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厂:剧终时刻的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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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三环中路上北影厂的拆迁近日被舆论热议。8月19日，署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职工及离退休同志”的公开信要求停止拆迁，并要求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规划委按照《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执行相关保护要求。文物局和规划委均已迅速表态，列入保护名录的建筑应予保留。

　　写着“为人民服务”的主楼和东楼、西楼，应该会保留下来。但是名录之外的建筑，如原来的14、15、16号楼和置景车间，有的已经变成在建工地，有的上面画上了大大的“拆”字。怀旧的人们，痛惜历史被拆掉的感慨仍将继续。

　　北影老人唏嘘：曾经辉煌的长影、上影、珠影、西影、潇影，次第谢幕退场，几年前长影红旗街的厂区拆了，上影漕溪北路的厂区拆了，北影北三环的厂区也早就只剩一个空壳。有人说，对于北影厂的历史而言，今天拆与不拆几个楼，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就如一种无可遁逃的宿命，最后剩下的北影厂，也似乎到了“剧终”的时刻。

　　讲述者：陈燕嬉

　　日期：1949-1953

　　【1949年4月20日，北平电影制片厂宣告成立，就在新街口大街32号中电三厂原址上挂牌。军代表田方任首任厂长，人员构成主要为东北电影制片厂新闻工作队、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中电三厂成员。】

　　63年前，亲身经历了“北平电影制片厂”在新街口挂牌的第一代北影人，共约200人，到如今已近乎凤毛麟角。北影最早的女录音师陈燕嬉，就是以原中电三厂工作人员的身份成为了最早一批北影人。北影历史上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短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也是这年的3月底4月初由陈燕嬉任录音师，在录音棚里只用两个话筒——一只对着军乐队的演奏一只对着解说，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后期录音工作。

　　陈燕嬉生于1923年，小时候的理想是当工程师，报考大学时因为工学院不收女生，她就选择读了北大物理系。1943年华北电影公司制作所在北平招大学生，她去面试时只被问了一个问题：你喜欢光学还是电学？她答：电学。就此被分到了录音系。可是，“我刚入门就听见有人小声嘀咕：怎么来一个女的？连机器都搬不动，搞什么录音？我听见这话气死了，以后干活就暗中较劲，让你们看女的行不行。”她说，就是憋着这样一口气，她在这个自认学非所用的位置，作为技术部门唯一的女性坚持了下来。

　　华北电影公司原本是日伪在北平设立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华电被国民政府接管改编为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第三分厂，解散了部分人员。陈燕嬉所在的录音部门只留下2人，但是华电原来那些手工操作的老设备并没做更新，一年只能生产少量故事片和若干新闻纪录片。从1946年10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开始直接掌握中电三厂的动态。1948年底，抵制中电三厂整体南迁上海的“护厂运动”，完好保住了设备、器材、厂房和原有建制，就是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的。

　　东北电影制片厂是1946年春，中共接收了长春满洲映画协会建立起来的第一家正规的电影制片厂；同年底，华北电影队在晋察冀边区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建立。1948年底，中共中央即部署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华北电影队派员编入北平军管会文化艺术管理委员会，着手接管中电三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改北平市为北京市，北影也更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在当时全国电影业的布局中，北影以摄制新闻纪录电影为重点，东北电影制片厂专事故事片生产。那一时期，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后5批将18个新闻摄影队调进关内，交北影管理，继而又将新闻片组的骨干及剪接、音乐等配套人马全建制调来北影。北影成为全国摄制新闻纪录电影这个片种的唯一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北影厂在50年代初也拍摄了《吕梁英雄》、《新儿女英雄传》、《龙须沟》等故事片及戏曲艺术片《梅兰芳舞台艺术》。

　　1953年7月，文化部下达(53)文厅字第457号通知，对北京电影制片厂作出调整：其新闻纪录电影部分成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原有故事片摄制的相关人员分别编入北影演员剧团和电影局音乐处；在新北影建成之前，仍保留北影名义，每年摄制两部故事片。

　　讲述者：王雄

　　日期：1954-1976

　　【50年代中期，全国各行各业普遍学习苏联模式。1956年初，中国电影赴苏实习团结束在苏联将近一年半的学习，即将返国的前夕，团长汪洋宣布：根据电影局长澜西同志的指示，我们这些人都不回各自的制片厂了，回去组建一个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一样的北京电影制片厂。】

　　后来曾任北影厂总工，因为操作过各种牌号各种型号的电影胶片洗印设备而有“电影技术活字典”美名的王雄，当初得知自己将要变成北影人，却是在莫斯科。他说，当时听到汪洋这样宣布，他再一次“傻了”。

　　其实当初被选进实习团，他就因为出乎意料“傻”过一次了。受家庭熏陶，王雄14岁就进入电影行当学洗印，到1954年的时候，20岁的他是上影厂洗印科的技术员，值班工长。那年夏日的某天，他被从车间叫去写一份历史性自传，所有社会关系都要一一写清楚，限时24小时。几个星期后，上影厂长于伶才向他揭晓了谜底：国家现在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要培养自己的红色专家，组织上决定把他送去苏联学习。

