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研究员

　　1874年12月10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上奏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史稿·李鸿章传》）

　　近年来，中国的黄海、东海和南海一直有事，不怎么太平，大小挑事者蠢蠢欲动，特别是今年以来不断制造事端。“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仍是相当准确的表述。然而，萧瑟秋风今又是，已换了时间！亦换了人间！对正在奋力崛起的中国而言，国势以相竞而益强，当下海上有事并非都是坏事，中国不生事、不找事但也不畏事，因为更大的考验、挑战必会陆续而来，关键在于要认清形势，谋定而后动，特别是要真正吸取到近代以来海防事业、海战历史的教训，决不让悲剧重演。

　　李鸿章上奏《筹议海防折》事出有因，那一年的4月，日本借口琉球居民漂流到台湾被害（1609年琉球国开始遭日本侵犯，1693年，萨摩藩逼迫割让北部的奄美群岛给予日本。1879年，日本明治天皇政府在琉球强行推行“琉球处分”，把琉球一分为二：北为日本领土，改为“冲绳县”，南为满清领土，并企图硬逼中国承认。实际的结果是：由于清廷一部分大臣的坚持和琉球人的请求，清廷始终未与日本签订此条约，也即从未承认日本拥有琉球的主权），悍然出兵台湾，10月，清政府以赔款50万两白银才算暂时平息了日本的军事进攻。面对东亚小国日本企图挤入西方殖民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列，清政府深感发展海防的迫切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李鸿章在奏折里大力陈述了海军海防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要求清廷大举兴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

　　不过，当时大清国已内忧外患经年，“家底子”左支右绌，越来越薄，海防具体该怎么办？特别是钱要从哪里来？人才从哪里来？李鸿章折子里顺带就把海防和塞防进行了比较，认为海防是当务之急，塞防可以暂缓，通过减少塞防的开支来保证海防经费。结果此论已出，一场本来筹议海防的讨论演变成为讨论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问题。

　　李的建议立即遭到了正在西北负责沿边防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强烈反对。1875年4月15日（光绪元年三月初七），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驳斥了暂缓塞防的主张，提出了当下塞防比海防更为紧急，力主继续向西进兵，收复新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李鸿章则建议在新疆地区采取守势，静观其变，同时注意运用以夷制夷，使得英国和俄国在侵略新疆的过程中相互牵制，以便等待时机收复国土。

　　此即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其本质是防御资源投放的重点之争。海防派和塞防派都把清王朝的统治利益视为国家利益，二者的基本目标都是一致的，即最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护清王朝的统治利益。争论以清政府最后采纳左宗棠的意见而结束，清廷下决心进军新疆，剿灭阿古柏分裂势力，逼迫俄国归还伊犁。同时大力发展海防，购买军舰，训练海军。清政府太需要一场胜利了，在这点上左宗棠做到了。

　　由于中国当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形势和变革时期，争论的另一种说法也成立：鸦片战争后中国东部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否已经超过了西部，难有答案。统计表明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达47万人。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必然会遇到发展海权和陆权的矛盾及国防政策两难选择。因此进一步讲，那场著名的争论虽然结束但远未有结论，这样的问题即使今天看来也具有现实意义和重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的争论涉及到李、左两个人对形势和政策的不同认识与判断，迄今对于这场争论的评论仍莫衷一是，令人遗憾的仍是对人不对事者多；慷慨激昂者多；局外之言者多；逞一时之意气者多，体现在将当时的海防塞防之争简化到李鸿章和左宗棠能力高低、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甚至于是爱国还是投降的争论。争的已经不是海防塞防争论时形势判断和政策本身的对与错，争的是现在谁对谁错。

　　我们到底有没有从那段近代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正是最令人担心的地方。

　　根据网站材料（http://www.beiyang.org）整理，中国历史上对外战争中的著名海战主要有：唐龙朔三年八月（663年）的白江口海战（中国、新罗-倭、百济）、明万历廿六年十一月（1598年）的露梁海战（中国、朝鲜-日本）、清顺治十八年三月（1661年）收复台湾之战（中国-荷兰）、清康熙廿四年（1685年）雅克萨海战（中国-俄罗斯）、清咸丰九年（1859年）第二次大沽保卫战（中国-英国、法国）、清光绪十年七月（1884年）马江海战（中国-法国）、清光绪二十年八月（1894年）黄海海战（中国-日本）、1919年11月庙街事件（中、苏-日本）、1929年10月同江海战（中国-苏联）、1937年8月淞沪保卫战（中国-日本）、1937年9月江阴防守战（中国-日本）、1937年9月虎门防守战（中国-日本）、1974年1月西沙海战（中国-南越）、1988年3月南沙海战（中国-越南）。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三场海战。一场是在黄海爆发的白江口海战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战争，日本被大唐揍其实是顺带挨了一拳，大唐的仇家主要是高句丽。不过在日本败后，被迫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此后近1000年里，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

　　一场是1894年的黄海大东沟海战。20年前，李鸿章“输掉”了海防塞防之争，这次他和他的北洋水师输掉的却是整个战争。这年6月5日，日本组建了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考虑到“中国有优势的海军”，分别编设出三种具体作战方案：如果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了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其陆军主力兵团进入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实施决战；如果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兵团达成对朝鲜的占领；如果日本海军在海上战场失败，制海权落入中国海军之手，日军则全部撤回本土设防，准备全力抵御中国军队对日本的进攻行动。作为战争另一方的中国，直到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爆发时，也没有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清廷在8月1日发布的对日本宣战的诏书中说：“（日本）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在战略上，清廷决策者缺乏对战争的全盘策划和部署，更没有制订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方案。日本获胜终于使其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梦想成真，而大清帝国由此走向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

　　一场是中国对越南的南沙海战，也是中国距今最近的一次海战。1988年3月14日，中国海军为保卫南沙群岛，与入侵的越南海军展开了仅仅50分钟的近距离、小规模海战，以微小代价取得对越南海军的一边倒胜利，深刻影响了整个南海局势，也影响了国人的心理。

　　从海防塞防之争可以看出，很明显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晚于日本，但清政府在发展海军时缺乏海权意识，更没有海洋战略，北洋水师仅仅用之于“防”、“守”，并不需要它去争夺海权，历史已表明其结果是可悲的。在李鸿章那份著名的海防奏折里，他还说过：“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可悲、可忧、可耻，这个晚清王朝“东贴西补”的“裱糊匠”地下有知，是否会问这些都远离我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