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平说：“我看到患者表情很满足，我就很有自豪感”

　　“医疗风险应该社会共同承担”，“社会发展讲和谐也不能没有威慑力”……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挂牌五周年院庆暨新大楼落成庆典前夕，中大常务副校长、中山六院院长汪建平，携副院长兰平、任东林接受羊城晚报专访。谈到医疗纠纷，他说，相比于医疗总量，纠纷不算多；中国人讲感情，都懂得感激，“看到患者有满意的表情，我就有自豪感”。他同时表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最关键，只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才能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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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的未知风险应该由社会共同承担，不应该单由医生承担

　　羊城晚报：您曾说过，医生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最近几年医患纠纷不断，还有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使得这个职业充满争议。您怎么看？

　　汪建平：做医生本身就是做善事。我一年大概做200-400个手术，也出过错，但毕竟很少。再如中山一院，每年门诊量460万，真正找事、闹事的人，不到万分之一，不能因此悲观失望。医生和教师，一个治病救人，一个传授知识，都在传播爱。如果这两块文化基石动摇了，社会就完了！

　　任东林：要看到当医生有很多好处，既做善事，又是职业，让你较轻松地养家糊口。另外，当医生还有些成就感和幸福感， 你能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帮助人。人活着都需要尊严，需要社会认同感。这是很多医生能坚持下来的原因。

　　不过当医生也很辛苦，靠这点钱来满足幸福感挺难。很多人收入比医生好得多，也轻松得多。比如做行政，上班虽也辛苦，但下了班就有空闲时间。而医生就算是深更半夜，一个电话就得马上到位。

　　汪建平：当医生确实容易有成就感。尤其外科医生，每天给病人看病做手术，我看到患者表情很满足，我就很有自豪感。我觉得中国人是讲感情的，你尽心了，他们是很感激的。

　　羊城晚报：您说您也出过差错，后来怎样处理的？

　　汪建平：当医生也会遇到不高兴的事，会碰到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果。比如有个病人，他的肠癌手术做得很好，准备复查，一做肠镜就休克了，最后因血管闭塞，两个手都截了。

　　他说我的癌症手术都做得很好，结果做个肠镜做成这个样子！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种叫什么病。

　　任东林：医疗的未知风险应该由社会共同承担，不应该单由医生承担。

　　很多晚期肿瘤患者，作为医生总想能帮到他，帮不了医生也有无助感，这种无助感是没办法让别人来分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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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我也劝告患者，建议他做事故鉴定

　　羊城晚报：作为医生，遇到那些不开心的事该怎么化解，怎么排解？

　　汪建平：我会换个角度看，病人来看病，最后破了财又消不了灾，他的心里肯定难受，有点情绪也合情合理，做医生应该理解他们。但真正跟医生闹起来的毕竟还是极少数，中国人还是比较讲感情的，都懂得感激。

　　任东林：确实也有个别人无理取闹。

　　比如有个女孩子，因腹痛来看病，我告诉她输点液就行，不用住院，但她说前段时间有点累，想趁机请假休息下，她就住下来输液。但第二天她男朋友过来就大吵，说这么个小病就要住院， 其实住两天院才不到一千块钱。

　　羊城晚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医疗条件很差，但医患关系却很好，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却总有医患矛盾，怎么理解？

　　汪建平： 那时人们能互相尊重。另外，那时人也不敢闹。社会管理没有威慑力不行。就算在美国，警察喊住你，把手举起来，你要动一下，枪就过去了。建设和谐社会也不能没有威慑力。

　　现在所有医生的愿望，就是别闹、别打、别杀，有问题解决问题，可以走法律程序，该赔多少赔多少，该认错认错，该吊销医生执照吊销执照，我们要求就这么简单。我认为患者告是好的，能帮他维权， 也有助问题解决；有时我也劝他们告，建议他做事故鉴定。我知道你很穷，我们也不是不想赔偿或补偿你，但必须有个程序。最怕搞得跟打仗似的，医院都乱了，所有患者都吃亏。

　　我上次去北京开会，就讲这个道理。

　　别说医院是为病人看病的，就是开商场，在商场内挂横幅，围打服务员，警察来了也会抓人；为何在医院闹事，干预却不得力呢？ 而且医院不是个人的，如果有人闹就赔十万八万， 下次一定还有更多人来闹，这就助长了歪风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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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优秀的孩子都不学医，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深刻影响

　　羊城晚报：目前医患关系现状，很多医生很灰心，年轻人不愿当医生，怎么看这个现状？

　　兰平：我女儿在学医，但最近跟我吵，说有医生被杀了，要转专业，都四年级了，却不想学医了。年轻人更容易受影响，但如果优秀的孩子都不学医，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深刻影响，一时可能还看不出来，但5年、10年、20年后就明显了。

　　汪 建平：这方面舆论的影响非常大，一个医生一辈子做手术，只能救几千人。但一篇好文章，能影响几万人，甚至改变他们的发展方向。所以舆论引导很重要。

　　羊城晚报：最近也有医生转行，对该现象怎么看？

　　汪建平：倒不用特别担心这个，中国人很多，各职业相对来说还是供需平衡的。

　　任东林：做医生需要冒很大风险，一个手术做得成功，不一定有人认同你，但你若失败，就可能惹麻烦。一个手术要不要做下去，大部分是医生自己把握。愿意冒险就做，不愿就退下来。这种情况下做与不做，考验的是一个医生的良知。很多医生选择把压力留给自己。

　　羊城晚报：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社会如何营造氛围，让医生敢于为患者冒险？

　　汪 建平：我觉得信任最关键，生活中缺乏信任，做事就会很艰难。有个86岁的癌症晚期病人，她退休前是个特级教师，经常在医院里做义工，非常善良，有时还帮护士做思想工作。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对待她！

　　任东林： 医生和病人一定要建立信任关系，你信我，请你把自己交给我，我一定用心做。如果你不相信我，我就没必要为你冒大风险。

　　兰平：一个病人来了，他信不信任你，其实一看就知道，一讲话就知道。我有次在青海给病人看病，有个病人一进来眼神就是漂移的，跟他讲话完全找不到点。没有信任，这个医生就会例行公事。人心里都有杆秤，病人很善良，对医生好，医生就会加倍回馈他。正如早上讨论病例时，汪校长特别叮嘱我们，这个癌症晚期病人要花心思对待。我觉得他不是以一个院长的名义， 而是以一个医生的名义劝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