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票正义性受挑战

　　对于“问题彩民”的产生与应对，中国彩票发展过快、发行成本过高以及公平、公正、公开方面遇到的普遍质疑，有学者提出，彩票的正义性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首席记者｜杨江

　　冯百鸣，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彩票研究所所长、副教授。2005年成立的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是国内继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后，成立较早的彩票研究机构之一。

　　对于问题彩民的产生与应对，中国彩票发展过快、发行成本过高以及公平、公正、公开方面遇到的普遍质疑，冯百鸣有着怎样的见解？

　　他为何觉得彩票的正义性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而彩票正义性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彩票发展指数远超西方七国

　　新民周刊：中国彩票自2009年开始迅猛发展，短短三年内彩票发行量翻了一番，你对此有何评价？

　　冯百鸣：中国彩票发展规模确实过快，2010年我提出彩票发展指数，也就是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彩票发行总量占GDP的比值，西方发达国家彩票发展指数平均值在0.4%至0.5%， 2009年前我们国家彩票发展指数一直不高，不到0.4%，但是这几年发展过于迅猛，2009年是1300多亿元，2010年1600多亿元，至2011年已经达到2200多亿元。

　　新民周刊：发展非常快的原因是什么？

　　冯百鸣：原因比较复杂，有研究者发现，经济危机时彩市一般都是好的，我们国家也是如此，股市一塌糊涂，更多人就愿意去彩市赌一赌。但发展迅速与彩票发行机构的营销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彩票是可以国家控制的，我一直主张有控制的彩票经济。但这几年发展太快，这说明国家控制不是太强。

　　新民周刊：发展太迅速会带来什么问题？

　　冯百鸣：我们国家彩票发行规模2009年前每年增加20%多，但从去年开始增加至30%多，远超过GDP的发展速度，到今年底，我预计很可能会达到2800多亿元，基数已经很大，再增长30%，那就不得了了！从2009年开始我们国家彩票发展指数迅速上升，2011年已经接近0.5%，这意味着中国彩票超常规发展。今年肯定会超过0.5%，弄不好会接近0.6%。指数高，说明彩票发行多了，我们原来的研究发现，前几年呈现反比关系，GDP高的地方，彩票指数反而低，而GDP低的地方，彩票指数反而高，这说明贫困地区消费了更多的彩票，比如去年云南、西藏两个地区，平均指数超过1%，这是非常荒唐的。GDP每100元就有1元是彩票贡献的，岂不是很荒唐？指数过高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问题彩民，一年收入不到2万元，却拿了1万元买彩票，这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

　　新民周刊：你认为，我们国家彩票指数维持在多少较为合理？

　　冯百鸣：控制在0.4-0.5%，与西方一样就行了。问题是，近两年我研究发现原来是反比关系，现在却出现V形结构，发达地区的指数也上来了。我原来认为富裕的地方多卖一点彩票，贫穷的地方少卖一点，这难道不对吗？但现在西部高、东部高，中部反而低。

　　新民周刊：中部地区彩票发展指数偏低的原因是？

　　冯百鸣：东部地区彩票发展指数高，是不是意味着有钱人去买？不是！我们发现，东部的高是中部与西部贡献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彩票贡献主要是外来打工人员，而他们主要来自中部地区。不久前我们在深圳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彩民消费行为调查，发现购彩票者60%的都来自外地打工者。

　　新民周刊：彩票指数整体提升的原因是什么？

　　冯百鸣：与彩票管理者没有科学的彩票发展观有关系。福彩与体彩两大机构一直在快速发展，比如开发高频快开、博弈性特别强的彩票品种。我刚才说彩票发展规模与速度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发行总量与投注站少一点不就行了嘛。现在全国有三四十万个投注站，这实在是太多了。

　　“问题彩民”集中在高频快开等彩票品种

　　新民周刊：北师大今年年初公布了问题彩民调研报告，提出问题彩民有700多万人，你认同吗？

　　冯百鸣：他们的研究方式有问题，只是进行了网上调研，我们这次是1000多个网上调研与600多个实地调研，结果发现实地调研与网上是有相当差距的，中国网民5个多亿。还有8亿不是网民，网民的收入应该比非网民高，所以用网络数据推算全国是不科学的。

