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李一能 报道

　　30年前，没有那么多蔬菜标准，但那时我们吃得很放心；30年后，我们有了很多标准，可为啥吃菜却越来越不放心？“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转换产品、有机产品……”随着食品安全问题屡屡挑战人们的底线，农产品上出现的各种认证标签越发令人眼花缭乱，曾几何时花钱买安全成为消费者无奈又辛酸的选择。

　　为了能吃上放心菜，一些消费者自发组成 “消费者联盟”，利用网络平台抱团消费，“用脚投票”选择可信的食品供应商。另一方面，一群以环保志愿者为主体的年轻人也组成“生产者联盟”，他们成为新一代的“返乡青年”，到农村用“诚信”种地，试图重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奥岩松认为，这是公民食品安全意识觉醒的表现，虽然目前对整个食品安全体系的影响微乎其微，但随着参与者增加，将成为推动中国食品安全进步的积极力量。

　　■消费怪象

　　买有机菜，消费者不信认证信虫咬洞

　　普通圣女果，6元一斤；有机圣女果，22元一斤……昨天下午，在斜土路上一家超市内，陆女士站在有机农产品冷柜前，看着手中的圣女果，脸上满是纠结。在冷柜的另一头，促销员似乎看出陆女士的心事，热情地介绍说，可以先买一点回去尝尝，保证口味和普通的不一样。 “其实这种圣女果我买过好几次，但我要你保证肯定是真正的有机蔬菜，否则花这么多钱干嘛呀？ ”陆女士的一番话令促销员一时语塞，其实，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都有。

　　陆女士告诉记者，她女儿刚刚怀孕，全家人忙得团团转，而她的任务就是每天去收集最好最安全的食品，这让陆女士烦透了心。“刚怀孕的时候是小孩发育最关键的阶段，我女婿是医生，经常遇到各种胚胎畸形的事情，据说都是污染惹的祸，所以特别关照一定要买安全的食品给女儿吃，再贵也无所谓，但说实话真的不好找。 ”陆女士说，她经常会长途跋涉去远郊农贸市场买蔬果，而且买品相差的，最好是有虫咬洞的。 “有虫咬洞说明没用农药，即便用了也毒不到哪里去，否则虫都不吃的东西我哪里敢买回去给女儿吃？ ”

　　但每次花半天“郊游购菜”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她开始到一些卖场有机专柜选购有机农产品，价格是一般农产品的3到6倍，个别品种甚至接近10倍，如果不是女儿怀孕，陆女士连看也不会看一眼，但如今也只能豁出去了。只是一个疑问始终在她心中挥之不去：有机产品究竟值不值这个价？

　　专柜促销员黄女士对于消费者的质疑已见怪不怪，几年前专柜生意惨淡，鲜有人来购买，主要消费者是老外和中高收入者。这几年生意逐渐好了，有特殊需求的家庭主妇也开始光顾，很多就和陆女士家的情况一样，有老人孩子或孕妇需要高安全标准的食品。她指着包装上的“有机认证”标签还未开口，却又被陆女士的一番话堵住了嘴。 “标签没什么用的，可以作假的，你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菜是绝对安全的？ ”

　　“阿姨，您这么说我也没办法了，要么您亲自去我们农场体验一下，或者用我们产品上的可追溯编码，去网上查询。 ”黄女士告诉记者，3月1日起国家宣布有机标识将执行新规，产品将有编码可查询产地等基本信息，用进一步的透明来换取消费者的信任，并杜绝“假冒有机”在市场混水摸鱼。

　　“查编码只能证明这张认证是真的，但我还是不知道产品是不是安全。 ”陆女士叹了口气，向黄女士要了生产单位的电话，说哪天真的要到农场去看一下，接着把有机圣女果丢进了购物车，“不信又能怎样？又没得选。 ”

　　■业内揭秘

　　“有机”概念被炒火，暴利背后藏四大猫腻

　　“‘有机’现在就是一个概念，炒得这么火，就因为背后是暴利，如果贴一张标签就能让产品的价格上涨4倍5倍甚至10倍，说没人动歪脑筋你信吗？”欧先生，农业硕士， 2008前曾经营过一家 “无公害农场”，后因种种原因倒闭，在业内摸爬滚打近十年，对其中的猫腻了如指掌。

