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上午10点，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判处邓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被告人邓明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5月30日上午10点，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一号刑事审判庭，随着法官手中法槌的落下，被告人席上的邓明建眼睛湿润了。

　　一年前，在久卧病榻20余年的母亲的苦苦哀求下，邓明建买来农药帮助她服毒自杀。

　　2011年12月26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法庭审理期间，亲人、邻居、工友自发举证邓明建是个“孝子”。在情与法之间，案件备受社会关注。

　　奉母命助其自杀酿大错

　　“谢谢！”这是母亲临终前对邓明建说的最后一句话。

　　其实，在邓母长达20年的生病期间，自杀的念头就一直没有断过。

　　邓明建的母亲李术兰年过七旬，20年前因脑中风致半身不遂，生活基本不能自理，那时候，儿子邓明建刚刚成家。在她的4个子女中，邓明建一直照顾服侍她。“她(邓母)老说几个孩子中最亲是邓明建，太对不起他了。”邓明建的邻居事后回忆。

　　“母亲刚生病的时候，身体全瘫了，动不了，嘴巴也歪着说不了话，一有什么事情就哇哇哇地叫，我们只能猜她要什么，猜对了还好，猜不对了她又哇哇哇大叫。后来经过治疗，能说话了，但吃饭、洗头、洗澡、脱衣、穿衣、剪指甲……都得我们帮。经常半夜里抽筋，我就起来给她按摩。母亲的脾气不是很好，生气的时候，要什么就得给什么，一不顺她的意，就会骂人、打人，她的枕头边上放着两根棍子，随手拿起棍子就打人。”邓明建说。

　　长期的病痛折磨让邓母不堪忍受，多次产生轻生念头。“老天爷为什么不收了我呀！”亲戚朋友时常听到邓母这样说。

　　2010年4月，邓明建的父亲去世。邓明建决定去广州打工维持生计。为方便照料母亲，他要带着母亲一起走。

　　邓明建的弟弟用摩托车把他和母亲、妻子从村里送到公路上，他们从那里坐小车去阆中客运站上长途大巴，到广州番禺30多个小时的路程，他们中途转了好几趟车。

　　“途中，我们三人都晕车，我还得背着母亲上下车、转车、吃饭、上厕所。这一路下来，鞋底都磨掉了，只能绑着鞋面走路……”

　　在番禺落了脚后，邓明建就开始了这样的生活轨迹：每天早上7点来钟喂完母亲早餐，然后赶去上班。中午11点40分下班，回家煮饭、喂母亲吃饭，中午1点20分之前再赶回去上班。下午5点下班，又回家煮饭、喂饭，晚上6点前赶回去上夜班。晚上7点多钟下班后，回去给母亲洗头、洗澡、洗衣服。

　　在亲朋好友、工友们的眼里，邓明建是个孝子。但邓明建越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邓母越发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去年5月12日，邓母摔了一跤，身体不能动，腿又老抽筋，脚底上的鸡眼又复发，备受折磨。眼看着儿子为了自己日夜操劳，不想再拖累儿子的她，再次产生了强烈的轻生念头。

　　“那天(2011年5月16日案发当天)早上，母亲又拉着我，叫我给她买农药，我不答应，她就抓着我不放手。没办法，为了听母亲的话，为了帮她解脱病痛，就去买了农药。”

　　2011年5月16日上午，邓明建将买回的农药勾兑后，望着满眼渴望的母亲十分纠结。邓母看到了农药，抓着儿子，要他给她喝下。“开始我不给，她就骂人，又拿起枕头边上的棍子打我，要我打开瓶盖……”邓明建拧开瓶盖递给了母亲，她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并对儿子说了声：“谢谢！”

　　邓母中毒身亡。

　　当天下午，邓明建的工友以邓明建的名义报案称邓母在出租屋内自然死亡。公安人员接报赶赴现场，查验尸体时觉得死因可疑，初步尸检认为死者死于有机磷中毒，经勘查走访，发现邓明建有重大作案嫌疑，遂将其传唤接受调查，邓明建供认了上述涉案事实。

　　从轻处罚绝非变相认可

　　检察机关认为，邓明建知道母亲希望服毒死亡，而积极购买农药并进行勾兑增加毒性后提供给母亲服食，其对母亲服下农药后死亡的危害结果是明知的。邓明建实施了买药、勾兑、拧盖递药等一系列行为，与邓母死亡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检察机关同时认为，鉴于邓明建数十年坚持照顾重病母亲，帮助母亲自杀系应长期受病痛折磨的母亲之请求，帮助她免除疾病痛苦，主观恶性较小，又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建议法院对邓明建酌情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可依法适用缓刑。