　　新民周刊：你认为什么是问题彩民？

　　冯百鸣：可以说问题彩民是赌徒式的博彩者，首先购彩金额占收入比例过高；其次要看他花费多少时间在彩票上，有些人一天花几个小时泡在里面研究，甚至晚上不睡觉，那就有问题了。但花时间又与职业有关，如果退休不见得是问题；第三，我觉得影响大的是对他的身心伤害程度，凡是成瘾者肯定都会有精神损害，沉溺，偏执、焦虑，严重的会导致犯罪；第四点对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比如造成家庭不和睦，夫妻反目。

　　新民周刊：你们在深圳的调研有什么收获？

　　冯百鸣：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行一次彩民摸排，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彩票发行者与管理者非常不重视对彩民的消费行为的研究，很少有大规模调查，要真正研究就要去投注站，很多彩票研究者包括媒体记者为何对彩民不了解甚至胡说八道？就是因为不深入了解。

　　问题彩民肯定有，但你要问多少，我不能轻易下定论，我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比北师大公布的严重也可能轻，问题彩民国外也有，不过有些国家不用问题彩民这个说法，而是用“重度消费者”、“轻度消费者”与“中度消费者”。

　　新民周刊：问题彩民主要集中在哪些彩票产品上，什么人容易成问题？

　　冯百鸣：博彩分三类。第一类影响最小、博弈性最弱，也就是彩票。彩票整体是比较健康的。第二类，竞猜类游戏，比如足彩、香港赛马、澳门赛狗，相对来说比彩票博弈性强。第三类是博弈性最强、返奖率很高、开奖很快，主要是博彩场所，显然就是赌博。

　　国内这两年有一个发展趋势，无论福彩、体彩都在发展高频快开游戏，十分钟一开，返奖率比较高。

　　新民周刊：这有什么问题吗？

　　冯百鸣：返奖率高、开奖速度快，肯定会带来一批问题彩民，因为很多都是固定赔率游戏，需要连续投注连续翻倍跟庄，对这种高频快开的游戏我一直不主张快速发展，规模不能大、布点不能多，但是现在看来两大机构都在快速发展。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场所的彩民基本上70%-80%都是问题彩民，当然这些人在整体彩民中还是少的。高频快开游戏显然是有问题的，集中了问题彩民的主要部分。

　　新民周刊：发行机构快速发展高频快开彩票是一种怎样的冲动？

　　冯百鸣：不是冲动，原因非常复杂，我们知道彩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博彩业的一种，我们国家比较严重的是个人赌博与私彩或者境外赌博，为了抗衡私彩、赌博，国家发行高返快开彩票，也是为了抗衡私彩，当然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确实把一部分赌徒吸引到这里了。

　　“问题彩民”主体绝非穷人

　　新民周刊：有观点说，问题彩民以穷人为主，你认同吗？

　　冯百鸣：这个观点不对，问题彩民集中度高在高频快开游戏，这些人一般都是小业主、白领，绝对不是低收入者。

　　新民周刊：全国彩民，中低收入是不是主流？

　　冯百鸣：这个不好说，因为没有经过深入调查，或者只是局部调查。

　　新民周刊：问题彩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冯百鸣：原因比较复杂，首先与个人心理素质有关，有些人就比较容易成瘾，意志比较薄弱，当然，跟彩票发行机构以及彩票品种设计有关系，有些彩票品种就极少带来问题。比如乐透型彩票大乐透、双色球，一般不会带来问题彩民，因为中奖概率太小，只有1772万分之一。但对另一些彩票品种，可能带来问题购彩，比如赔率性游戏，福彩的3D、体彩的排列三，这两个品种2004年大规模上市后带来很多问题，当时体彩、福彩，出于竞争发行了一模一样的游戏，但游戏规则却不一样，福彩3D为了控制风险限号发行，但体彩却不限号，一字之差带来非常大问题，我2005年初一直提醒这个问题，只要不限号就把中国变为一个大赌场。

　　很多人不信，但很快，此后三年排列三带来大量问题彩民，因为它有一个特点，需要翻倍跟庄，一开始投注几元最后可能花好几万元。邯郸农行那个盗用存款购买彩票以至于判死刑的案子就跟这个彩票有关系。这帮傻蛋其实就是赌徒啊，一上去就是不要命的几百倍赌，投到最后上千万元，越滚越大，当然他们没有赌出来，如果邯郸那个家伙投注出来，那体彩中心要赔得一塌糊涂。

　　新民周刊：这就是一场恶赌。

　　冯百鸣：是啊，彩民与机构的恶赌，无非是两个结果，彩民破产或者机构大赔，无论哪种社会都是受伤的。所以问题彩民形成与彩票游戏规则设计有关，后来排三把问题纠正了，限号发行。