　　欧先生告诉记者，最常见的猫腻就是 “假有机”，明明是普通蔬菜，贴一个有机假标签价格就翻番，这样的案例时有曝光。有记者找到所谓的有机蔬菜产地，发现田间堆满农药瓶，问农民怎么回事，对方回答： “种菜哪能不用药？”这样事件一再发生，不仅伤了消费者的心，也严重损害了国家标准的公信力，于是就有了国家在最近推出编码认证 “打假 “的新举措。

　　第二种猫腻就是偷梁换柱，以次充好。种植有机农产品不能使用化肥农药，产量肯定不高，但市场需求和巨大的利润又放在眼前，于是就有商家采取 “夹花”方式销售，把有机和非有机的产品混在一起销售，这种行为很难被发现，消费者仅从外观根本无法辨别，这种 “上100张牌照，卖200件产品”的做法在业内时有耳闻。

　　第三种猫腻就是蒙混过关。欧先生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较为常见，当时 “有机热潮”兴起，催生大量有机认证机构，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一些不负责任、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机构往往会 “眼开眼闭”，让一些不符合有机认证标准的企业蒙混过关。 “曾有人告诉我，只要在检测前一段时间不用农药，就能通过检测，认证机构的人手也非常有限，不可能从头到尾24小时紧盯不放，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投机取巧的办法。”欧先生说，有人说可以用钱买认证那是不可能的，有机认证的标准非常严格，对土壤、水源、空气、环境均有严格的指标，中国能完全符合这样标准的地方已经不多了，于是只能通过一些 “技巧”来解决。

　　第四种猫腻就是偷换概念。“无公害、绿色、有机、有机转换，许多消费者看着眼晕，一些商家就把这些概念混为一谈，价格翻了好几倍，但事实并非如此。”欧先生解释说，如果把这些产品堆成一个金字塔，无公害产品位于金字塔的最下方，中间是绿色食品，最顶端是有机产品。

　　无公害产品和绿色食品可以有农药残留，但都应在国家规定的安全指标内，后者的农药残留量比前者更少，而有机产品标准则更为严苛，不仅不许使用农药化肥，种子也必须是非转基因，最接近传统种植，因此产量最少，价格也最贵。有机转换产品是另外一个概念，国家规定所有种植有机产品的土地必须有三年转换期，所谓有机转换产品，就是在三年转换期内按照有机方式种植，但达不到有机标准的产品，一些商家会把这些产品当成有机产品出售。

　　“这两年国家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收紧口子，弄虚作假没那么容易。”欧先生说， “有机乱象”被频繁曝光，监管部门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大批 “假有机”品牌纷纷被查处，一些把关不严的认证机构也悄然消失，目前全国有机认证机构大约减少到20多家，其他认证机构约在四五十家左右。

　　欧先生认为，在认证机构更为负责、监管机制更加严格的背景下，钻空子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但还是要警惕新的猫腻不断出现。

　　◎专家观点

　　“新农民”的诞生，代表理性回归和意识觉醒

　　“不论是消费者联盟的建立，还是‘新农民’群体的诞生，都说明一个问题，人们开始反思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对农业生产过程开始关注，并自发采取行动试图改变现状，这代表着理性的回归和意识的觉醒。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奥岩松告诉记者，在学术上“新农民”所提倡的“自然农法”、“土法种植”，虽不能自成体系，但只要他们按照有机农业的理念去种植，即便达不到有机标准，品质和安全性也应该是不错的。虽然从总量上看，“新农民”的产品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其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际的价值，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食品安全，才会对推动其进步产生积极的作用。

　　对于有机食品，奥教授的观点是不必盲目的跟随，生产有机农产品对于水土、环境、空气有着极高的要求，就以水为例，中国能直接达标的灌溉水很少，有时必须用净化过的水进行灌溉。只要肯下成本，人为制造洁净的环境并不难，但污染的总量还是存在，就像把一户人家菜园子冲干净了势必脏了别家的菜园，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机食品成为昂贵的“贵族菜”，只能满足“花钱买安全”的心理，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我们需要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不是彻底不用，要把农产品的整体安全水准提高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用高昂的成本打造少量 ‘精品菜’并不解决问题。 ”奥教授说，现在问题是商业种植模式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就像滥用抗生素一样，陷入了“用了还要用”的恶性循环。 “今后的方向不一定要完全做有机，但可以按照有机的思路去操作，让食品安全、经济效益回到一个平衡状态。 ”奥教授说，当消费者懂得尊重农民的劳动，当生产者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当监督者都能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新农民”样本

