马尼拉华侨的恳切挽留，而留了下来。其中最后一次的调任安排，是在战争爆发几个月前，外交部来电要将莫介恩调到加拿大温哥华升任总领事，与前两次不同，外交部要求他必须到任。可莫介恩却说，“侨胞这么恳切挽留我，新移民律又这么需要我来办理，等半年吧，等我弄完了这件事情，总算替侨胞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再走吧。”因此耽搁了半年，而他没有想到的，心愿还没有实现，他就将热血永远地洒在了马尼拉的土地上。

　　英雄情结

　　爱带孩子们看牛仔电影

　　莫介恩被逮捕时，莫伟雄只有13岁。“父亲很忙，我们只有晚上和周末才能见到他。”莫伟雄说，父亲每天白天忙工作，晚上要参加其他领事馆的社交活动，周末有时还要为侨胞四处奔走，与他和弟弟的相处时间非常少。因此，莫介恩也非常珍惜和孩子们相处的有限的时间。每周六，他们一家总会早早地来到中国城的一个茶餐厅，那家餐厅有很多报刊、杂志和孩子们看的漫画，每人抱上厚厚一摞，浸心阅读，直到中午才会离开；而下午，莫介恩则会带孩子们看电影，“最常看的就是牛仔电影了，此外还有歌舞及喜剧电影，这几乎是我和弟弟每周最期待的事。”莫伟雄先生的脸上绽开孩子般的笑容，似乎回到了70多年前的某个充满欢声笑语的下午时光，但他的脸色也很快变得凝重起来。“但是从1936年以后，他回家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了，有时甚至彻夜不归。”

　　后来家人才得知，为了抗议日军的侵华行为、抵制日军进入马尼拉， 父亲每周都会为当地《华侨商报》写抗日文章，有时甚至写到天亮。同时，母亲罗淑华也在积极组织当地华侨捐钱和其他战时物资，并频繁地通过轮船送回国内，支援中国军队。

　　1941年底，得知日军即将攻入马尼拉，华侨们纷纷举家逃离马尼拉。准备离开的那一天，莫介恩家门口停了20多辆当地华侨的汽车，华侨们为莫介恩一家准备好了房子、车子，就等着帮他们搬行李、一同离开。面对如此细心的安排，莫介恩选择了拒绝。他表示，外交官们若走了，没有人与日军沟通，他们便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杀人。无奈之下，华侨只得先行离开。几天后，一位为外交官们安全深感担忧的华侨又冒险驱车返回，想将莫介恩一家接走，然而，莫介恩的态度依旧坚决。

　　铁汉柔情

　　就义前不舍妻儿

　　1942年1月，莫介恩被日军从家中带走，拘禁在菲律宾大学。当时，罗淑华还能每天探望丈夫，给他送去吃的和干净衣服，并将脏衣服带回家清洗。可是不久，形势便急转直下。杨光泩、莫介恩等人被压到了圣地亚哥监狱，关押在最底层一个十分潮湿的地方，受到日军严刑。罗淑华最后一次看到莫介恩时，他的脸上全是血，浑身是伤，衣服也烂了。罗淑华在1945年的一篇回忆文中，记述了自己4月16日最后一次在监狱和丈夫相见的场景，“当我正要离开的时候，他叫了我一声：‘淑华，你回来。’他说：‘我很对不起你。你知道，去年外交部决定要调我到加拿大，我因为华侨再三挽留，没有离开。我想，我干外交十几年了，我对侨胞没有什么功绩，总想干一件对侨胞有益的事情才走……现在，我的计划是破碎了，而且我留下了一个重担给你。本来孩子们是应该由我培养的，现在将由你一个人负担了。’”

　　从1942年到1945年，因为杨光泩、莫介恩等人不在身边，他们的妻子、孩子的生活比之过去困难了许多。莫伟雄依稀记得，他当时和母亲、弟弟住在一所大房子里，同住的还有杨光泩、姚竹修、萧东明的妻子、女儿，以及王恭玮的妻子，共5户人家。虽然战时物资紧张，但他们获得了很多爱国华侨的支持和帮助。3年来，常常有人给他们送来米、油和蔬菜，还有人给他们送去布匹和鞋子。因此对于十多岁的莫伟雄来说，生活几乎没什么改变。1945年，马尼拉光复，几家人分别飞赴美国的东西海岸，逐渐地失去了联系。

　　年轻的他们在生命最美好时逝去，甚至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尚有三烈士的后人失联，快报继续征集线索

　　1942年4月17日，菲律宾马尼拉华侨义山，面对日寇举起的枪，32岁的萧东明、25岁的杨庆寿和22岁的王恭玮挺起了自己的胸膛，就像国民政府驻马尼拉总领事馆另外五位年纪更大些的同事一样，三位年轻人看向日寇的眼神充满了轻蔑。

　　他们的生命在最美好时戛然而止。

　　70年过去了，菊花台上，将再次迎来一次为烈士们举办的公祭，现代快报记者在海内外寻访到其中六位烈士的家属，却没能找到另外三位年轻烈士的家人——他们年轻的生命，甚至没来及留下太多痕迹。不过，人们没有忘记他们，在即将到来的4月5日，抗日外交九烈士殉难70周年公祭活动中，将有年轻的孩子们，为他们献上敬意。

