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巨川和习仲勋同志的合影。

　　今天(5月24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逝世10周年纪念日。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率先提出在广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2008年，《习仲勋传》编委会编，党史专家、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贾巨川先生独立执笔撰写的《习仲勋传》(上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全面、翔实、生动地再现了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牢记“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革命经历，向读者展现了一位深受人民群众拥戴的“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的光辉形象。

　　作为党史专家，贾巨川对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经历十分了解。2002年习仲勋同志逝世时，新华社播发的四千言的《习仲勋同志生平》，也出自贾巨川手笔。近日本报记者经过多方联系，于5月20日一早连线刚从外地回到西安的贾巨川，在长达两个小时的通话中，听他详细介绍了《习仲勋传》(上卷)的写作过程。在撰写的五年中，贾巨川每年在深圳习老夫妇身边生活大半年，不仅对习老的革命生涯经历有了第一手的真实材料，更对习老的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爱护群众的高尚道德品格有了真实认识。“幸运的是，习老生前亲自审阅了约20万字的书稿，并给出‘原则同意’的书面答复；遗憾的是，没能看到书正式问世，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习仲勋同志的革命征程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严峻考验中行进、成长、创造、奉献，成为深受人民群众拥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人生经历充满波折和艰辛。能够担当《习仲勋传》的执笔撰写任务，贾巨川说他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也倍感幸运。他最早介入传记的写作要追溯到1996年秋季，“当时习老还健在，中央有关方面批准同意编写习仲勋系列丛书，《习仲勋传》是三本丛书中的一本，算是压轴之作。”贾巨川介绍，当时自己已经从部队转业8年，担任陕西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纪念建党75年时贾巨川被评为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了胡锦涛、尉健行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或许正因为这个机缘，他得到上级的重视和信任，被调到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当时组织了一个七八个人的写作班子，分头执笔，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在历时五年的写作过程中，贾巨川查阅、参考、使用了充分有力的史料证据，这些读者可以从该书中的大量注释直观地看到。同时，他走访了150余名与习仲勋一起工作、战斗、生活过的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亲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使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因此，该书称得上是一本严谨的史学著作。

　　毛泽东对习仲勋有过很高的、中肯的评价是确定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习仲勋曾有过多次高度评价，其中一些话不乏传奇色彩。通常人们比较熟悉的有“毛泽东当面称赞‘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毛泽东第一次见习仲勋就赞其为‘娃娃主席’”等等，还有人写文章的题目就是“让毛主席无比敬佩的习仲勋”。 贾巨川说，作为历史工作者，首先应该具有优秀的史德，景仰历史更应敬畏历史，传记作者的笔下，应当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把一个可经历史检验、可资世人评说、可使传主安息的人和事告诉读者。“即使是为一个人著书立传，也决不能把传主推上神坛，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应超越一定的历史背景、时代趋势、认识局限。”

　　他表示，毛泽东对习仲勋有过很高的、中肯的评价是确定的。他亲笔为习仲勋写过“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但其他的话有没有演绎的成分？这需要我们加以辨析。“‘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以及‘娃娃主席’的话，毛泽东说过没有？我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文献资料。习老自己曾发表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在详尽文字记述中也没有这样的话。他回忆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35年12月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听报告，当时两个人距离很远；而二人第一次长时间谈话，已经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此这些话就值得商榷，不可人云亦云。假如主席曾经说过，那么习老自己应该记得最清楚，也会写在自己的文章中。”

　　而至于“让毛主席无比敬佩的习仲勋”的提法，就有些离谱了。在毛泽东面前习仲勋是学生，是晚辈，是领袖与地方干部的关系。而且以毛泽东的气质，让他“无比敬佩”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下级也不太可能。

　　贾巨川说，历史的真实要靠语言的平实来体现，没有见诸于历史文献的、没有亲自查阅考证的资料，都不应予采信。人常说史书的生命在于真实，写史就不能拿“生命”当儿戏。“我的资料和事实依据，主要选自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陕西省及甘、宁、青、新等省(区)档案馆保存的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稿、书信、电报、讲话记录等，也包括发表在书籍、报纸杂志以及内部印刷品上的各类消息、通讯、图片和言论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出版的《习仲勋文选》、《习仲勋革命生涯》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也为资料的核实、选用提供了相应佐证。”

　　《习仲勋传》五大看点

　　《习仲勋传》(上卷)从1913年习仲勋出生写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跨度长达36年。反映了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陕甘边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革命经历和贡献。作为关于习仲勋同志的第一本全面翔实的传记，该书面世后，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关注，更在专家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李东朗曾为该书总结了五大看点：

