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莫言：幽默是活下去的方式

　　原标题：莫言，痛苦时产生幽默感

　　“老百姓依靠这样的一些幽默，私底下感觉到生活很有乐趣”

　　国际在线消息：据世界新闻报报道(记者 邱晓雨)，他的文字，拥有梦境的奇幻与丰饶；而他的梦境，又不断与现实重重缠绕。是谁让他塑造出电影《红高粱》原著中的女性形象？他为何认为小说《丰乳肥臀》中，有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缩影？近日，本报记者邱晓雨(以下简称“邱”)对话著名作家莫言(以下简称“莫”)，聆听他在梦幻文字背后的现实足音。

　　最屈辱的事跟食物有关

　　邱：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

　　莫：不是说我喜欢吃什么，我什么都喜欢吃，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我选择。因为我生在1955年，等我有了记忆时，也就是1960年左右，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大家还觉得很正常，以为人生下来就应该这样半饥半饱的，见了食物眼睛发红，像狼一样要往上扑。我们一生下来就没有体会到像现在的孩子这样一种食物过剩的生活，就感觉到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没东西吃，永远伴着饥肠辘辘的一种感受。

　　邱：而且小孩也不会把食物和尊严联系在一起……

　　莫：小孩儿，我想他确实体会不到一个人应该有自尊，应该忍受肉体上各种各样的痛苦来保持人格的尊严，只是在长大之后才会有这方面的思考。我想别说是小孩子了，即便是一个成年人，当他连续几十天都吃不饱时，突然面临美味佳肴，那真的就很像我小说里说的一样，什么尊严都是顾不上的。

　　邱：现在回想起来，在挨饿的那段时光，给你这一生当中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莫：最深的印象，就是我现在经常做梦，梦到又在跟人抢夺食物。我想我生活当中很多最屈辱的事情是跟食物有关的，最丧失自尊，让我最后悔的事情也和食物有关，当然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可能也是跟食物有关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后，真的，突然一回家，父母亲非常欣慰地把家里的粮食都掀开让我看——那时候我已经当兵在外了——你看今年我们家里有多少粮食，不但今年够吃的，就是明年颗粒无收也不会发愁了。我也感觉到真是幸福，家里面竟然一下子存下了两三年都吃不完的粮食，这种幸福我想是城里人很难体会到的。回忆起往事，我就会感觉到人世间最宝贵的是粮食，而不是什么黄金、钻石，所以这个影响我一辈子。

　　在煎熬中活着就是生活

　　邱：在你的书里常提到你的家人，尽管那是一些艺术的形象，不是真正的“我爷爷”、“我奶奶”，或者“我妈妈”，但那些形象又很真实。

　　莫：很多读者，包括一些西方读者和批评家也在问我，我的小说里为什么总是有一种女性至上的感觉，好像女人是包容一切、创造一切的，男人都是病态的、软弱的、破坏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这可能来自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每当遇到重大问题，家庭生活里出现重大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时，女性的表现——母亲和奶奶的表现，总比父亲和爷爷要坚强。

　　我爷爷刚开始是个胆大无比的人。当时叫“跑警报”，一旦日本要来扫荡了，所有的农民就牵着牛羊，老太太就抱着母鸡，立刻跑到田野里去，钻到高粱地去躲避。但我爷爷就说不怕，他不走。但后来真的来了日本人，把他堵在堂子里，逼着他交待八路在哪里。我爷爷哪会知道，一个日本士兵拿着刺刀在我爷爷头上来回拉了两下子，头上豁开了两个血口子，血流满面。日本人也没再怎么着，就把家里的鸡给抢走了。后来再说日本人要来了，我爷爷跑得比谁都快。

　　邱：即便是当时活下来的人，很多人也一直感觉到一种很煎熬的状态，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个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存活的意义是什么？

　　莫：即便在那样的环境里，日本人来，国民党伪军来——我们叫二鬼子、黄旗子，各种各样的游击队来。我们想老百姓干吗还活着，都死掉算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老百姓还是要生活，还是要关心粮食的问题、收成的问题，要考虑明天的问题，明年的问题，还会为了钱财来争吵。所以这就叫生活。

　　幽默是活下去的方式

　　邱：在《生死疲劳》里面有好多笑话。让你觉得那么残酷的场景中，他们的生活那么累，那么辛苦，但还是开很多玩笑。你身边的那些人也是这样吗？

　　莫：这种幽默是老百姓使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方式，是解脱自己、减轻压力和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想，实际上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幽默感，甚至是黑色幽默，荒诞的幽默。

　　我们当时叫拉怪话、拉熊话。比如说寒风刺骨，抱着个铁锹，穿着单薄的衣服，哆哆嗦嗦地被生产队的干部赶出去挖沟挖河，这个时候我们照样会讲一些会令人捧腹大笑的话，一边讲还一边唱。