　　新民周刊：对彩票的观点以及媒体宣传对问题彩民的形成有没有关系？

　　冯百鸣：彩票的营销存在问题，我不主张彩票做太多宣传，但现在宣传铺天盖地，媒体推波助澜。营销宣传无疑对彩民有重大影响，当然国外也有，但是国外不同，比如美国，奖池大到几个亿美元，全国人都去买，但我反倒认为他们是健康的，大家都试试运气去，每人2美元，奖池空了，就没人买了。不像我们国家是一个稳定的彩民群体。

　　新民周刊：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少人？

　　冯百鸣：我估计1个亿，我们调研发现福彩彩民95%上都会买双色球，我得到河南省数据，双色球最高一期1500万元左右，最高时165万张彩票，我们可以假定河南省福彩彩民最大数165万，假定一个人最多买一张彩票，票均就是9元。全国去年最高一次卖了4亿多元，那就是上限4000多万彩民，这是福彩的数据，实际上福彩与体彩彩民有重合，我们就以上限算，也是4000万人，还有些人买其他彩票，因此估计最多1个亿。

　　新民周刊：你对问题彩民现象有何对策？

　　冯百鸣：通过几个渠道解决——第一，彩票机构树立科学彩票发展观，合适规模合适速度发展。第二，正确营销宣传，不要过度营销与宣传；第三有心理干预。我们计划与深圳合作，用彩票公益基金买单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做问题彩民的干预热线，遗憾的是很多地方的彩票发行机构收入那么多就是不肯做这项工作。此外，公益宣传也要加强。

　　新民周刊：国外有做法对问题彩民设立黑名单，限制购买。

　　冯百鸣：我们也有一些做法，比如中福在线，原先是无限制投注，后来整改，采取措施，办卡，一次只能消费200元，但也不能完全奏效，因为他可以买多张卡。

　　新民周刊：有人提出彩票实名制。

　　冯百鸣：这不行，彩票本身就不是实名的，实名就卖不成彩票。

　　彩票正义性存在问题

　　新民周刊：福彩、体彩接连开出大奖是偶然还是人为？

　　冯百鸣：没有太巧合。巨奖与奖池累积有关，有一部分彩民是赌徒式的彩民，为掏空奖池会成百倍购买，这种赌徒特别多。

　　新民周刊：奖池高必然会刺激大家这么做。

　　冯百鸣：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彩票规则限制最高奖单注500万元，因此为了掏空，彩民会翻倍买，我觉得单注奖金上限还是太少，如果大奖封顶5000万元，大家都不会这样成百倍投，发行机构可以把概率降低，比如降低到5000万分之一，单注2元中了就可能5000万元。

　　新民周刊：对彩票开奖过程以及公益金使用情况，公众普遍存在疑虑，您如何看待？

　　冯百鸣：我从彩票正义性回答你这个问题。彩票正义性是彩票伦理性最集中的体现，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彩票是公正的，无论贫富，每个人中奖概率一样平等，不能剥夺穷人发财梦，穷人买彩票中大奖可能是他快速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第二，购买彩票可能给人带来快乐，当然这种快乐就是我们说的小赌怡情；但彩票正义性最重要的是公益性。

　　但中国在彩票的这几点上都存在问题。比如公正性，要求彩票所有环节公开、公正、公平，现在开奖过程并没有全部做到公开，开奖程序与公正也不是没有出过问题，比如2004年西安宝马案，公证人员都可能参与作假。另外还有管理漏洞，比如深圳就出现有人进入数据库，利用技术漏洞，修改中奖号，当然幸亏被及时发现。

　　我认为，彩民呼吁公开公正是正当的要求，彩票发行机构做得还不够。公开公正特别对双色球这样影响力特别大的彩票品种很重要，我个人认为它比较公正，但是公开度还不够。

　　新民周刊：您说彩票公正性最重要的还体现在公益金，这方面有什么问题？

　　冯百鸣：公益金存在的问题非常大，我是不满意的，按照现在的分配方法，彩票公益金中央地方各拿50%，这带来很大问题，为何大家一致诟病？比如，中央彩票公益基金相当一部分进入社保基金，彩票谁买的？全体彩民吧。社保基金有没有全覆盖？没有，起码农民没有吧！农民买彩票了，对农民公平吗？正义性必然要受到质疑。

　　当然中央彩票公益金也起到很大作用，比如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有100多亿元来自彩票公益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彩票的公益性，赈灾毫无疑问没问题，是用来覆盖社保基金就是问题。

