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6月19日讯(记者 江岳 雷滢)15点40分——冯建梅清晰记得这个时间，她被注射了引产针。令人恐惧的引产针药水被注入体内后，她并没有痛感，但心却撕裂成碎片。尽管眼睛被计生干部捂住，但她似乎能看到，肚中孩子无力挣扎的样子。

　　孕妇冯建梅牵着5岁的女儿走了过来，十来个汉子紧随其后。孕妇的脸上满是惊恐，肚子里的胎儿也在频频翻动——这个小生命似乎明白，他们的目标其实是她。

　　这是陕西最靠南的县城——镇坪。它位于陕西、湖北、重庆三省(市)交界，有“鸡鸣一声听三省”的说法，5年前曾因周正龙“假虎照”事件闻名世界。

　　6年前，东北人冯建梅嫁到这里，生下了一个女儿。在公婆催促之下，2011年10月，她怀上第二胎，但一直没有办理准生证，被着急摘掉“黄牌”的计生干部盯上了。

　　2012年5月30日，在丈夫出门打工几个小时后，几个计生干部登上家门，要求冯建梅配合去做引产手术。这位可怜的准妈妈借口买菜溜出家门，此后的70多个小时里，她与计生干部上演了一出猫抓老鼠的“游戏”。

　　出逃

　　5月30日出门，是丈夫邓吉元十几天之前就算好的日子。他要去内蒙古阿拉善的矿上挣钱，实现两年还清债务的计划。

　　8万元债务是邓家盖新房时欠下的。邓吉元此前在村里水电站从事管理工作，月薪4千，但去年母亲患上癌症，孩子要出生，作为长子，他决定出门挣钱。

　　车子刚启动，一只小鸟就撞在前挡风玻璃上，死了。“这是一个凶兆”，邓吉元心里犯了嘀咕，矿上都是玩命的工作。

　　但几天后，邓吉元 终于明白：“凶兆”直指妻子。

　　男人离开小镇约3个小时后，镇计生干部就走进邓家的出租屋。为了照顾女儿上学，妻子冯建梅在这里陪读，一般到周末才回村，与丈夫团聚。

　　刚吃完午饭的冯建梅正在刷碗，陌生人的闯入让她有些发慌。“几天前，计生干部打过电话，催促我们办准生证。”她回忆说。

　　办证需要自己的户口本，而冯建梅老家在东北，坐火车来回需要6天。邓吉元盘算着，等孩子生下来，交点罚款，再补上准生证和户口。“村里好多找外地老婆的，都这么办。” 邓吉元解释。因为村里很穷，姑娘们都往外嫁，小伙子只能找外地媳妇，而不办准生证就生孩子，是当地人都习惯的做法，邓家第一个孩子便是这样出生的。

　　白色的计划生育车就停在门口，来者拉扯着冯建梅往外走。她忙谎称自己肚子疼，来者不敢坚持，便坐在客厅里，孕妇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倔强的冯建梅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晚上8点多，她借口要买菜，带着孩子走出门去。正溜达着，一位阿姨悄悄给她支招，“去前头姑姑家避一下”。

　　“十五六个人跟在她后面。”姑父刘德云回忆道。当时，这位老汉站在街边抽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刘家的临街小楼租出去办成幼儿园，一家人住在后院里。2011年，冯建梅在幼儿园当保育员，一边照顾在这上学的女儿欣雨。

　　走到幼儿园门口，怀胎七月的孕妇迅速拐了进去——有扇小门可以通到姑姑家，这里的回忆充满温馨和快乐，也让她生起一份安全感。

　　胎动开始有些明显，冯建梅急切走进姑姑家，她要为孩子找个安全的地方。“她也有感觉吧！”母亲事后回忆。这个孩子在肚中7个多月一直很安静，夫妻俩担心孩子出什么事，特意去大医院检查过好几次。

　　堵门

　　冯建梅进门后，刘德云迅速给幼儿园大门落了锁。“他们怎么着也不敢私闯民宅吧！”这样想着，冯建梅心里踏实点，准备洗脚睡觉。

　　但十几名工作人员很快将院子围起来，并“噼里啪啦”砸门。刘德云开门后，十几名干部径直走进屋里，一边喊着“进来个人，要找那个人”！

　　时任曾家镇党委副书记、计生办主任的龙春来告诉刘德云，要配合工作，否则，刘家儿子可能丢掉在中学教书的工作。“他们说，让你娃搞一天就搞一天”。

　　正在洗脚的冯建梅被带进小卧室，姑父和姑姑甚至没敢跟她多说话。

　　晚上8点多，刘德云发现，家中后门打不开了。他绕出去发现，门口赫然堆着八九块石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它们挪开。这位老实的小镇农民终于发火了，“有啥事喊就行，堵我门干啥？”