　　这个赴苏实习团里，15人加5名翻译，王雄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实习团团长汪洋，副团长成荫，团员有池宁、何文今、吕宪昌、张尔瓒、朱革、王希钟、刘鸿文、朱今明、钱江、朱德熊、周从初、夏惜芝和王雄，分别来自电影局和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更名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他们大多是已有一定成就的导演、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和相当有经验的洗印、化妆、置景方面的技术骨干。实习团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彩色故事片的拍摄和制作，填补中国的空白。

　　在苏联国立电影学院跟着当时苏联的顶尖专家系统学习之后，他们又转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实习，按照各自专业直接进入各车间或《三勇士》、《奥赛罗》等摄制组操作，上手立体声录音、彩色摄影、移动轨、特技摄影、道具制作、塑形化妆、彩色胶片的洗印和查验……其实在实习团赴苏之前，电影局局长王澜西已经率团赴苏考察了三个月，回国后制订了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计划，实习团的任务就是在具体的技术环节上向苏联老大哥取经。

　　实习团回国后新北影宣告建立，实习团成员们成为新北影各部门的技术精锐。他们奉出的首部作品，即为我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而这个，还是北影“抢”过来的题材。195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上影组织了《祝福》摄制组。汪洋向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请示：让我们这批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完成这部作品吧。夏衍最后拍板：好。但是上影已经准备好了，便仍由桑弧任导演。

　　当年，彩色故事片《祝福》在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大会上放映，引起轰动。

　　新北影短期内连续创下很多第一的纪录：和法国合拍的《风筝》是第一部中外合拍故事片，片中孙悟空从风筝上忽隐忽现，孩子们在云彩里飞行等特技处理，就是由从苏联学习特技摄影的张尔瓒率队完成的；第一部立体声录音的影片；第一部宽银幕纪录片；首度把塑形化妆运用到电影拍摄中……1956至1966的10年间，北影拍摄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影片，形成第一个创作高峰期，也确立了北影的基本风格。

　　除了技术，电影厂的结构设置和管理也原封不动地学习苏联模式。王雄记得当年北影有三大本行政技术管理手册，完整的摄制规范，摄制程序，全部和莫斯科电影厂一样。

　　50年代末，在管理体制上北影还一度学习西欧和南斯拉夫的经验，成立创作集体。北影曾设四个创作集体：水华任艺术指导的第一集体，崔嵬的第二集体，凌子风的第三集体和少壮派成荫的第四集体。那一时期，名著改编的如《林家铺子》《青春之歌》等，戏剧名角汇集的舞台戏曲片如《野猪林》《杨门女将》等，皆由不同的创作集体各施所长完成。

　　但是创作集体制和“三自一中心”(自选题材、自由结合、自负盈亏和导演为中心)的原则，也为以后多次政治运动留下批判不完的题目。一大批海内外闻名的老艺术家皆遭厄运，在冤狱重重的同时，拍摄样板戏的“重任”也落在北影肩上……

　　北影厂曾在《北影四十年》的绪论中这般总结：在四十年内，北影的确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也因为内耗频繁而积怨甚多，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物力，因而显得步履艰难。

　　讲述者：赵元

　　日期：1960-1984

　　【新街口——小关——北太平庄，北影厂址和北影厂史一样跌宕。】

　　在影片《红楼梦》中任导演的赵元说她感情里最浓烈的北影厂记忆，不是最初报到的新街口，也不是后来这个驻扎时间最长的北三环中路，而是小关时期的北影厂。那是一个从无到有，在荒地上建起来的梦工厂，还有与之相连的关于意气风发的创作集体的温暖记忆。

　　赵元生于1925年，抗战期间参加演剧队，后来在演剧九队华东二团、上海昆仑电影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丈夫朱今明从苏联学习回来留在了北影，她也就调到了北影。

　　1960年，小关新厂首期工程建成，北影搬离旧址，迁入这座技术设备当年在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故事片生产基地。这个征地千亩建起的新厂，完全是按照苏联专家设计的图纸建起来的，从厂大门到主楼都是按照生产流程设计，前面是生产厂区，后面是外景基地和生活区。厂区包括三座摄影棚一座特技摄影棚，一座录音楼，一座综合技术楼，还有配套的置景车间、化服车间等等。为了达到最好的声音结构，录音棚建得极其讲究，据说这套设计莫斯科都没敢做，因为造价太高，这位苏联专家最终还是在中国实现了他的设计梦想，录音棚建成后成为亚洲第一。

　　但是遵照苏联专家设计修建的厂子，在反修防修之时必遭灭顶之灾，江青命令北影迁出小关。1966年，北影厂搬迁至北太平庄的原铁道部党校，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新影”的位置。1970年北影厂再次重新选址建造，在北太平庄原总参测绘学院的原址上(如今的北三环中路77号)改建、新建。70年代北太平庄一带是城乡结合部，周边还有农田，西边的马路上还有猪圈。最近北影拆迁时涉及争议的建筑，因其列入《北京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的，即为测绘学院原有的苏联建筑风格的老楼，后来成为北影厂主楼。