　　邱：谁是拉怪话最牛的，你是吗？

　　莫：我可能拉得比较多吧，因为我父亲是从来不讲的。他是非常严肃、方正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几兄弟在外面是很有名的拉怪话的人。当他的面，我屁都不敢放，我二哥他们一见我父亲也特别正经，吃饭时没有一个人说话。

　　邱：你长大后还怕爸爸吗？

　　莫：不怕，但是几十年形成习惯了。我吃饭跟我太太一块儿，5分钟解决战斗。我女儿喜欢一家人围着饭桌，倒上一杯红酒，她欣赏电影电视里面那样一边吃，一边讲，很优雅地吃。我哪有那么多的优雅，稀里哗啦吃完就走了。我父亲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饭桌上很多菜还没摆完，他已经一抹嘴吃完走了，到一边去了。所以我想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真是依靠这样的一些幽默，私底下感觉到生活很有乐趣。

　　上官金童是我的写照

　　邱：每一个小说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精神自传，《丰乳肥臀》封面上有一句话，说你可以不读所有的书，但是要了解莫言，一定要读这本书。

　　莫：是的，因为《丰乳肥臀》里面，上官金童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懦弱，这真是我的精神自传，我想也是中国像我这样的一代人精神方面的一个弱点。武汉大学的邓小芒曾写过一本书，里面有评论《丰乳肥臀》的一章，他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都有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这话让我很感动。

　　邱：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

　　莫：我在写《丰乳肥臀》之前就已感受到了这个问题，要不然就写不出这本书来。上世纪80年代之后，慢慢地感觉到对一个男人来讲，懦弱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懦弱使我们不敢坚持真理，也不敢坚持自我，这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

　　邱：会想方设法去战胜它吗？

　　莫：那就是经常要受到提示，包括别人的提示、自己的提示，但到了关键时刻还是退缩。我想懦弱这个东西有它正面的一些好处，确实可以息事宁人。当你受到很大的侮辱时，不懦弱的话，真是会到拔刀相向这种程度了；因为懦弱，你退却了，那么也安全了。

　　我小说里之所以写了像《红高粱》里的奶奶，以及余占熬这样一些敢作敢为的男子汉，可能就跟自己身上缺少这东西有关系，缺什么就写什么，缺什么就梦到什么。当感觉并认识到自己的懦弱是一个巨大的弱点时，于是在我的很多小说里就出现了那种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敢于坚守自我的人物。

　　作家莫言

　　莫言，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主席团委员。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参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1年毕业于北师大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7年脱离军界转至地方工作。

　　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5卷。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在国际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获得过很多重要的奖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莫言的斗篷

　　记者\邱晓雨

　　每次走过离我们国际台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我都会抬头看看。如果我身边有人，我就像鲁迅笔下的某女那样千万遍地叨咕起来：你知道么？莫言原来就在这上班，《检察日报》，10年。

　　我每说一遍，“上班”这两个字都在我的嘴里扎一下我的舌头。因为把莫言和上班联系起来，就像往鸭掌里挤芥末那样，让人觉得刺激。莫言小说里的文字像是高天上的流云，但他现实中的身份却如同云影下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看着那么普通，连反刍的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有什么特别。

　　当时还在国内部的记者杨琼把莫言从两会的住宿地接过来。她坐在录音台子的一角听我们的采访。杨琼姑娘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因为就连《编辑部的故事》里的任何一个编辑，看上去也比他有戏剧性。“莫言是个正常的叔叔”，这让看过莫言文字的杨琼备感泄气。但是我则有另一重惊喜，总是觉得如果莫言有一顶斗篷，一定可以呼啦啦地钻出我们直播间的大玻璃，飞得越来越远。

　　不瞒你说，想起莫言，我就想起两个字：超人。我的眼前，甚至好几次出现过莫言整理好了行头，低下头来系着红色斗篷的样子。

　　莫言新月般的两弯眼睛，和电影里的那个人绝不会形似。但是他更像真实世界中的超人。我们都知道，超人是个坐在办公室里，看上去最不起眼的，还有些书生气的平凡小白领，好像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那样。但是私底下，当他披上斗篷，这个世界就掌握在他手中了。

　　莫言也是有斗篷的人，文字就是莫言的斗篷。高粱穗子织成的土地裹着猩红色的历史，白狗黑孩加上金色的红萝卜，这些颜色让他的斗篷那样绚烂夺目。而斗篷下面的莫言，平时又能把自己掩藏得极其到位，让人一点都看不出他曾经飞翔过。

　　(作者系世界新闻报记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著名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