　　七八十名固定会员用消费支持“环保菜”

　　面对农产品市场真真假假，纷纷扰扰的乱象，消费者始终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他们的诉求仅仅是能吃上安全的食品，可相信谁呢？如今，一部分不甘心总是“被动挨打”的消费者团结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寻找美味、安全又相对廉价的食物来源。上海的“菜团”就是众多依靠网络形成的“消费者联盟”之一，它的发起者之一易小武告诉记者，“菜团”建立的初衷并不是单纯为了“吃”，而是有着更远大的目标：通过消费者的力量来支持科学环保的种植方式，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随着组织的持续发展，大批非环保主义者也加入“菜团”，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吃到安全美味的蔬菜，于是“菜团”的属性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环保组织演变为一个社交网络和抱团消费的平台。目前，菜团有固定会员七八十名，大家经常发起一些团购活动，前往远郊采购高质量的安全食材。

　　2011年5月，易小武逐渐退出“菜团”，转而创立了一个新的公益组织“农好农夫市集”，这一组织类似于一个中介机构，通过举办活动来拉近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距离，让他们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互相提携达成各自诉求。

　　3月18日中午11点，杨浦区大学路创业广场，农好市集3月活动正在举办中。他们的产品没有任何认证，价格也比菜市场里同类商品贵不少，但每一名卖家都可以向顾客保证：“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负责，没有用化肥和农药，我们自己也喜欢吃，所以分享给大家。”诚信，就是这些小农户唯一的认证。

　　放弃城市人身份返乡，“新农民”自建联盟互相担保诚信种植

　　“这不是进步，而是一种回归，是农业最根本属性的回归。”贾瑞明，曾经的工程机件销售员，因参与一项环保项目，对农业发生兴趣，继而放弃薪资优厚的工作下乡种地，如今在“新农民”圈内已小有名气。在他看来，农业最本源的属性就是生产者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用剩余劳动成果交换其他生活资料，这本来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但现在，事情逐渐变得不那么单纯。 “当城里人开始不尊重农民的劳动，无视他们是否能得到合理的回报，当农民不尊重自己的产品，种出来的果蔬连自己都不敢吃，整个事情就乱套了。”老贾告诉记者，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认证标准，正是因为双方的信任关系已经严重缺失，而传统农民往往意识不到问题的根源所在，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对农民本身这无可厚非，但却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陷入了恶性循环状态。

　　在“信任危机”面前，“新农民”这一群体便应运而生。在老贾的理解中，所谓“新农民”就是由非农民组成的农民群体。他们之前可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土地的白领，也可能是曾经有务农经历后进入城市工作的打工者，也可能是研究环保、农业领域的大学生，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并非以卖菜赚钱作为成为农民的唯一目的，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与道德底线，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一些事情。他们大多年纪不大，多少有些理想主义，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传统农民所不具有的远见、知识与经营管理能力。他们放弃“城市人”的身份到农村选择成为农民，被称为新一代的“返乡青年”。

　　老贾就是“返乡青年”中的一员，如今在崇明建设镇建设村经营着自己的小农场，坚持贴近自然种植的模式，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转基因种子，按他的话说就是回到用“诚信”种地的状态。但“诚信种植”依然会遭遇“诚信危机”，对于“返乡青年”们而言如何证明自己的产品质量与众不同，是目前最为棘手的问题。

　　有机认证价格不菲，一个产品的认证费用动则数万，老贾等小农场经营者承担不起，即便可能承担，有机认证需要巨大的前提投入，自然种植法未必能达到有机认证所要求的标准，因此老贾等“返乡青年”建立了一个“生产者联盟”，通过互相担保的方式形成信任体系。目前参加“联盟”的小农户大约有5家，成员“入盟”前必须签订承诺书，保证自己必须使用自然农法耕种，并对其他成员互相监督检查。

　　“这种模式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还是起不到足够的说服力来证明我们产品的价值。”老贾告诉记者，这样的小农场联盟是基于经营者之间互相了解的基础上，这注定其规模无法扩大，而且还是不能解决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信任缺失的问题，他目前也在考虑如何完善“联盟”的运作模式，让坚持自然农法的小农场能被更多消费者所接受，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