　　而在小屋里，冯建梅开始琢磨逃跑。屋子不足10平米，1.5米宽的小上，红色布靠背已经褪色发白，山里温度低，她一直裹着被子在床上躺着。

　　胎动不时出现，这个小生命好像已经意识到危险，在母亲的子宫里不安地伸伸胳膊伸伸腿。

　　窗外便是大山，但一堵约1.7米高的围墙挡在中间。母亲摸了摸滚圆的肚子，暗暗叹息，认定此路不通。

　　计生干部轮番进来做工作，无需承担劝说工作的其他人，便在厅堂里抽烟、打牌、聊天，喧嚣声吵得姑父刘德云、姑妈邓笑英两宿没睡好觉。刘德云还听到他们这样分配值班：6个人一班，每4个小时一换班。

　　次日，远在内蒙的邓吉元接到电话。官员们告诉他“赶紧回来，要带你老婆去引产”，并称6月份是当地的计划生育活动月，镇上要摘掉背了2年的“黄牌”。他要么马上把妻子的户口迁入村里，要么马上交10万元押金。

　　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栗永久后来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证实了这一说法：曾家镇前两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下滑，抽查结果没有达到95%的合格标准，被挂了黄牌，今年该镇想拿掉黄牌，加强了相关工作。

　　办户口显然来不及，一番协商后，押金谈到3万，交钱最后期限是6月1日中午12点。

　　再逃

　　但就在这个当口，冯建梅跑了！

　　6月1日早上7点多——离换班还有1个多小时，5个计生干部猫在屋里喝酒，1个人站在门口，跟坐在门口喝水的刘德云聊天。

　　冯建梅洗漱完毕，本来在紧靠后门的厨房里吃早餐，突然，站在外面聊天的工作人员发现，厨房里没人了，马路上已经没了人影。正在喝酒的5个人听到声响，也“呼啦一下”，全部从刘德云跟前跑了。

　　几分钟前，中学拿过百米跑步冠军的冯建梅从后门溜出来，快速穿过姑姑家旁边的空地，拦住一辆小面包车，一脸急切地央求对方捎自己一段，“后面有人追”。

　　陌生的司机二话没说，待孕妇上车后，迅速离开。

　　车行几分钟后，冯建梅央求司机停下，将自己放在路边。有亲戚住在山里的曹家湾，她打算晚些时候去投宿。

　　此前打电话向丈夫汇报逃跑想法时，他反复交代过“要在安全的前提下跑”。在这对小夫妻看来，只要躲过这阵风头，把孩子生下后交点罚款，事情就会平息。

　　冯建梅以最快的速度走下公路，沿着小路钻进山里，在一处深草丛里坐下。这是冯能找到的最佳位置：茂密草丛将她罩住，能看见公路上的动态，万一计生办的人追过来，有时间继续跑。

　　“一直盯着公路看，特别紧张、恐怖。”冯建梅回忆到。当天山里下过雨，她的裤子、鞋子已经被沿途草上的水珠浸透，但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一有车子拐过弯来，心就提到嗓子眼，“特别怕车子在路口停下，他们下车”。