　　所以，公益金要调整使用方向，研究如何更公平、公正，而且要公开。中央彩票公益基金使用状况公开度目前是可以的，但我极少见到地方政府发布。

　　新民周刊：如此彩票在公众印象中，公益性必然会退居博弈性之后。

　　冯百鸣：是的！ 必须让彩票回归公益性。

　　新民周刊：现在有呼声，要求公开大奖得主的基本信息，你认同吗？

　　冯百鸣：国外大奖得主也不是全露面，我认为根据中国国情，还是不公开好。

　　新民周刊：但大家也认为这个钱是所有彩民凑起来的，不是私人的，必须公开。

　　冯百鸣：错误的观点，钱在奖池是大家的，但奖抽出来，就是个人的。只要保证开奖过程公开、公正即可，当然大家正是因为对开奖过程不信任才提出这样的要求。但难道为了满足你这个公平，伤害另一个公平？设身处地想，你得了1亿元，你愿意公开吗？

　　新民周刊：所以，关键问题并不在公开中奖者信息，而在于开奖程序。

　　冯百鸣：这方面加强，我是赞同的。大家是搞错方向了，不该盯着中奖者。这些年，我一直在强调从正义性着手解决彩票问题。问题彩民只是问题的表象。因为正义性没有做到位，才出现这么多质疑。

　　新民周刊：你接触过大奖得主吗？

　　冯百鸣：没有。这种信息，即使我作为学者也拿不到。

　　彩票发行费需要进一步下调

　　新民周刊：买彩票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比如所谓的概率计算？

　　冯百鸣：彩票就是概率性游戏，算概率可行，但有风险。比如赔率性彩票就是追概率。但我要强调一点——彩票中奖概率不可以被任何人掌握。

　　新民周刊：你买彩票吗？

　　冯百鸣：买，但很少，我买双色球是机打，因为无论哪种方式，概率都一样，最多买10元。但赔率性游戏是要算的，有时候我算得很准，但是只是好玩，不能当个事。

　　新民周刊：你中了多少？

　　冯百鸣：投入与回报永远无法成正比，只要不中大奖，你就是亏。但不能绝对说你就没有回报，因为对彩民而言，要意识到你参与了公益事业。

　　新民周刊：你认为国外有怎样的彩票发行与管理经验值得学习，可以促进我国彩票事业更健康发展？

　　冯百鸣：多加强交流，学习国外好的做法，我们很多做法其实都是跟美国学的，但发展规律与速度太惊人。弄不好很快就成世界第一大彩市。

　　新民周刊：你如何评价彩票发行机构与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

　　冯百鸣：彩票发行费需要下调！按照现在的规则，50%返奖率，35%用于公益金，15%发行费，发行费是比较高的，当然彩票发行规模在扩大，发行费用会增加，但并不是成倍增加的。今年估计是2800亿元发行规模，发行费将超过4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彩票发行费太高了，降1%就不一样了，可以进入公益金。

　　新民周刊：是不是可以拿出一点费用救助问题彩民？

　　冯百鸣：我不太赞同，为时过早，因为连问题彩民有多少，到底怎样的问题彩民才需要救助都没搞清楚。但我赞成先拿钱研究，搞清楚再干预。

　　新民周刊：你有对问题彩民进行干预吗？效果如何？

　　冯百鸣：一部分固定的人买了很多彩票这就是问题。他们需要有人引导，但投注站业主为了经济利益，不管彩民死活。我的实地干预发现，很多彩民缺乏知识，纯粹就是赌徒，文化程度也不高，因此干预十分重要。只要有人介入，问题彩民会改变。

　　我一个学生，上高中就开始买彩票，一直到上大学还沉迷，生活费都搭进去，严重影响生活、学习。正巧，他的毕业论文我指导，干脆让他做问题彩民研究。通过干预，他的行为得到一定矫正。

　　新民周刊：你接触到最严重的问题彩民是怎样的？

　　冯百鸣：一个副厅级干部退休后沉溺彩票，整天泡进去，而且很执著，因为老伴反对，他要跟老伴离婚。

　　新民周刊：你还有何补充？

　　冯百鸣：最近又有人提出要提高返奖率，这种观点很可怕，返奖率越高，博弈性越强。以前出过事。几年前，体彩排列三派奖，赔率增加，但发行机构和监管机构都没有意识到风险，结果本来计划返奖三个月，但彩民一个月就掏空奖池，本来中奖一注1000元，但最后不行只能改为六七百元。问题就大了，影响到彩票机构的信誉。

　　彩票无小事，它直接代表国家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