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利益和代价之间的平衡”

　　——国家环保部官员谈核安全

　　国家环保部官员就核安全报告向《中国新闻周刊》进行了解读。该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二司副司长汤搏表示，中国的核安全问题，要放在发展的背景下考虑；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技术的提高，还有赖于观念的转变

　　本刊记者/韩永

　　2012年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和《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在经过了近一年的检查后，这两个文件对中国民用核设施的安全状况，给出了“总体可控”的结论。对此，外界普遍解读为在福岛事故后冰冻了一年多的中国核电，即将重启。

　　但目睹了福岛核事故巨大破坏力的中国民众，对中国的核电重启依然疑虑重重：与日本一水之隔的中国，是否也可能遭遇福岛这样的天灾人祸？若如此，中国的防范是否充分？依中国目前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是否足以支撑较高的发展速度？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于7月26日采访了国家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二司副司长汤搏。

　　中国新闻周刊：福岛事故发生后，中国一直在总结教训。这些教训，能梳理出几条？

　　汤搏：在事故发生以后，美国核管理委员会讲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福岛事故是在日本福岛核电厂所处的特殊的厂址条件下发生的。也就是说，不能把一个厂址的情况，随意复制到另外一个厂址。但是福岛事故提醒我们，要把以前对于厂址所做的工作再做个回顾。比如海啸问题，我们核电的选址都对海啸进行评价，但过去国内有一个相对比较主流的认识，认为中国大陆架的条件和日本很不一样，中国的大陆架比较浅，又很长，大陆架附近并没有产生巨大海啸的条件。所以我们过去核电厂的设防重点，都是风暴潮，以及天文潮，而不是海啸。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现在对海啸问题有没有新的认识？

　　汤搏：新的认识并没有太多，但是有些新的做法。海啸的问题很复杂，它产生的根源有几个，这次日本是地震海啸，可能还有海底火山爆发，还有大的冰山的融化。中国的大陆架附近既没有火山，也没有冰川，引起海啸的重要原因还是地震。福岛事故后，我们重点评估了琉球海沟和马尼拉海沟。琉球海沟评估出来的结果是：即便以最保守的情况来考虑，它在中国大陆沿海产生的海啸高度大约也就是几十厘米。

　　而马尼拉海沟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的地质构造是由六个断裂带组成的，这六个断裂带如果联合破裂，它产生的地震强度应该是9级。假如按此评估，那么到达广东沿海的海啸高度，可能和这次日本差不多，大概十四五米。马尼拉海沟的情况是去年美国一个报道提出来的，所以我们这次将马尼拉海沟作为了评估的重点。

　　但是在马尼拉海沟的中间，有一个洋脊，即海底的山脉。上述六段断层分布在洋脊的两侧。因为这个原因，六段联合破裂的可能性极低。那么三段联合破裂有没有可能？台湾对此情况进行评估，结论是可能发生一段破裂，其产生的地震强度大概是8.4到8.6级。而我们保守评估了三段破裂，结论是它产生的强度是8.8级。如果按此计算，它引发的海啸到广东大亚湾附近的离岸高度大概在2.7米。

　　我们同时还计算，这个2.7米的离岸高度，假如真冲到厂址上，可能有多高？事实上，大亚湾和日本的情况不一样。大亚湾是一个湾，湾里面积比较大，所以外面的海啸冲进来以后反而消散了，不会像在日本那样会爬高。初步的评价结果还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秦山核电站，《核安全报告》提到要加高防洪堤，这主要是考虑什么因素？

　　汤搏：当年建设秦山核电厂的时候，国家核安全局曾经对秦山进行追溯安全审评，包括防洪的审评。在当时所获得的资料里，有一个1956年曾经观测到的风暴潮的一次记录，我们把它叫做“56.12”。

　　当时这个记录非常怪，因为它的数据出奇地高，和周围的水文站相比，就出现了一个水位的凸峰。专家们因此判断认为，从物理角度看，这个数据似乎不大可能，所以就怀疑是不是当时观测有误，或者是记录有误。我们在做数据处理的时候，如果一些数据明显不合理，是可以把它们筛掉的。当时专家判断这些数据不合理，就把它筛掉了。

　　但这次对秦山核电站进行评估的时候，有些专家提出来说，你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数据就一定不可能出现，它们是不是合理还有待商榷。所以这次核查，这个数据又被拿回来了。而这个数据一放进来，就对整个的水位有影响。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近年来的一些自然现象，正在对我们的传统观念产生影响。比如，我们以前认为东北不可能有台风，但是前几年“麦莎”台风就刮到了东北。新的观测记录也对我们水位的评价有影响。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钱塘江的围垦。这几个记录综合起来，就使得现在对于洪水位的预测，比上世纪80年代高出不少。80年代的评估水位是8米左右，而现在的设计基准水位是10米多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评价所依据的数据，都是过去的数据。这样的数据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未来？

