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大、复旦大学的多名学者参加了正定县的释奠礼。但祭孔仪式一如既往的引起诸多争议。 （CFP/图）

　　一边是严谨的程序考据，一边是各种山寨、简陋的细节；一边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旗，一边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边是克己复礼的个人理想，一边是提升“软实力”的时代企图。祭孔仪式本身，成了这个纷杂时代的缩影。

　　孔子又回来了。

　　2012年3月17日，在中国现存最早文庙的河北省正定县文庙，雅乐齐鸣。由河北省释奠礼活动发起人高士涛，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恒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担任献官，与孔氏后裔及正定弘文中学百余师生举行传统祭孔礼仪。

　　筹划者

　　这场遵照明朝礼仪祭奠“至圣先师”的仪式“释奠礼”却在网上被贴上了“封建”“余毒”“作秀”的标签，这让这场释奠礼的筹划者、河北儒教研究会的副会长高士涛愤怒和失望。

　　与这些年各地层出不穷的祭孔活动相比，高士涛认为，河北做得最纯粹。“很多官方祭孔都是表演性质，但我们完全按照明代文献史料来做。”

　　这套礼仪程序之复杂，哪怕是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都很难一下子记清。为了在3月17日的释奠礼上不至于手忙脚乱，前一天下午，这位首次参加释奠礼的主献官特地赶到现场彩排。

　　这是河北正定县举行的第八次祭孔仪式。即便有此前七年的经验打底，加上五天的彩排，失误也难以避免

　　3月17日的释奠礼上，通赞(类似于主持人)吉恩煦在喊“初献礼”时，有位分献官的引赞就往前去迎献官了，但按照规定，必须在通赞念完祭文后才行。兼任纠仪官的通赞打断了引赞：“停，请退回到原位。”

　　小错不断的2012年春祭，对于高士涛来说，已经聊感欣慰。如果以今天的眼光回望七年前他发起的第一次祭孔，那更像是一次粗陋的“临时起意”——没有舞生，没有祭器，只有十几个乐生。

　　是年，祭孔在各地正蔚然成风。在孔子诞生地山东曲阜市，祭孔规格不断提高。2004年9月，祭孔从原来的民间行为，转为官方主导的大型公祭，国家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由省政府官员主持；次年，曲阜联合全球各地孔庙首次全球祭孔；到了2007年，主办单位已经升格到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

　　一直信仰儒学的高士涛有些按捺不住。他想起了解放后一直闲置的河北正定文庙。论历史，它应该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庙，1933年，梁思成就鉴定其为五代(公元907～960年)遗存，比曲阜的还早五六百年。“文革”中正定文庙变成了招待所、民事法庭，改革开放后才回归文保系统。

　　2005年7月，高士涛试探性地跟石家庄政府提出了祭孔的请求，没想到正定文保所立刻答应可以把文庙免费提供给高士涛。

　　高士涛是河北人大代表兼美术科班出身的儒学爱好者，不仅精通绘画和书法，还开了个古琴培训班，领导着一家佛教艺术机构。他把祭孔礼仪考据的任务，交给了他古琴班的学生吉恩煦。

　　吉恩煦当时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在校园里，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异类”，穿着汉服上课，鼓励同学读经，还行了冠礼。

　　在请教了一圈专家之后，吉恩煦跟高士涛商量，决定复制明朝礼仪，而且必须是嘉靖年间。“释奠礼成为一个国家行为，数唐朝最盛，但唐朝文献不全，宋代礼仪过简，明成化之后过繁，而清代又属满人统治，其服装并不符合中国礼仪。”吉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吉恩煦首先啃了明代四本大部头的文献：《明集礼》、《明会典》、《明太学志》、《頖宫礼乐疏》。这是另一位儒学爱好者吴飞列给他的书单。吴是山东曲阜民间祭孔的发起人之一。

　　回想起来，吉恩煦最吃不准的就是，一个纯文字的动作，如何在一个现实的场地内实现。

　　按说舞生和乐生都应该站在丹墀(宫殿前的红色台阶及台阶上的空地)上，但正定文庙的丹墀太小，只容得下乐生，舞生和献官都得站在下面，究竟是把献官安排在哪边、几排，吉恩煦都要从古代的图中寻找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高士涛的态度是，既要尊重历史，也要因地制宜。譬如古代通赞都用唱的，吉恩煦拿不准，最终的专业意见，是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马恒军给的：“不能用唱的，唱反而是失礼的行为，因为唱必须用明代汉语唱，那样大家都听不懂。”

　　乐舞生事关整个仪式的气场。2006年、2007年这两年间，吉恩煦和高士涛还有几位礼乐老师经常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去正定弘文中学，跟老师们一起训练学生乐舞。