　　生命之花最灿烂时凋谢于马尼拉

　　哪怕在最详实的史料中，关于三位年轻人去马尼拉之前的记载也十分稀少，“萧东明，号海平，1910年生，福建闽侯人，原金陵大学毕业，1932年11月1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1934年3月14日任外交部交际科科员，1939年派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杨庆寿，1917年出生，祖籍福建，出生于菲律宾，毕业于黄埔军校。1941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科员，童年派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王恭玮，浙江奉化人，生于1920年，著名外交家王正廷之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士，出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甲种学习员。”这样寥寥几笔的描述，让人很难看出三位年轻外交官的风采。

　　不过，他们当时确实是难得的青年才俊，偶尔一点描述，锋芒尽显。

　　曾经于1936年跟杨庆寿在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外交系同学的周开仁先生，曾经在1988年撰写《悼念日军杀害的杨庆寿烈士》一文，“庆寿兄身材修长，态度文雅，从外表来看，他具有很标准的外交官风度。1941年，我住到庆寿兄在马尼拉市中心租住的旅馆中，房间里堆积了不少书籍与杂志，他心境十分平静，勤于阅谈，与我讨论的大半是广泛的学术性问题，诸如康德哲学之类。大概，他当时准备在菲律宾大学兼修高级学位。”

　　一叶落而知秋，这寥寥几笔，就让一位足以令人遐想的机敏好学、温文尔雅的年轻人跃然纸上。

　　不过，这种足以让同时代大多数人仰视的青春，在1942年的马尼拉戛然而止。1942年4月17日，日军将关押了数月的，国民政府驻马尼拉总领事馆的八位工作人员押至华侨义山，用枪指着他们倔强的头颅。

　　“刽子手奉令开枪，竟因心虚手颤而未中要害，杨总领事以手示心，再射始被射中。各殉难者被击中后，前仆跌入预先挖掘好的土坑中，日宪兵拥上前去，用刺刀在各人身上乱刺乱戳。然后，才命令菲工以土掩埋。”这段来自目击者的描述，成了牺牲者们最后的画像。

　　生命过早逝去，轨迹难以追寻

　　与其他的几位烈士不同，年轻的萧东明、杨庆寿和王恭玮，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并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在写作《异域忠魂》一书时，曾经试图寻找过这三位烈士的家人，但几经辗转，收获依然不多。

　　“1985年8月20日，解放后在菊花台的第一次公祭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来信，写信人是王淑。”杨新华说，当时他就激动了，因为在追寻萧东明烈士家属的时候，知道他的妻子叫王若璧，也叫王淑。“当时找了很久都没有消息，没想到，她也定居国外了。”

　　通过与王若璧的通信，杨新华找到了在南京的王海燕，她是王若璧的侄女。当时在《南师大校刊》担任文学艺术编辑的王海燕帮忙联系了九烈士国内外的很多亲属，也通过一些途径，宣传九烈士的事迹。

　　不过，因为王海燕与萧东明并未见过面，她可以搜集的资料也不多，“萧东明的父亲叫萧宽，曾经留法勤工俭学与李四光、周恩来等同学并相交。不过，萧宽在解放后已经去世了。”

　　杨庆寿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这位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侨在国内，似乎没有多少亲属。1988年，来自台湾的游客周游，把一本台湾当年5月发行的《传记文学》邮寄到了雨花台区政协文史委员会。“这本《传记文学》上面，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被日军杀害的驻菲总领事杨光泩事略》，还有一篇是《悼念日军杀害的杨庆寿烈士》。”杨新华说，杨庆寿烈士的资料大多来源于此。

　　相比之下，王恭玮烈士的遗妻邵秀兰倒是跟杨新华时常通信。

　　“当时她也已经定居在美国了，因为王恭玮牺牲得早，他们之间甚至没有孩子。”杨新华拿出了一些与邵秀兰的通信，这些信里，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于亲人的思念和对于残暴者的控诉。

　　“几十年岁月流逝，恭玮的遗妻已经成了白发游子，已是年迈多病、守屋退休的六七十岁的老婆婆了。今我收心泣血，赶记九烈士被害和世界大战时日本军敌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疯狂残暴的大屠杀，相同日本在祖国南京屠杀中华同胞一般的残忍苛毒。”在与杨新华的通信中，邵秀兰这样写道。

　　1987年11月17日，南京市各界人士在菊花台举办“纪念外交抗日九烈士公葬四十周年”活动，萧东明的内侄女王海燕来到现场，邵秀兰的弟弟邵扬杰也从美国过来了。

　　如今他们的家人更加难以找寻

　　时间又过去了25年，昔年公祭的参加者，如今更加稀少了，想要找到他们，变得更加困难。

　　王海燕在几年前去了国外，找到她往日的同事与朋友，也没办法找到她的联系方式。

　　记者找到福建省南安市金淘后坑村，这里是杨庆寿烈士的家乡，根据族谱记载，杨庆寿烈士的父亲杨孝西生于此处，抗战期间，杨孝西、杨守业兄弟俩分别将一些孩子送回家乡读书，以逃避战火。

　　不过，尽管有“杨庆寿出生在南洋，个头不高，一副斯文的书生气，少时天资聪颖，10来岁就能讲《三国演义》等历史故事。”之类口耳相传的故事，村里依然难以找到这位烈士的亲属。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浙江奉化，因为邵秀兰已经去世，昔日的地址联系不到。所以，记者根据王恭玮烈士的父亲王正廷的生平介绍，找到了浙江省奉化市西坞街道。王正廷确实是这里走出的名人，不过，在当地公安部门查询时，记者发现，这位中国的奥林匹克之父，在解放前，已经举家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