　　汤搏：你说的有正确的一面，特别是对复杂的现象。因为对复杂现象、极端现象，它的样本数量太少。重复发生很多次，它才能越接近预报的规律。但是单独的一两次，很难用它来说明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不仅仅搜集最极端情况的数据，还要搜集不那么极端情况的数据，增加样板量。因为任何现象都存在某种“分布规律”，这样我们就能“预测”某种情况发生的概率。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风险控制？

　　汤搏：首先，我们如何定义安全？生活中处处有风险，比如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食品中毒、谋杀、火灾等，所有的这些事情构成了人在社会上的总风险。去年我们进行核安全检查的时候，中国地震局有一个专家说，人类要学会与风险共存。我再把这个观点发展一下，就是人类必须与风险共存。这是个世界观问题。从科学的角度讲，不可能消除风险，只能控制风险，把它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对于安全，我给过一个定义，它是利益和代价之间的平衡。就是它带给人的意义足够大，同时带给你的代价可承受。对于核电来说，也是这个问题：它带给我们的利益有多大，代价能不能承受。

　　中国新闻周刊：那它带给我们的利益有多大，代价又有多大呢？

　　汤搏：核电对于中国来说，是发展中必然的一个选择。中国要发展，能源消耗不断增加，而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无非有几种选择：火电、水电和可再生能源。你知道中国去年煤炭的总的消耗量是多少？已经超过了30亿吨了。它还带来了运输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安全问题也不少；水电的蕴藏能力有限；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又不能在短时期内作为骨干。那中国巨大的能源需求靠什么？核电是不多的选择之一。

　　有大量的科学数据表明，在能源领域中，核电的风险应该是最低，或者是最低的之一。所以，从利益与风险比较的角度看，核电应该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但公众似乎倾向于认为，核电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行业。另外，美国在1979年三里岛核事故后，也有30多年没有发展核电。

　　汤搏：安全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我刚才说的是客观因素，是由数据支撑的。但核安全还有主观因素，即人的社会心理因素。比如说有很多数据表明航空运输比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安全程度更高，但很多人还是怕坐飞机，却不怕坐火车。这是人们的一个心理特点：人们对一次性造成重大伤害的事情，印象特别深，而对于短时后果并不严重，但累积效果很大的事件，不太去关注。而核电恰恰属于前者。当然，核电也有一旦出现重大事故可能产生长远影响等复杂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美国三里岛事故后30多年没有发展核电，主要跟它的需求有关。美国从来没有对核电有刚性需求，上世纪50年代发展核电的目的，主要是从防止核扩散等政治角度考虑。另外，从1974、1975年开始，核电在美国已经没有竞争力了。它放弃核电，主要还是从经济方面考虑。

　　中国新闻周刊：那在核安全这个问题上，是对公众的教育重要呢，还是技术的提高重要？

　　汤搏：这两者都很重要。核能界不断提高安全水平是安全文化的要求。而公众需要接受的一个观念是：无论技术怎样升级，都不可能做到绝对安全。并且，无止境地提高核电的安全系数，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安全水平未必能起到关键作用。因为根据木桶理论，整个社会的安全水平，不取决于最长的一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而核电可能是这个社会最长的一块木板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大部分人关注核电，并不是说要废除核电，而是关注它的发展速度。这需要技术和管理的支撑。在安全的技术方面，中国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汤搏：前几年，中国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制定了一个文件，不是法规，而是法规下面的一个导则，其中规定：运行核电厂每堆年的堆芯融化概率和放射性大规模释放的概率，应该低于10的负四次方和负五次方；新建核电站要低于10的负五次方和负六次方。

　　但这两个值不是放在法规里，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拿这两个值衡量，它只是个指导值。我们给核电厂发放许可证，也不完全依赖它，还需要审查大量的具体设计等方面，我们叫“确定论安全要求”。从全世界范围看，没有国家把这两个值放在法规里，都放在技术性文件里，或者政策性文件里。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一个管理的问题。从技术这块来说，有时候我们觉得10的负五次方和负六次方已经很安全了，但是这个东西毕竟还需要人来操作。也有人把这个问题和核电的发展速度联系起来。

　　汤搏：现在对这个问题争论得比较厉害。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很严肃地论证。比如说我们核电现在究竟需要多少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现在的培养速度是什么样？我们现在设备制造能力怎么样？我的安装能力怎么样？管理水平怎么样？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你站在外面，没有做认真细致的调查评估工作，说一句“大跃进”就能解决的。我本人没有做过调查，所以对核电发展速度也没有发言权。(实习生马爱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