　　弘文中学的副校长郭雪记得，高士涛当时只给他们一套六佾舞的古代图谱，让他们自己揣摩。由于太过抽象，老师们不得不像揣摩武功秘籍一样，分解动作，然后再串联到一块。

　　因为没钱，当这一百多套汉服2006年在石家庄一家服装厂的流水线上被统一复制出来之后，就没再换过。胸口没有绣花，没有内摆，由于厂家不懂，不少本该右衽的汉服被缝成了左衽，吉恩煦记得当时因此返工了三天。

　　只要拿出明代文献，仔细对比高士涛置办的每一件道具，似乎都会找到不小的瑕疵。高士涛的原则是，有钱就办好一点的，没钱办个山寨的也行，因为再不办就来不及了。

　　献官戴的梁冠，原本是固定的，高士涛的一个学生叫王敬轩，设计了一个可拆卸组合的，不管头型大小，都可以戴；豆是释奠礼用的专用祭器，但在2011年春祭之前用的都是盘子。专门找厂家做豆太贵，高士涛就买来一堆木制的围棋盒和大可乐杯，然后在外边贴上木纹纸倒过来一粘，几乎如假包换；“太牢三牲”没有，跟高士涛学画画的学生就到馒头房先用面捏，蒸熟了再用食用颜料画上眉眼。

　　有的山寨版做得不怎么像，第二年有钱了再改。2011年，献官戴的佩玉都用绿色塑料做的，有参与者比对了好多张明代出土文物后发现，应该是白色的，而且结构也更为复杂，每条分上中下共15条线贯穿，要用500个珠子。

　　跟官方合作的两难

　　事实上，不光公祭孔子，还要公祭老子、黄帝、炎帝、伏羲。每年清明，“公祭搭台，经济唱戏”的公祭之风就会在全国盛行。规格和场面也是一个比一个高，浙江绍兴万人同祭治水英雄大禹，河南一直把黄帝拜祖大典跟经贸洽谈结合在一块，过去六年吸金800亿。

　　高士涛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拿捏着跟政府合作的分寸。“礼仪活动带动经济发展，本来无可厚非，但搞得不伦不类，就不是礼仪了。”

　　首先，政府是绕不开的。按照规定，在文庙超过20人以上的活动要报批，50人以上的活动，地方上就要动用警察，但2006年的每次释奠礼，人数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数。

　　头几年，高士涛一直以国学促进研究会的名义申请主办，这是一个挂在河北社科院旗下的民间机构，但事实上因为尚未经过河北省民政厅的审核，这个身份并不合法。直到2011年，他申请的另一个机构河北省儒教研究会才终于获批。

　　并且，没有政府参与，领导也不愿意来。“请在职的，人家还得掂量掂量，到底怎么回事？”高士涛说，场面大不了，资金也没法到位，庙里的文物保护、修庙都得靠政府。

　　2009年，高士涛首次在河北人大提出释奠礼可以采取民间发起、政府公祭的方式。高特意提到了“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七届六中全会以来，这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士涛举孔子大旗，不是近年来的孤例。近年来，“反思过去30年里国家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堕落”的声音，层出不穷，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良方。例如自由主义者将其归结为政治改革没能和经济改革同步，传统文化者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的结果，而后者更受官方的青睐。

　　在官方语境中，儒学开始频繁跟“和谐社会”“软实力”联系在一起。2004年至今，中国已建的孔子学院和课堂超过500家；电影《孔子》在2010年上映的时候，全国投入拷贝2500个——超过了由《建国大业》创下的1450个拷贝的纪录，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发行之最。

　　儒学复兴的痕迹，在民间也俯拾皆是。儒学大众书籍成为畅销书，读经班、国学班遍地开花，儒家思想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吗？几乎成为许多儒学研讨会上不变的主题之一。很多儒学家认为，只有儒家教育才能拯救中国的精神危机。“我们已经失去了仁爱、善良和我们的灵魂，儒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它能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国。”一位中国儒学家对《纽约时报》说。

　　但是直到2012年，正定县政府才首次答应参与公祭。3月17日那天，正定县县长来了，文体局局长也来了，甚至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冯韶慧也来了。公安局还派了不少警察维持秩序。正定县县长在讲话中说，释奠礼可以“增强正定的文化底蕴”，另一位石家庄市的领导说，期望释奠礼“为构建和谐河北、文化强省做出积极贡献”。

　　3月17日那天，音响扩音效果不好，正定文庙大成殿内的人根本听不到外边在弹什么。中午吃饭，正定一位官员答应，可以先给正定的文工团置办一个好点的音响，秋祭的时候，高士涛他们再借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