　　回家种地曾遭家人一致反对，如今网络菜店生意逐渐红火

　　在崇明岛东端的前哨农场，一对80后“新农民”小夫妻则有着另一种烦恼。虞雷和黄燕都在前哨农场出生长大，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他们的家乡犹如一座小型城市，6000多名知青曾在这里劳动生活，农场消防局、电影院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但随着知青们的离去，前哨农场也陷入了沉寂，于是让孩子们走出去不要再当农民，就成为了农场里大多数父母最大的愿望。正如父母所愿，虞雷和黄燕完成了大学学业，在上海找到了不错的工作，虞雷是健身教练，黄燕从事美容行业，两人结婚后在市区买了房子，这在农场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但从2007年开始，虞雷的父母发现儿子回家的频率越来越高，每次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一天虞雷告诉他们不想回上海了，想回家种地。对于虞雷的父亲虞小进而言这句话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和老伴操劳半生就是希望儿子能离开农村变成“城里人”，如今儿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回来了，在农村的传统观念中，只有在城里混不下去的失败者才会选择回家，但虞雷并不这么认为。

　　记者来到虞雷家的农场时，昔日的健身教练已经彻底变成农民，每天和父母下地干活，喂鸡放羊，而他的妻子则帮他在网上销售农产品打包发货，夫妻俩连上海的房子都卖了，按照虞雷的话就是破釜沉舟了。 “我以前是做健身行业的，对饮食健康特别关注，我发现人们现在追逐的健康食品不就是我小时候天天吃的农家菜么？ ”虞雷告诉记者，他始终觉得农场长大的孩子并不太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每次回家都有种不想回去的感觉，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说服妻子回到农场当起了农民，尽管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但他还是坚持留了下来。

　　如今，虞雷的父母已经接受了孩子的选择，不管是否情愿，但也只好如此。可是邻居亲戚们的闲言碎语一直都没停过，黄燕告诉记者，她每天最不情愿做但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和亲戚一起打包发货，言语中总是会流出几句暗示他们没出息的话。“当农民怎么就没出息了？”虽然黄燕开始也不太理解丈夫的选择，但随着网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产品大受欢迎，有时甚至供不应求，她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意识到家乡一直保持的原生态土法农业，可能正与当今追求食品安全的大趋势不谋而合。

　　在虞雷夫妇的打理下，小农场焕发生机，虞雷父母也不得不承认，年轻人干农活水平差一点，但搞销售管理还真有一套，以前种地主要是自给自足，农产品能卖多少并不在意，但如今每天生意不断，家里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虞雷却觉得，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坚持土法种植产量肯定不高，扩大规模人手又不够，和绝大多数“新农民”经营的小农场一样，现在都处于“饿不死”但也“吃不饱”的状态。下一季庄稼的收成会怎么样？今后农场发展之路何去何从？万一干不下去了会不会重新回归城市？现在都不得而知，但虞雷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

　　◎记者手记

　　有机，不光是“新农民”的事

　　□李胜南

　　曾几何时，化肥和农药的发明让人们欢呼雀跃。人们以为，凭着这两样东西，无需看老天爷的脸色，土地也能产出不错的收成，于是，人类整体，对环境的依赖感降低了。

　　当温饱问题已经不那么困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世间的事，没有哪件是可以不耗精力、时间就能做好的。我们想图省事，可化肥和农药这两条捷径，反而作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了。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这世界上的能量是守恒的，尽管有灭失，但这灭失也会以其他的形式获得补偿，我们玩的不过是零和游戏。只是，关于农产品的这个游戏来得太残酷，我们研发出来的化学合成品，最终，要通过我们自身的代谢来分解。

　　整件事情的关键是人的觉醒。毕竟，人是懂得反思的动物。越来越多的新农民站出来了，他们有知识、有良心，自觉、自律，他们希望给餐桌更多的安全保障。不过，他们挺难的。熟悉农业的人知道，有些农作物必然会吸引虫子，如果一片地不打农药，那么周围的虫子都会被吸引过来。天然、土法，意味着你要独立应付大自然所带来的种种客观因素，小面积、自给自足或许还可以，真的要规模化，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已经退不回农耕时代了。真的要大家都能吃到有机食品，是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的，除了新农民身体力行，还要有人研究生物农药、有机化肥，要有人真的动脑筋，不靠激素来提高产量、不靠添加剂来改善味道，以不危害环境为前提，来改进农业生产。 “有机”，仍然需要科技的参与。只是希望这次，我们能找到正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