　　一是习仲勋在陈家坡会议上是如何表态的？

　　习仲勋21岁就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危难时刻的正确决断，显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个典型的、颇能反映习仲勋领导才华的事例就是1933年8月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在讨论决定以后革命方针的陈家坡会议上，两种对立的意见“争论得十分激烈”，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而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的习仲勋的意见，对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结果，至关重要。在刘志丹等红26军主要领导人身陷终南山未归的情况下，面对资历较自己老的同志的不同意见，习仲勋旗帜鲜明的主张，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洞察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华，对会议形成正确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习仲勋是如何面对错误肃反的？

　　1935年9月下旬开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错杀200多人，造成西北革命的严重危机。习仲勋罹祸其中。肃反主持者准备活埋被监禁的同志，甚至土坑都已经挖好。庆幸的是这时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制止和纠正了错误的肃反，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位被关押的同志，挽救了西北的党组织和西北革命。但是，由于当时形势和条件的限制，肃反主持人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习仲勋遭遇了不公正，但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些安排，在很困难的形势下坚持关中游击战争，开辟红军西征新区，工作卓有成效。危难时刻见精神，习仲勋在这次肃反中及其以后的表现，充分彰显了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党性和崇高风范。

　　三是被错误肃反的习仲勋是如何获救的？

　　长期流行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到达陕北吴起镇，了解到刘志丹等被逮捕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这个说法有误。首先，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刘志丹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其次，直至几近一个月后，在了解更多情况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没有完全否定这个“肃反”。第三，关于派王首道等前去制止错误肃反的地点和时间，不是在刚刚长征到达吴起镇之时，而是在11月初中共中央到达甘泉下寺湾后。其时，在听取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领导人汇报，更多了解肃反情况后，毛泽东、张闻天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

　　四是习仲勋是如何反对康生，直言反“左”的？

　　当“左”倾大潮在土改运动中开始蔓延时，习仲勋再次“不同凡响”：对风靡一时的康生晋绥土改“经验”，明确提出异议和批评；在党的会议上，反复申说自己对老区土改的看法；一个月时间内，三次上书毛泽东，直言反“左”。在“左”倾大潮汹涌并且颇有来头之时，敢于倡言反对，需要大智大勇，需要负责、奉献精神。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毛泽东非常重视习仲勋的这些实事求是的意见，两次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

　　五是毛泽东为什么赞誉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的发动和人民对革命的拥护和参加，是经过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位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也正因如此，毛泽东赞誉习仲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贾巨川表示，从党史研究的角度，从西北革命斗争史角度总结传记的内容，这五大看点十分准确，基本概括了习仲勋前半段革命生涯的主要经历和重大转折。同时他也说，自己的写作出发点是写一个客观而真实的人，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朴实清新的写作风格、精雕细刻的文字锻造，使历史人物走出历史，进入现实生活，使习仲勋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和鲜明个性跃然纸上。读罢掩卷深思，读者可以感受到习仲勋同志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对国家人民的深厚感情、求实务实的优良作风以及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习仲勋优秀的政治品质突出地表现在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从而深受群众的爱戴

　　为历史人物作传，很容易简单直线地叙述其一生，这样的传记给读者的感觉会很单薄。《习仲勋传》则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习仲勋的生平活动与思想放到党在陕甘宁地区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把他融入当时参与革命的群体之中。这样一来，读者就可以通过完整的历史进程，更加清楚地认识他，并通过其革命足迹，了解陕甘宁地区革命运动的萌生、发展及其中的曲折历程。

　　正是由于从未想过要把自己笔下的传主推向神坛，因此贾巨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习仲勋。他说，自己所理解的习仲勋的一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程。这个历程中离不开自己的努力、战友的帮扶、上级的栽培和人民群众的拥戴。习仲勋是一位实事求是、富有经验、紧密联系群众的党的工作者，“习仲勋是众多政治局委员中的一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集体领导人中中坚的一员，党中央在其生平中已经作了评价，这应该是最权威、最客观、最准确的评价。”

　　习仲勋优秀的政治品质突出地表现在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从而深受群众的爱戴。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总能够得到群众的热心帮助。对于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在西北局会议期间党组织给他做的鉴定中有很生动的表述，称他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这种品质和作风始终在习仲勋身上得到保持，他多次强调“永远不要脱离群众”，“必须深入群众……走出机关，走出城市，深入下层，发动群众，只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

　　习老亲自审阅了约20万字的内容，并最终给出了“原则同意”的书面答复

　　作为一名严谨细致的党史研究者，贾巨川自觉用史学家的眼光与视角来写作习仲勋传记。

　　1996年冬，他就在深圳拜见了在那里休息的习仲勋同志。“当时习老身体不大好，住在深圳。第一次跟习老和他的夫人齐心大姐见过面后，他们对我比较认可。从那时候起，五年中，我每年大半年时间都在齐心大姐身边工作，有时在深圳，有时在北京，也陪同齐心大姐去北戴河修改书稿。”