　　法院判决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该案主审法官，广州市番禺区法院刑庭副庭长麦雄杰认为，邓明建的犯罪动机确有可宽宥之处。“邓明建犯罪行为发生于家庭直系亲属之间，且是邓母在年老患病情况下产生轻生念头并积极请求而造成的，念及邓明建二十年来赡养母亲的一贯孝顺表现，其犯罪动机确有值得宽宥之处，应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故意杀人行为相区别。”

　　经办该起案件的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主诉检察官王姗认为，从轻处罚绝非变相认可。“安乐死”历来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复杂话题。邓明建故意杀人一案，正是“安乐死”在个案中所折射出情与法、罪与罚的羁绊纠葛。案件的发生，既是一个家庭的人伦惨剧，也是当下社会救助体系缺位、保障体制不健全而引发的悲剧。但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触犯刑律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当然，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裁量，可以综合考量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家属的谅解等要素。但是，即便量刑上酌情从轻的处理，也绝非意味着对此类行为的轻纵，甚至变相认可。从法律层面而言，犯罪的定性即代表着国家对于该类行为的否定性评价，量刑的轻重则属这一前提之下的个案刑罚具体适用问题。

　　社会各界热评“情与法”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杨高峰认为，从行为性质上分析，邓明建知悉其母亲有自杀的意愿，为了减轻其母亲的生理痛苦，为其母亲购买农药，协助其母亲进行自杀，刑法理论界将这种行为界定为“帮助自杀”行为。从帮助自杀的违法性上判断，帮助自杀行为与刑法理论正当化事由中的“被害人承诺”行为非常相近，但学界认为，被害人承诺的范围应受到限制，一般来讲生命权、健康权等不属于被害人承诺的范畴。故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认为，帮助自杀行为即使得到了被害人的承诺，由于超过了“被害人承诺可处分的权利范围”，不符合刑法规定的正当化事由“被害人承诺”的要件，不能排除犯罪性，仍然成立犯罪。可以说，对邓明建追究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现有立法规定形式推理的结果，其行为性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但考虑到邓明建的犯罪对象是其母亲，邓明建是一个孝子，帮助其母亲自杀并不是为了逃避赡养义务，而是为了减轻其母亲的生理痛苦，动机是良善的，可以按照刑法第232条后半段的“情节较轻”进行处罚，“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对应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三年以上”包括本数，而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案件的对象范围要求被告人面临的刑罚处罚“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法定刑判决三年，则可能适用缓刑。再考虑本案性质，适用缓刑不至于产生不良影响，可通过社区矫正的方式帮助行为人回归社会，也有利于减轻被告人及其家人的心理痛苦，实现案件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番禺区司法监督员黎万丽认为，该案的判决“合法、合情、合理”。

　　“这起案件不仅涉及到法律对相关罪行的认定，还是一起令我们心痛的家庭伦理悲剧，它在‘孝’与‘不孝’、在‘情’与‘法’之间一直牵动着大众的心，也叩问着我们的良知。案件中邓明建是听从了一直卧病在床的母亲的请求，在明知农药有剧毒可能会致人死亡的情况下，仍然帮助母亲购买和服食农药，我觉得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在大量的证人和证据面前，法院判决认定邓明建构成故意杀人罪，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合乎法律程序的。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从大家善良的情感出发，在案发之前，邓明建二十年如一日恪守‘孝道’，而且，邓明建在长期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之下，在母亲的强烈请求之下，一时冲动才会做出弑母的行为。为人子女，我能感受到他在整个事件中的无奈和痛苦，其罪虽不可恕，但其情可悯。法院综合考虑该案的特殊案情，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符合大众情感取向，也体现了‘法律之内，有天理人情在’的精神，是‘合情’的。综合整个定罪量刑，法院既认定了邓明建的杀人行为，也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改造，也不忽略家庭的真实情况，这是‘合理’的。”

　　她同时认为，“孝子杀母”不单单反映了部分社会公众法律知识的缺失，也反映了现在社会法律制度中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通过这个案件，好好地普一下法，懂得什么是法律许可的，什么是法律禁止的，让人们在作出重大行为抉择时，能理性考虑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不会因为一时冲动而作出令人后悔的错误选择。更希望相关部门能以此案为引子，认真反思目前社会保障、医疗、司法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让处在困难、绝望中的人能找到出路、看到希望，才能避免类似“孝子杀母”、“慈母溺子”等人伦悲剧的发生。

　　邓明建的辩护律师唐承奎说，“安乐死”有待立法上的认定。邓明建这个案子，其实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安乐死”。以国外“安乐死”实施的规范为参照，“安乐死”必须要有医院、家属的认定和签字，才能保证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更重要的是，“安乐死”必须通过立法来界定，但我国目前的法律暂未涉及“安乐死”问题。

　　也有业界专家指出，中国人口众多，如果在中国允许“安乐死”，可能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因此，我国把“安乐死”列上议事日程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对此要非常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