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讲座中思维敏捷，幽默风趣。

　　亚心网讯(文/首席记者 郭倩 图/李铁军)“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到底是对还是错，我们还是采用科学的方法，说一说事实。”6月25日，83岁的茅于轼出现在了新疆财经大学的图书馆学术报告厅里，受邀为该校的学子和老师作《中国改革与发展问题》、《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两场报告会。

　　花白的头发，颀长的身躯，满面笑容，讲座开始以及结束都忘不了鞠躬致意，这是茅于轼给听讲者的第一印象。

　　作为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是国务院授予的突出贡献科学家，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常务理事。

　　“谈改革与发展，很容易讲到总结经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常有人问我，我们的路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总结了一下，至少在四个方面我们的成就是显著的。”讲座一开始，茅于轼直奔主题，抛出观点。

　　成就一，中国的经济发展使5亿多人脱贫，为世界贫困人口脱贫做出了重大贡献。根据世行披露的统计报告，全球八成脱贫人口都发生在中国。“尽管目前中国仍有低收入人群，但就是这部分人的收入也强于过去了。”

　　成就二，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近10%，这意味着财富总量增长超过20倍，人均增长15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制造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落到个人头上，个人现在一个月的收入比过去一年的收入都多。

　　此外，茅于轼表示成就还体现在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国家政治也有进步。

　　但是有成就，并不代表着可以忽视问题。近几年，贪污腐败、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无不紧紧地牵扯着公众的神经。“这些都是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接近0.5，跟美国不相上下。”茅于轼说。

　　大家关注收入差距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即人们从低收入阶层向上移动到高收入阶层(或相反)的机会。

　　“我们的未来要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幅度之内，但也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相反，有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不是坏事。没有贫富差距，就相当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你会发现缺失了激励你上进的力量。”茅于轼提醒说，不仅仅要去关注收入差距，而应该更多的看到社会垂直流动性畅通的问题，要能保证贫穷的人、底层的人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

　　目前社会的垂直流动性越来越小，并使得社会缺乏活力。造成垂直流动性越来越小的原因在于出现了利益集团。茅于轼直指，垄断行业把持了很多机会，“圈子”外的人很难进得去，比如，垄断集团工资比外面高很多，但外面的人很难进入。这些利益集团形成牢固的结构，妨碍了垂直流动性。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打破垄断，取消特权。”茅于轼说，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

　　本网记者对话茅于轼：

　　“面对那些骂声，我没有时间去生气与驳斥”

　　“民间借贷肯定是利大于弊，非常值得推广”、“18亿亩红线不靠谱”、“经济适用房不应有独立厕所”……

　　不论是以知名经济学家的身份，还是对一个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茅于轼的很多观点，往往会把自己置于争议之中。

　　“我说过的一些话有的被断章取义了，面对那些骂声，我没有时间去生气与驳斥。”茅于轼如是说。

　　有人说茅于轼是当代最具争议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个称呼，茅于轼微皱一下眉头：“网上有多少人在骂我，这个问题我问过旁人，其实对一个人的观点，自然有人赞成，有人批评，这一点都不稀奇。”

　　记者：怎么看待这些网民评价？

　　茅于轼：有的言语很尖锐，我以前就遇过，有人扬言要到我家揍我，这些批评的话里，大概有90%都是乱骂，还有10%属于有一定道理的。

　　记者：面对这些批评，甚至是谩骂，您会怎么对待？

　　茅于轼：基本上没有时间理会，我不会为这些事情生气。我每天都很忙，有大量的事务要处理，时间都不够用。其实我上网主要还是查收邮件，一天邮箱里大概会有七八十封邮件，别人辛苦写来的，我总要回复一下。

　　记者：那属于10%的有一定道理的，您也会回复吗？

　　茅于轼：一般不会，主要还是顾不上。但也会选择其中几条，统一回复一下，比如发微博，或者博文，一并给大家回应。不仅仅是批评，你看一看我的博客，里面有很多我回答别人提问的博文。

　　记者：我听说有个新疆财大的研究生，有本书买不到，跟您说了，您这次来还把书也买了一并带来？

　　茅于轼：是，每天都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找我来帮忙，有找我申冤打官司的，有各种各样问题问我的，还有邀请我参加活动的，找我介绍工作的，还有一个农民问我，怎么才能发家致富，好多问题我也没有办法。

　　记者：您是怎么答复那个农民的？

　　茅于轼：我就是告诉他，你擅长什么，就做好什么，擅长种地，就好好种地，就一定能过好日子，一夜暴富就不要想了。

　　茅于轼说，在中国，由于过去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不但经济上取得空前伟大的成就，在政治上也有突出的进步。

　　记者：你怎么理解自由？

　　茅于轼：自由可不是随心所欲。如果你随心所欲了，别人就不自由了。简单地说，自由就是不允许干损害别人自由的事情。

　　记者：我们的社会如何体现自由？

　　茅于轼：每个人都不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环境中，于是每个人都得到了自由。这句话听着有点绕口，孔子有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跟我主张的自由差不多。

　　记者：怎么来实现自由？

　　茅于轼：找到最容易干涉别人自由的人，约束他，别人的自由就有保障了。谁最容易干涉别人的自由？特权阶级，因为我一直说最需要约束的就是特权阶级，要取消特权。

　　记者：您追求自由的境界，是不是也达到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茅于轼：恰恰相反，我不赞成这一观点，而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一种诗人的发挥。如果大家都这么干，那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我希望我自己能够享受人生，并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当然生活中有很多高尚的目标值得我们去追求，但尽量不要牺牲自己，一个社会靠的是和谐，不是竞争。

　　回顾茅于轼的经济学之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关注的经济学中的最优化问题：如何给土地施肥使得产量最大？如何调整汇率使得对GDP的影响最优？

　　1985年，《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出版，被称为是一本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并奠定了茅于轼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但他后来慢慢地发现，经济学不仅是数学问题。

　　记者：数学解决不好的经济学问题是什么？

　　茅于轼：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它能帮助我们合理利用资源，使用一定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靠经济学的指导，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经济学发展的两百多年中，社会财富成百倍地增加，教育得以普及，寿命得以延长，人类真正走进了不愁匮乏的时代。大家都认为经济学造福于人类，功莫大焉。

　　可是经济学不仅是数学问题，它还涉及社会问题。比如，财富生产就是追求财富最大化，从数理经济的角度出发，追求的就是财富最大化，这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财富的分配就涉及道德问题。今天社会需要的是在思考如何最大化财富创造之时，经济学家也应该更多地考虑道德的约束与人文的关怀，在思考如何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之时，国家也应该更多地为人民谋福祉、求幸福。一个脱离了社会伦理道德的数学求解是对经济学问题不负责任的答案。

　　记者：您介绍过人文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交换创造财富，怎么理解？

　　茅于轼：如果是一次平等资源的交换，双方都感觉对自己有好处，必定有财富的创造，这个道理极其简单，但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怎么可以变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物尽其用，就是把每一个商品卖高价，拍卖就是具有这样的功能。举一个例子，过去山西提出过，要多挖煤为国家做贡献，结果煤炭产能过剩，全行业全部亏损。有资源不一定能换来更多财富，只有合理配置资源，才能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市场配置资源，而非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