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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

刘锡良:小贷低利率是打击农民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4月23日16:13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刘锡良:小贷低利率是打击农民

  不能总是想把城市这一套搬进农村

  《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 | 成都报道

  中国有自己的小额贷款

  《望东方周刊》:现在谈小额信贷,业内外甚至国内外提得比较多的都是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经验,那么,中国本土的小额信贷,其历史脉络是怎样的?

  刘锡良:我以前给中国人民银行做中国小额信贷政策报告时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的小额贷款,绝对不是国际援助机构来了,我们才有小额贷款。也不是从茅于轼搞试验才开始有小额信贷的(1990年代初,茅于轼在山西吕梁农村试验小额信贷)。

  中国从农村信用社建立就是小额贷款,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因为就我所看到的最小一笔小额贷款是一块四毛七。当时是上世纪60年代,信用社贷出去的。2004年,我还访问过最小的农村信用社,四川阿坝州红原县,信贷员背个包、骑个马,出去吸收存款。那时连会计制度都不健全,但它的信誉很高。还有四川平武的白马乡信用社,整个存款只有130多万,他们做的全部是小额信贷。

  所以当时我就说,中国99%的小额信贷是信用社在做,不是国际扶贫机构。现在的农信社,仍然是以小贷为主。包括新兴的村镇银行,也是以小贷为主。我们还是要靠本土的。

  《望东方周刊》:但是农村信用社经过这么多年摸索,却饱受诟病,那是为什么呢?

  刘锡良:信用社有很多体制问题。2003年,大家提出股份制、商业化是信用社改革之路,要在农村搞商业性金融。我说这不对,还专门写了文章。不能总想把城市这一套搬进农村。其实农村要建立全新的金融体系,农村金融体系的本质是合作制、合伙制。

  我从两条线来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说商业性金融,按照原始定义,它是做商业票据贴现。那些开得出商业票据的企业肯定是有相当规模的,它的市场是稳定的,管理是规范的。但是农村广大企业是开不出票据的。所以,商业性金融和现代工业、贸易相关,和传统农业是没有关系的。中国几千年农业发达,也从来没有产生出商业性金融。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进来,才有商业性金融。

  另一方面,从信用发展关系角度看,商业性金融是生人社会的东西,农村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农民为什么最讲信用?因为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就好比中国人讲“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是讲圈内,换了一个生人社会系统,你就没必要讲信用。所以,国家应该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提供一套制度设计,暂时提供不出,就应该让它试点。大的金融机构稳住,小的怕啥。

  小贷公司不要和房地产搅得太紧

  《望东方周刊》:那么,中国眼下要推动发展小额贷款,到底由哪些主体来做这件事情,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格局?

  刘锡良:按照世界银行关于金融普惠思想,我觉得农村信用社基本还是发放小贷的主力,但由于信用社有它自己的体制问题,所以,还是应该有小贷公司来做。前年,我把四川、重庆的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调查一遍。这些新兴机构出现以后,对推动信用社改革起到很大作用。以前信用社等客户上来,跟太爷一样,现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出现后。好的客户你不去,我就去了,这样逼着你去竞争。

  《望东方周刊》:我们了解的情况,现在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很少做小贷,业内都说“小贷不小”,每笔上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做。

  刘锡良:有些省要求,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超过小贷公司资本净额的10%,那么小贷公司注册资本两个亿,它就可以借2000万给同一借款人。有些公司8个亿10个亿的注册资本呢?

  当然也有做小额贷款的,像成都一些公司专门做花木、花卉贷款,就做得很小。但一部分卷入到房地产里面去了。小额贷款公司本身是个好事情,在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把它捆住了。一是小贷公司和房地产搅得太紧,这可能让小贷公司走向不归路。现在很多房产地产公司资金紧张,周转不过来,就和小贷公司绑在一起。第二,小贷公司利率太高,至少是偏高。他们做的合同利率都比较低,严格控制在4倍这个范围内,但是它有其他费用的。这两条路很可能把小贷公司走死。

  《望东方周刊》:小贷公司回归“小贷”的路径是什么呢?

  刘锡良: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回归两个本质,一是小贷公司必须要小,贷款必须要以微小客户为主。第二个一定要以熟人社会为主,不能以生人社会为主。小贷公司不能靠抵押担保,抵押担保就会办成又一个典当行。

  比如村民之间这种贷款,这样就能保持微小。否则是保证不了微小。微小里面主要还是讲机会。现在不管讲金融普惠,还是讲孟加拉模式,实际上,很重要的都是给穷人以机会。要抓住机会,有机会去创业,这个很重要。

  《望东方周刊》:一些小贷公司叫苦,说每笔贷款太小,一两亿分成几千上万笔贷出去,管理的成本就大了,没有利润可谈。

  刘锡良:这个只要利用熟人社会机制,完全能行,因为农民是绝对守信用的。我去调研宁夏惠民小贷公司,发现它主要就是靠退下来的村支书、德高望重的人给介绍客户,公司给他们一些补贴。这些人在村上很有面子、很有地位,他们说话也有人信。惠民小贷公司就通过这个熟人关系把交易成本降低了。否则,它两三万一笔的贷款,方圆几十公里,就算摩托车,来回跑两趟油钱也不少。

  不要以为低利率照顾了农民

  《望东方周刊》:国家在政策上应该如何鼓励支持小贷公司?

  刘锡良:政府应该给小贷公司一部分的补贴,鼓励它去做小贷。但是我们现在补贴不到位。好多机构拿不到这种补贴,名义上补贴给你,但一年两年都拿不到。

  《望东方周刊》:一些小贷公司都热衷于做大额贷款,国家怎么敢补贴呢?

  刘锡良:所以,这个就要有监督机制。看是谁给补贴,谁就要来负责监督小贷机构。对于监督主体,不要动不动弄很大一个机构搞全国统管。你在北京监督,能监督什么呢?

  《望东方周刊》:小贷公司的利率标准争议始终很大,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锡良:小贷公司的利率和现在整个社会的利率是有关系的,整个社会都进入高利率时代。包括现在国家、国有银行拿出来的钱,低利率是不多的。另外还有一些潜规则,比如我贷款100万,名义上6个多点的利率,但你必须存50万,只给你用50万。就是说你贷100万,实际上只贷了50万,但另外50万银行还要算利息。这个就是典型的以前教科书上说的补偿性余额贷款。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我贷款给你,但你必须给我做一次贴现、二次贴现,这样利率也提起来了。

  《望东方周刊》:一些受访的小贷公司叫苦,说利率再低就没钱赚,因此不愿投入这个行当,这又是什么原因?

  刘锡良:首先,国家规定的4倍利率下,随便怎么做还是有2分多,只要把抵押贷款做得比较好,基本就能维持30%的利润,现在做实业还是没有这么高的,所以,社会资本是喜欢投这一块的。

  其次,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贷高利率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要以为低利率照顾了农民,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打击了农民,因为利率低了,资金不进来。现在银行相当于是一台抽水机,把农村的资金动员起来后全部转移到城市去了。那么,你要小贷公司往农村配置资金,就要小贷公司自身是可持续发展的。举个简单例子,比如我们说贷款管理,它有个保本点的问题,越小的机构,盈亏平衡点就越低。比如做100万的贷款和1000万的贷款,从审查到收回,管理成本是差不多的,但收益的差距却很大。所以利率太低,小贷公司做小额贷款就达不到盈亏平衡点,保本点都达不到,他就不愿意做。资本毕竟是逐利的,利率高一点,应该是良性的。只是不能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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