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良：小贷低利率是打击农民
刘锡良：小贷低利率是打击农民
不能总是想把城市这一套搬进农村
《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 | 成都报道
中国有自己的小额贷款
《望东方周刊》：现在谈小额信贷，业内外甚至国内外提得比较多的都是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经验，那么，中国本土的小额信贷，其历史脉络是怎样的？
刘锡良：我以前给中国人民银行做中国小额信贷政策报告时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的小额贷款，绝对不是国际援助机构来了，我们才有小额贷款。也不是从茅于轼搞试验才开始有小额信贷的(1990年代初，茅于轼在山西吕梁农村试验小额信贷)。
中国从农村信用社建立就是小额贷款，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因为就我所看到的最小一笔小额贷款是一块四毛七。当时是上世纪60年代，信用社贷出去的。2004年，我还访问过最小的农村信用社，四川阿坝州红原县，信贷员背个包、骑个马，出去吸收存款。那时连会计制度都不健全，但它的信誉很高。还有四川平武的白马乡信用社，整个存款只有130多万，他们做的全部是小额信贷。
所以当时我就说，中国99%的小额信贷是信用社在做，不是国际扶贫机构。现在的农信社，仍然是以小贷为主。包括新兴的村镇银行，也是以小贷为主。我们还是要靠本土的。
《望东方周刊》：但是农村信用社经过这么多年摸索，却饱受诟病，那是为什么呢？
刘锡良：信用社有很多体制问题。2003年，大家提出股份制、商业化是信用社改革之路，要在农村搞商业性金融。我说这不对，还专门写了文章。不能总想把城市这一套搬进农村。其实农村要建立全新的金融体系，农村金融体系的本质是合作制、合伙制。
我从两条线来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说商业性金融，按照原始定义，它是做商业票据贴现。那些开得出商业票据的企业肯定是有相当规模的，它的市场是稳定的，管理是规范的。但是农村广大企业是开不出票据的。所以，商业性金融和现代工业、贸易相关，和传统农业是没有关系的。中国几千年农业发达，也从来没有产生出商业性金融。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进来，才有商业性金融。
另一方面，从信用发展关系角度看，商业性金融是生人社会的东西，农村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农民为什么最讲信用？因为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就好比中国人讲“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是讲圈内，换了一个生人社会系统，你就没必要讲信用。所以，国家应该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提供一套制度设计，暂时提供不出，就应该让它试点。大的金融机构稳住，小的怕啥。
小贷公司不要和房地产搅得太紧
《望东方周刊》：那么，中国眼下要推动发展小额贷款，到底由哪些主体来做这件事情，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格局？
刘锡良：按照世界银行关于金融普惠思想，我觉得农村信用社基本还是发放小贷的主力，但由于信用社有它自己的体制问题，所以，还是应该有小贷公司来做。前年，我把四川、重庆的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调查一遍。这些新兴机构出现以后，对推动信用社改革起到很大作用。以前信用社等客户上来，跟太爷一样，现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出现后。好的客户你不去，我就去了，这样逼着你去竞争。
《望东方周刊》：我们了解的情况，现在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很少做小贷，业内都说“小贷不小”，每笔上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做。
刘锡良：有些省要求，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超过小贷公司资本净额的10%，那么小贷公司注册资本两个亿，它就可以借2000万给同一借款人。有些公司8个亿10个亿的注册资本呢？
当然也有做小额贷款的，像成都一些公司专门做花木、花卉贷款，就做得很小。但一部分卷入到房地产里面去了。小额贷款公司本身是个好事情，在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把它捆住了。一是小贷公司和房地产搅得太紧，这可能让小贷公司走向不归路。现在很多房产地产公司资金紧张，周转不过来，就和小贷公司绑在一起。第二，小贷公司利率太高，至少是偏高。他们做的合同利率都比较低，严格控制在4倍这个范围内，但是它有其他费用的。这两条路很可能把小贷公司走死。
《望东方周刊》：小贷公司回归“小贷”的路径是什么呢？
刘锡良：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回归两个本质，一是小贷公司必须要小，贷款必须要以微小客户为主。第二个一定要以熟人社会为主，不能以生人社会为主。小贷公司不能靠抵押担保，抵押担保就会办成又一个典当行。
比如村民之间这种贷款，这样就能保持微小。否则是保证不了微小。微小里面主要还是讲机会。现在不管讲金融普惠，还是讲孟加拉模式，实际上，很重要的都是给穷人以机会。要抓住机会，有机会去创业，这个很重要。
《望东方周刊》：一些小贷公司叫苦，说每笔贷款太小，一两亿分成几千上万笔贷出去，管理的成本就大了，没有利润可谈。
刘锡良：这个只要利用熟人社会机制，完全能行，因为农民是绝对守信用的。我去调研宁夏惠民小贷公司，发现它主要就是靠退下来的村支书、德高望重的人给介绍客户，公司给他们一些补贴。这些人在村上很有面子、很有地位，他们说话也有人信。惠民小贷公司就通过这个熟人关系把交易成本降低了。否则，它两三万一笔的贷款，方圆几十公里，就算摩托车，来回跑两趟油钱也不少。
不要以为低利率照顾了农民
《望东方周刊》：国家在政策上应该如何鼓励支持小贷公司？
刘锡良：政府应该给小贷公司一部分的补贴，鼓励它去做小贷。但是我们现在补贴不到位。好多机构拿不到这种补贴，名义上补贴给你，但一年两年都拿不到。
《望东方周刊》：一些小贷公司都热衷于做大额贷款，国家怎么敢补贴呢？
刘锡良：所以，这个就要有监督机制。看是谁给补贴，谁就要来负责监督小贷机构。对于监督主体，不要动不动弄很大一个机构搞全国统管。你在北京监督，能监督什么呢？
《望东方周刊》：小贷公司的利率标准争议始终很大，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锡良：小贷公司的利率和现在整个社会的利率是有关系的，整个社会都进入高利率时代。包括现在国家、国有银行拿出来的钱，低利率是不多的。另外还有一些潜规则，比如我贷款100万，名义上6个多点的利率，但你必须存50万，只给你用50万。就是说你贷100万，实际上只贷了50万，但另外50万银行还要算利息。这个就是典型的以前教科书上说的补偿性余额贷款。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我贷款给你，但你必须给我做一次贴现、二次贴现，这样利率也提起来了。
《望东方周刊》：一些受访的小贷公司叫苦，说利率再低就没钱赚，因此不愿投入这个行当，这又是什么原因？
刘锡良：首先，国家规定的4倍利率下，随便怎么做还是有2分多，只要把抵押贷款做得比较好，基本就能维持30%的利润，现在做实业还是没有这么高的，所以，社会资本是喜欢投这一块的。
其次，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贷高利率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要以为低利率照顾了农民，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打击了农民，因为利率低了，资金不进来。现在银行相当于是一台抽水机，把农村的资金动员起来后全部转移到城市去了。那么，你要小贷公司往农村配置资金，就要小贷公司自身是可持续发展的。举个简单例子，比如我们说贷款管理，它有个保本点的问题，越小的机构，盈亏平衡点就越低。比如做100万的贷款和1000万的贷款，从审查到收回，管理成本是差不多的，但收益的差距却很大。所以利率太低，小贷公司做小额贷款就达不到盈亏平衡点，保本点都达不到，他就不愿意做。资本毕竟是逐利的，利率高一点，应该是良性的。只是不能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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