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愿望是上级能帮着修路
汤明孝夫妇在老屋院落前。
农村劳动主力――老人修路
在家守孝的鲁友明
空寂的院落
年前刚入冬，他们的父亲鲁仲友劳累了一整天，晚间突然发病。但村里几乎没人，更没有医生。同样多病的老伴，摸黑顺着蜿蜒的田埂颠跑到村子的另一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同样子女在外务工的独居留守老人。等两个老人手忙脚乱地翻出电话本，找到远在几千里外的孩子的电话，孩子又拨通外村医生的电话时已经晚了。老人在冰冷的板凳上挣扎了几个小时……
窄小的村道旁，我们看到一座水泥新坟，墓碑上方端端正正地刻着：“含笑九泉”。
鲁仲友“走”后，老伴被好说好歹劝到在外打工的女儿家居住。
年前，村里还“常住”有两对老人，现在，也就只剩下汤明孝老两口了。哦，还有两头牛、两只猪、一群鸡、几只鸭和看家狗。
在来九社的半路上，我们路过临村的另一户人家——坡顶上一处孤零零的院落，几间没有围墙的土屋，外墙表层已经剥落，随处可见巴掌厚的裂缝，看起来摇摇欲坠。
土屋的主人叫朱花菊，65岁。朱婆婆说她有3个儿子6个孙子孙女，但我们没看到子孙满堂的情景，整个院落就她一人留守。
“都打工去了！”老伴已经去世的朱婆婆独守山头，依然干着农活。一个小本子，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斜斜地写着“我买(应是‘卖’——记者注)鸡 2只 80 ”“买了花生 40元 豆子 51元”……朱婆婆捧本子的手不停地微颤着——老人家不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帕金森症。
今年过年，只回来了一个儿子和孙女。孙女临别时说：“奶奶，你一个人在家，一定要注意点！”朱婆婆说：“你们在外面要多打电话回来，说不定哪一天你们打电话回来，已听不到我的声音了！”
我们瞥见，朱婆婆向记者诉说这些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
朱婆婆不会知道她被称为“留守老人”，更不会知道像她这样的农村留守老人，全国有4000万之多。
出路
鲁仲友老人走了，留下了去年打下来的四五千斤稻谷，还躺在粮囤里静待“出路”。
“村里没路，不好处理。人家都不愿意来买。”鲁友明正为这几千斤稻谷发愁。去年，原本可以卖万把块钱、像小山一样的一堆木料，因为路不通，结果只贱卖了700多块钱。
“要是有高洞村那样的路就好了！”鲁友明望着远处，眼神溢满羡慕。顺着他的视线，我们看到，一条白丝带般的公路环绕在对面半山腰。张敬己介绍说，那个村的(支部)书记很能干，带领村民修了水泥路，种植柚子，村民的生活要好一些。
汤明孝为了能把自己产的粮食、水果卖出去，已经花了两万多块钱修路，大儿子回家过年，也被他强留下来帮忙。
“还有一万多块钱没付清呢！”
但他们的“修路”，也就把太过坑洼的地方用土填一填，依然过不了车。
“如果能通公路，我准备回家养猪。”在金石乡街道，记者遇见在此定居的“九社人”汤洪涛。他在街道修理摩托车，近年来开始搞生猪养殖，尝到些甜头，但苦于地盘不够，没法扩大规模。老家有地，可惜交通太不方便。
“路一直都很烂，没人管。”汤洪涛最大的愿望是“上级”能帮着把路修一修。
不过，私下我们和张敬己讨论，即使路修好了，其他基础设施完善了，也不可能所有村民都回来。毕竟，这里的地是有限的，载不动村民改善生活的渴望。
“八十年代初大家都不用出去也能生活，为何现在都要出去？”在装满稻谷的粮囤旁，记者有些不解地问鲁友明。
“现在物价高了，农药、化肥也涨价了，(不出去)维持不了。”
确实，有关专家算过账，农民种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扣除农资成本上涨因素，亩均净利润大约是180多元。
1995年开始，鲁友明去广州打了10年工后，又在2005年到北京闯荡。