　　胎动依然频繁，小家伙似乎也在表达重获自由后的兴奋，冯建梅不时抚摸着肚子，试图用手心的温柔让孩子安静下来。

　　她在草丛里呆了近14个小时，充饥的只有顺手带出来的一小块面包。直到晚上9点左右，夜色终于将大山彻底笼罩后，冯建梅再次起身，准备投奔下一家亲戚——曹家湾的王家。

　　被抓

　　曹家湾处于巴山北侧，从多数人家的窗户望出去，总能看到一座绿色的天然屏风。

　　孕妇冯建梅独自走在山间小路上，她能够感觉到不知名的虫子在草间蠕动。鞋袜早已湿透，走路时打滑，唯一的信心是保住肚子里的孩子。

　　约十几分钟后，王家白色的矮房子出现在她的视线里，推开门，见到王富平(音)媳妇的一瞬间，她的心终于踏实下来。

　　虽然提前接到过冯建梅的电话，但当这个脏兮兮、一脸疲惫的孕妇出现在眼前时，王家媳妇还是一惊，赶紧让她进屋洗漱睡觉。

　　冯换下的银白色运动外套沾满了泥和草汁，扔在洗衣机里都没能洗干净，王家媳妇又用手搓了好几遍。

　　躺在王家的旧床上，冯建梅左右翻着身，试图为胎动不断的孩子找到一个最舒服的姿势。

　　但刚刚过了1个小时，“砰砰砰”的敲门声又想起来了。冯建梅惊得一抖，连忙起身，侧着身往床底下钻，避免床板硌到胎儿。但此时，手电筒的光柱已经从窗户外射入，在这个房间里来回晃动。

　　“家里有陌生人吗？”“没有。”来人和王富平进行了简短对话，很快，几个人冲进屋里，拉亮灯。他们蹲下来，看着大肚子女人缩在床底下一脸恐惧的样子，突然笑了起来。

　　“算了，就这样吧，爱咋样就咋样”。被人从床底拖出来后，冯建梅心里突然一阵轻松，决定晚上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她睡到8点半才起床。

　　6月2日10点，王家媳妇看见，冯建梅被两个医生架着带走了，“她不愿意，但没用”。多名目击者也证实了这一点：可怜的孕妇被4名男子架着胳膊、腿，脑袋上蒙着黑色衣服，沿着山路离开。

　　“我一直在喊。”冯建梅回忆到。7个月的胎儿重量不轻，胳膊、腿都被抬起后，孩子压得腰生疼，在她的反复要求下，一只手才撑起她的腰。被塞进车子后，冯建梅发现胎动越发频繁和剧烈，似乎抗争着即将到来的命运，而母亲只能不停流泪。

　　此时，得知老婆被抓的邓吉元已经踏上回程，兜里揣着前一天老乡们借给他的1.8万元。他称：镇上来了通知——押金涨到4万块了，这一点，之后亦被官方证实。

　　引产 

　　冯建梅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发生在镇坪县医院——这是县城唯一的医院。这家医院已经有62年历史，据多位村民反映，此地做过不少引产手术。

　　15点40分——冯建梅清晰记得这个时间，她被注射了引产针。肚脐眼下方事先注射过麻药，令人恐惧的引产针药水被注入体内后，她并没有痛感，但心却撕裂成碎片。尽管眼睛被计生干部捂住，但她似乎能看到，肚中孩子无力挣扎的样子。这是这位母亲出生以来，最绝望的一刻。

　　当时没有任何家人陪伴在她身边：邓吉元一家有6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三，事发时，大姐在湖北走亲戚，老二、老四、老五、老六在江苏陪患癌症的母亲看病，只有60多岁的老父亲在家。

　　这位老人被计生干部以“领导找谈话”的名义带了出去。待他回来时，20多人守在医院门口，不允许他上楼。

　　“晚了，针已经打了。”回到病房，冯建梅拨打多次，才听到丈夫邓吉元的声音，她哭喊着说出了这句话。手术前，她被几个人按住，在病床上签署了同意书。

　　邓吉元正在内蒙古往回赶的路上，有4个多小时手机没有信号。坐在汽车靠过道的位置上，他呆呆看着手机里40多条来电提醒，觉得“气死了”。

　　约30个小时后，冯的肚子开始剧痛，与生孩子时的感觉不一样，“痛得想死过去”，疼痛夹着绝望折磨了她4个小时，这个孩子在以最激烈方式，与母亲告别。6月4日凌晨3点多，孩子出生，母亲看见，小小的她浑身乌青，毫无生气。

　　6月4日，邓吉元赶到医院，刚见面便急切地问道：“你怎么没经过我同意，自己就签协议了？”妻子哭了：“没签”。

　　没过多久，冯建梅称要去上厕所，却很长时间没有回来。邓吉元听到外面闹哄哄的，跑出去一看，平时温顺柔弱的妻子拿着一根孩子手腕粗细的竹竿，愤怒地站在护士办公室里——几分钟之前，她砸了产房的玻璃和柜子。

　　“我的孩子应该在产房出生的！”时隔数日，冯建梅的语气里还有掩不住的愤怒和哀伤。

　　悲剧重演

　　手术后的多数时候，冯建梅只是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不说话，莫名的头痛困扰着她。