　　在此期间，贾巨川查阅、参考了大量史料证据，又走访了150余名与习仲勋一起工作、战斗、生活过的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亲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获得了大量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2001年五六月间，贾巨川还陪同齐心大姐在当年习老曾经工作过的陕甘宁边区6个地市考察走访，足迹遍布23个县、60多个革命旧址。他还多次到习老被下放期间生活过的洛阳等地进行调查访问。“有的国家领导人有记日记的习惯，留给后人的真实材料就比较丰富；但习老不写日记，本人留下的文字很少。习老平时说自己的事也很少，晚年他的身体也不允许长时间谈话。大量的书报、杂志都是别人的旁证，因此需要做大量的考证工作。特别是涉及的历史文件，甄别工作很繁杂。很多历史文件当年都是手写的，文字涂抹、漫漶不清的情况严重。这些文献的考证与辨别多是在放大镜下完成的。”这些工作，保证了这本传记成为一份严谨的史学研究成果。“写作过程并不是完全按照成书的顺序进行的，而是哪一部分材料成熟了先写哪一部分。写成后就送习老本人和齐心大姐审阅。”贾巨川介绍，幸运的是，习老生前亲自审阅了约20万字的内容，“秘书念给他听，根据习老的身体情况，每天念半小时或一小时。齐心大姐也一起听。习老对所写内容基本都没有意见，偶尔也有改动和调整，总共大约提了十来条意见。”他说，习老审定的内容大多是上卷内容，对下卷的“蒙难16年”也看了。最终，习老给出了“原则同意”的书面答复。因为跟着齐心大姐，随时可以请教她，听她对历史事实的讲述和修改建议。《习仲勋传》(上卷)2008年出版，获得陕西省政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党的十七大以来全国党史部门党史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等。近日，又被列为中央党校创建学习型党组织“读百本书”第二个五年计划推荐书目。《光明日报》、《新华文摘》、《文汇读书周报》等8家媒体刊登了长篇书评。今年2月，美国《华盛顿邮报》还专访了贾巨川先生。

　　“齐心大姐评价说这本传记很真实、很生动、很感人，她还两次亲笔为贾巨川写了工作鉴定。中央领导同志也做过评价，表扬贾巨川同志非常严谨、文字推敲得非常细致，作为家人很满意。这些评价都有书面纪要。”贾巨川说，遗憾的是习老本人没有看到书出版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他介绍，2009年1月传记的下卷即已送审，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牵涉到的重大问题、原则问题较多，因此审查得有一个细致的过程。

　　缅怀纪念老一辈革命家，应以总结经验、着眼未来为基础，为今后的建设与发展服务

　　贾巨川表示，我们一直有着缅怀、纪念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的良好传统，尤其在去年建党90周年的时候，系列纪念活动达到一个高潮。“但是这种纪念不能只是停留于颂扬和歌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纪念活动讲话中曾说过，‘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发展成就麻痹忧患意识，不要忘了反思过去的教训’，这话很值得我们思考。很多时候我们纪念一个人，还单纯停留在歌颂层面，其实真正实事求是的纪念应该是以总结经验、着眼未来为基础的，最重要的是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为现在以及今后的建设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只有这样的纪念才更有意义。”

　　他认为，对习仲勋同志的纪念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当然十分尊重习老为中国革命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对老人家也很怀念，但实事求是仍然是必须遵循的原则，不能因为某种人为的因素加以夸大。比如在改革开放中习老在广东的工作，是历史把习老推到了时代的潮头，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担当了重任，是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是第一线的指挥员，但他仍然是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假如说这是一部大的集体作品，老人家为之倾注的心血更大一些，下的力更多一些。如果说得过头了，老人家自己也不会同意。”

　　贾巨川说，我们从前辈身上继承的主要是一种精神，从他们争取独立、和平、民主、自由、为了建立新中国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中获取激励与动力，从而为我们的国家更民主、更富强、更和谐、人民生活得更有人格尊严而继续奋斗。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一员，我们纪念习老，也应立足于现实与未来。《习仲勋传》(上卷)为我们记述了青少年时代的习仲勋同志的文韬武略和战士品格，展示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斗争画卷，我们应该学习革命战争年代里像习仲勋那样的一代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的胸襟、胆魄、勇气、毅力、人格和精神，继承他们那种无私无畏、舍生忘死、襟怀坦白、大气凛然、不计名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思想情操，迎接新挑战，用心踏实做好今天祖国发展建设过程中的每一件事。本报记者 李雪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