“当年出去时是因为温饱没解决吗？”
“那倒不是。温饱还是没问题的。就是手头紧，开销困难。”
“现在感觉生活是好些还是差？”
“当然要好一些。打工嘛，手头宽裕了。”
“那今后有什么打算？”
“还是想回来，还是家里好。想多挣点钱回来把老家建设好。落叶归根嘛。”
张敬己插话总结了目前当地村民的三个流向：“极少数有能力的在大城市落户，好一些的在达州买房，再不行的在金石(乡街道)，很少有回来的。”
记者不由得想起飞机上一位达县女士介绍“乡情”：“村里房子倒是建得蛮漂亮，但年轻人都跑光了，只剩下老人孩子。”这位女士以前也是居无定所到全国各地打工，“还去过离北京不远的保定呢。”现在算是安顿下来了，在达县市区买了房子，做服装生意。
城市化进程已经稀释或改变了农民传统上“安土重迁”的心态。数据显示，外出打工的农民，现在大约有2亿5千多万，其中1亿5千万是跨地区的。
在来九社的路上，我们还碰见九社隔壁村的宁支书。“我这样算是最小的了！”1975年出生的他说，村里大约只有一半人在家。
可不是，沿途我们看到修路、扶锄、犁田的都是些五六十岁的老人。
在改革开放肇始的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8.9%。2012年1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了51.27%，首次超过50%。
这增长了30%多的城镇人口，应该包括汤明孝的儿孙、鲁友明兄弟吧。
不管巴山僻壤的乡村未来路在何方，可以确定的是，鲁友明守孝满“百日”之后，又将背着行囊远走他乡，回到喧闹的北京城，回到那间狭小的出租屋。虽然，那里也是一个村，五环以外的一个村。
进“城”
从长椿街坐上673路公交车，经过北京繁华的前门、北京站、朝阳公园等地，一个多小时后，记者来到东五环外朝阳区的石各庄，也是673路的终点站。
机场第二高速从村旁横空穿过，隔条灰绿色的臭水沟，过桥后有高大的铁门，上方印有“石各庄欢迎你”几个红色大字。
还在家守孝的鲁友明，此前上北京打工就是被“欢迎”到这个村的。
走出山沟沟、放下锄头的柳潭村“九社人”，跟鲁友明一样，也就这样被“欢迎”到各个大大小小的城市，“欢迎”到各个“石各庄”，成为建筑工、修理工、环卫工、送水工……
与鲁友明一起在石各庄落脚的，还有同是九社的汤明才。汤明才57岁，和妻子、儿子都在北京打工，居住在石各庄，已经3年多了。
汤明才领着记者，没有走“欢迎你”的大路，而是从旁边一条少有人走的小路直通他家居住的街道旁。
他们夫妻俩租住在路边简易平房内。这些简易平房住的都是外地人，主要是四川达州来的打工者，每家也就十几平米大小，居家过日子的所有物件都得放下。
平房很矮，墙也很薄，用汤明才的话讲“热天热，冬天冷”。平房外侧有一个堆放着杂物、挂着衣服的走廊。走廊下部用废旧铁板上部用塑化板和街道隔开，盖上半截用来遮雨的石棉瓦，这就是夏天做饭的地方。
屋里黑咕隆咚，阴湿，大白天，家里也亮着灯泡。门口是个小煤球火炉，黑乎乎的墙上钉了很多钉子，挂着瓢、勺、抹布以及装满不知是些什么东西的各种颜色的塑料袋和布袋。靠里墙用帷帐挡一下就是床了，床旁边的木板上堆满了物件，有暖水袋、梳子、塑料袋、饮料瓶等等；木板下，床边乱放着皮鞋、拖鞋、塑料桶。不大的地上放着一个四方小桌，一个小马扎、一个破裂的小板凳和一个黑色的圆筒状物，权当座椅。家里无论什么东西，都被染上了黑灰的颜色。
汤明才26岁的儿子汤建平在边看电视边吃饭，他的脚旁边是留有剩饭的敞着的炒锅。
汤明才告诉记者，他还有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一个在成都一个在达县；父亲已经去世，80多岁的老妈妈在达县和他女儿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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