　　“文革”结束后，赵元再回到北影，已经是在北三环中路。她延续电影路，当副导演，联合导演，独立执导，没料到的是，1984年退休后在谢铁骊任总导演的《红楼梦》电影中，她又经历了“打仗”般的四年。而贯穿始终让人着急的，还是“钱”的难题。

　　这部“大片”在当年绝对规模空前，六部8集，动用的人力和成本都是前所未有。一共花费1200万，300万拿去盖荣宁二府，加上摄影棚的内景，青浦的潇湘馆、怡红院实景穿插拍摄；除了北影自己演员剧团的演员，还有很多外请的演员，资金周转不过来，时任北影厂厂长胡其明要求他们“骑马找马”，把一二部三集拍完，按当年通行的价钱——70万一部卖给中影公司，拿这个钱再接着往下拍。

　　场地外景荣宁二府，后来成了北影旅游的一个重要景点，还有占地14000平米的明清街场地外景，都是此次拆除的建筑。当初剧组找了很多地方，青浦，北京郊区，看来看去都定不下来在哪里建荣宁二府，“主要问题还是没钱。最后汪洋和胡其明决定，还是自己想办法吧，把原来桃园那块地拿出来盖荣宁府，肥水不流外人田，胡其明还说，也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儿东西。”

　　讲述者：武寒青

　　日期：1986-2012

　　【从计划经济的转企改制，绝非华丽转身，而是咬着牙从头再来。】

　　按武寒青自己的说法是，她赶上了北影“纯真年代”的尾巴，也经历了转制的变革之痛。

　　武寒青1986年自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迈进北影大门的时候，厂区里正在拍《末代皇帝》。在那个街上外国人甫一现身都会被路人围观的年代，厂里到处贴着统一logo的《末代皇帝》英文指路牌，还显得那么非同凡响。

　　还有比较新奇的事是，职场上对于前辈不称官职，也不叫某某老师，而是跟着厂里的其他年轻人喊“叔叔”“阿姨”，因为那时北影人基本都是“子弟兵”，而且厂区后面就是生活区，“叔叔”“阿姨”都是北影孩子们自小就叫惯了的。

　　那时候他们这些异类的大学生“外来人口”都住在办公室，两三人一间屋，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两张床。后来她才知道，那是拍样板戏时，为方便大家加班赶工，江青让加的。编辑无需坐班，老编辑们就周二上午来开例会，向例还要对这些“孩子们”嘘寒问暖叙家常，出差去艰苦的地方还要格外嘱咐，不像职场，倒像家长带孩子，人情味十足。

　　那时候北影门口还没有北漂站在那里等候机会，临时找群众演员是让副导演头疼的一件事。就有天晚上她在楼道里被突然唤住：姑娘姑娘，快！救场如救火，赶紧过去帮忙扮个宫女！她也赶紧回应：哦，那边宿舍里还有好几个人也能去帮忙哪。

　　当编辑的第一年是看堆积如山的来稿，也许看了几个月半年也没从大海里捞到一根针，她还是要一一给作者写信回复。到了第二年，就跟着老编辑“跑片儿”，负责联系区域内的作者，发现题材，写成报告，上报，批复，立了项，再进入下一流程，联系作者，买版权，物色编剧，写剧本，然后拍摄完成，卖断给中影公司，不必操心拷贝发行这些问题，反正有国家的计划经济兜着底……一切都是按部就班。

　　90年代改企转制开始，北影经历了最艰难的穷日子，也是张皇的为筹钱操心的日子。在武寒青的记忆里，最浩浩荡荡也最夸张的一次，是新任厂长韩三平带队，带着大队人马集体去横店“扎钱”，阵容堪称豪华：陈凯歌、田壮壮、冯小刚、陆川……“人数多得，那次航班几乎像是北影包机，到横店连夜谈判，最后把几个项目打包谈下来，把一年的盘子弄得差不多了，大家开工干活。”

　　一切的工作方式都变了，编辑也变成策划，为导演进行“定制业务”，还要每月出一本题材小册子。不光小说，新闻报道，街头八卦，有故事点的都列上，让导演们去勾勾画画。筛选出题目，再去测算要花多少钱、找谁写剧本……一批第六代导演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被推出。

　　“那几年确实挺不容易的，也找不到办法，天天琢磨着怎么才能弄到钱，想出种种法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可能有10年到20年的阵痛期，才刚刚开始找到一点儿感觉。但是我们自家人关起门自我检讨时看得很清楚，努力这些年，也无非刚把小作坊变成了大作坊，还且得学呢。”

　　1999年2月，中影集团公司成立，北影厂也成为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之一。2008年7月，中影怀柔数字基地建成，北影厂开始第四次搬迁，包括1号摄影棚在内就已开始拆除和搬迁，制作部分这些年已经搬到了怀柔基地。北三环旧址上，一栋栋老楼陆续被各种培训机构和学校花花绿绿的广告招贴湮没。

　　韩三平曾解释过，中影集团成立以后，北影厂的建制和法人体系都不存在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作为一个企业已经不存在了，是作为一种制片资源或者说一种精神而存在。

　　■文/本报记者 谭璐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