　　与她境况类似的女子在镇坪并不少见，多位村民称，怀孕六七个月被强制引产的事情“多得很”。而早在15年前，就在镇坪县医院，一位年轻妈妈也伤心绝望地躺在病床上，甚至更加糟糕——她被强制引产了一个8月胎儿，死婴躺在身边5天后才处理掉。

　　“落得一身病”，在鱼坪村村口，记者见到如今38岁的徐先贵，她伸出双手，手心是冰凉的。但更痛的地方在心里，以至于刚张嘴，她的声音就梗咽起来。

　　15年前的腊月，怀孕8个月的徐先贵被计生干部从娘家拖走，晚上12点赶到镇坪县医院。“医生两个手指在我肚皮上拼命一按，针就打下去了。”她形容，当时感觉“痛得要死过去了”。

　　与邓家情况一样，死婴是徐家第二胎，没有准生证。次日中午，死婴从徐的身体里剥落出来，由于丈夫在外地打工，公婆年岁太高身体不好，等到5天后，徐的家人才赶来医院照顾，“没有半个人管我，只有死掉的娃娃在身边”。

　　彻查

　　闻讯赶来的邓家大姐用手机拍下了弟妹生下死婴的视频，但被留守的计生干部强行删除。趁人不注意，她又拍下张弟妹和死婴的合影。

　　照片里，乌青的孩子身体缩成一个大问号，悲凉地躺在头发凌乱的母亲身边，经历70多个小时的生死逃亡，她终究被剥夺了活着来到世界的机会。

　　邓家亲戚陆续赶来，愤怒的家人决定“寻个公道”。他们无法接受那个“情绪稳定”的说法——曾家镇公开了一份题为《曾家镇依法终止一例政策外怀孕》的资料，其中称“6月2日，在其(冯建梅)思想情绪稳定的情况下，镇计生办工作组陪护其来到县医院，经过各类常规例行检查后，其(冯建梅)自愿接受了引产手术”。

　　6月8日晚间，在四川工作的表弟阿三接到邓吉元的电话，“一听电话就知道出事了”，表哥是家中长子，一向沉稳，有事情经常憋住心里，自己默默承受。

　　“你知不知道安康百度贴吧的版主是谁？”阿三是家里的资深网虫，曾经在泸州老窖工作，跟媒体打过交道。

　　在表哥“凄凉、无助”的声音中，阿三听完事情梗概，决定帮助表哥，把事情捅到网络中去。同时，邓家四妹吉彩，也开始在网络上发声，痛诉嫂子的悲惨遭遇。

　　6月11日，事件在网络中引起大范围关注，陕西《华商报》报道后，更多媒体介入。

　　三天后，陕西省人口计生委派出调查组，初步认定冯建梅怀孕7个月遭引产情况属实，该做法严重违反了国家和省人口计生委的有关政策规定。

　　当晚，安康市副市长杜寿平前往镇坪县医院看望了冯建梅，这是邓家人见过的职位最高的领导。对方告诉他们，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江能海、镇坪县曾家镇人民政府镇长陈抨印、镇坪县曾家镇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龙春来，都已被停职调查。

　　冯建梅的病房热闹起来，调查小组、县镇干部、记者络绎不绝，晚上12点，邓吉元的手机还经常响起。但这位初中毕业的80后农民，坚持拒绝境外媒体采访，“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相信组织”。

　　“我现在最担心她心里疙瘩解不开”，望着妻子的苍白脸色和呆滞神情，邓吉元恍惚想起7年前，他们在沈阳认识的场景：网吧里，“乡巴佬”邓吉元跟着朋友去玩，坐在冯建梅的旁边，这个爽快漂亮的东北姑娘耐心教他上网，并互相留了qq号。

　　昏暗的网吧里，电脑屏幕冷冷的光源打在冯建梅的脸上，白皙而秀美。3个月后，邓吉元追到了这名初中刚毕业的年轻姑娘，并顺利说服她，将她从东北娶回西南山沟里的老家。

　　现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安静躺在老家山上。父亲邓吉元一直没有去看她，“不想去，触动那些，挺伤心的”。他打算，待事情处理完毕，把妻女送到江苏去呆几天，自己去内蒙继续打工，“暂时离开这个伤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