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党代会期间，首先，开会期间主要还是以会议议程为主。其次在任期期间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我作为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人口与劳动经济学和民生问题，将在自己平时积累的学术成果基础上献计献策。”——蔡昉

　　“一片黄树林把道路一分为二，遗憾的是我不能分身走两条路；我选择了那条较少有人走过的，于是一切都完全不同了。”这是蔡昉翻译的外国诗人罗伯特·福罗斯特的一段诗句。翻译时，或许，蔡昉自己也心有所感。

　　蔡昉曾经说过，做一个严肃的研究者很艰苦，但他愿意继续在这条研究路上走下去，并希望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做研究苦，但看着自己的成果能造福社会，那曾经孤守书斋，在理论世界穿行的枯燥都值得了。如今，蔡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同时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十八大当选代表。从如上社会职务可知，蔡昉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不论是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都获得了高度认可。

　　穷人的经济学家

　　“我从事经济研究的领域，可以用‘农村包围城市’来形象地表达。最初是进行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继而通过探讨中国奇迹之谜，而涉及到发展战略和整个经济改革……在对于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中，我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蔡昉

　　蔡昉1956年生于北京，“文革”开始，在北京上小学的蔡昉，还未来得及与北京的伙伴们一起上演《阳光灿烂的日子》剧情的情景，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被送到了山西的小镇读书。他的同学大部分是农家子弟，他和他们一起放羊，割草、打柴……这大约是蔡昉第一次接触农村，也为他以后深入研究农村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是他的另一段在农村的人生体验。那时，蔡昉的人生字典里还从未出现过“学者”这个字眼。当时的人生理想，不过是能够顺利招工回城，做一名普通工人。但个人的命运在社会大变革下，开始有了不一样的选择。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年22岁的蔡昉，正是最好的年华，在周围年轻人兴致勃勃奋战高考的感染下，也拿起书本，开始向象牙塔迈进。在中学老师的指点下，蔡昉选择了农业经济为第一志愿。

　　蔡昉如愿以偿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本科，当时，他对农业经济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反而是对经济理论，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习，并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经济学书籍。1982年，蔡昉考入了被称为政府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在社科院，他先后师从张思骞和刘文璞两位老师。导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乐于调研的“脚板精神”，让蔡昉受益终生。

　　1983年暑假，蔡昉和几位同学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委托，前往江苏、安徽等地调查“卖粮难”。这是蔡昉第一次做专业性调查研究。调研中，蔡昉看到“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凤阳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从而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他在那次调研中深刻感受到政策对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读研究生期间，除了江苏和安徽，蔡昉还分别到山西、湖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调研，走过了大江南北，广泛地了解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等问题。接触越多，带给他的思考也越多，他开始认真思索中国“三农”的发展途径。

　　研究生毕业后，蔡昉曾经出国进修。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所的图书馆里，“夜深人静时，我结合在国内思考过的问题，凭着半生不熟的英文，读了一些著作和文章。当时主要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农业组织问题，一是农业比较优势问题。”

　　回国后，蔡昉以要不要农业保护为题，提出议论。在各种争议和讨论中，他慢慢地把自己的思路理清了。同时他对中国整个农业问题的观点也逐渐清晰起来，并且渐成体系。这一时期，蔡昉有两个标志性的研究问世，其中之一是《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在当时，这是第一次有人把中国农业经济改革的微观激励机制与宏观资源配置格局结合起来，把是否发挥农业比较优势问题作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最终完成的标志。

　　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些学者呼吁对农业实行保护。蔡昉和其他专家学者则认为：在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巨大比重的情况下，搞农业保护只能是不彻底的，其结果是一个没有赢家的博弈：农民没有得到充分保护，消费者白白多掏了腰包，政府不堪财政负担和政策执行难度。对农业实施价格保护与对农业进行价格剪刀差式的征税一样，都是扭曲的政策。这种政策倾向是制约中国农业经济改革最终成功的根本障碍。其后的发展，也验证了蔡昉及一些专家学者当年的思想和观点。

　　他的《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农业改革》《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农业经济学和“三农”问题研究上的学术地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说：“世界大多数人是穷的，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

　　由于蔡昉一直对“三农”经济的关注，以及《穷人的经济学》出版，他被人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家。“我从事经济研究的领域，可以用‘农村包围城市’来形象地表达。最初是进行农业、农村问题研究，继而到发展战略和整个经济改革……在对于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中，我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学术自述书《在惑与不惑之间》，蔡昉这样写道。

　　从《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研究始，到2001年，蔡昉牵头承担了中国社科院的重大项目《解决我国城乡就业的中长期对策》的研究，他将视线转向更为宏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的研究。他用翔实的材料，大量的数据，精确的模型，以及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向社会和政策制订部门表达观点——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带来最大化就业，反复建言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最终为中央所接受。

　　蔡昉的研究还涉及到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他与林毅夫、李周合作出版《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该书曾获北京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俄文和越南文等多国文字，并被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大学经济学系中用作发展经济学课程教材。

　　做经济研究乐在其中

　　“与有些同行不尽相同的是，我不把从事经济研究看作是致富手段，而是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工作时把经济研究作为职业，休息时把经济问题的思考作为休闲。经济学与所有学问一样，博大精深，穷一生也难以知其一二。面对这种永不可企及的目标，说乐在其中不尽恰当，但尽可以在追求中或悲或喜，患得患失。这就是人生。”——蔡昉

　　从农业是否需要保护的讨论，到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哪个更重要。再至近几年讨论得沸反盈天的人口红利问题与刘易斯拐点，每一次，蔡昉的观点出来，总会有反对的声音。

　　“人口红利”即将消褪，以及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这一观点，仿佛围剿的声音更甚。蔡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保持高增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是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迅速下降以及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过去上述两大因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资本积累的现状将不复存在。蔡昉据此预计，“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可能在2013年就会体现出来。“人口红利”如果消失，将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会像原来那样源源不断而且那么廉价。因此，若没有其他措施，过去那种用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转移到依靠生产力提高及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必然过程。

　　而网上批评的声音则认为，人口政策需要“敦刻尔克大撤退”，而蔡昉却还在强调“中国的人口政策要有连续性、稳定性，即使调整也要遵循渐进的过程”，并认为蔡昉的“人口红利”论存在着自相矛盾。

　　面对质疑，蔡昉的回击方式依旧是低头做研究学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方式。让争议交给时间去证明吧。

　　蔡昉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影响政策通常有三个途径：第一，做行政官员，把自己对经济问题的思考转为国家政策；第二，给政府做顾问；第三，做研究并发表相关的文章和报告，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蔡昉无疑成为第二种和第三种路径的最好结合者。自2003年，蔡昉第一次走进中央政治局为国家领导人讲课以后，多次走进中南海，为中国最高决策层进言献策，并通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等身份，为国家发展出策出力。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蔡昉回顾了自己作为十七大代表的职责：“现在党代表实行任期制，在五年的任期内一直要履行代表职责，虽然不开会，但是作为党代会代表在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时，也要有意识地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在此前提下献计献策。”

　　谈起当选十八大代表，蔡昉说：“开党代会期间，首先，还是围绕党代会的议程，参与审议党的十八大报告，投好票，选好新一届的党中央。其次在任期期间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我们每年都会讨论全会文件，征求意见，这五年中有几个全会文件，其中有涉及改革的，有精神文明建设的，还有关于制定五年规划的。我作为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人口与劳动经济学和民生问题，将在平时积累的学术成果基础上献计献策。”

　　蔡昉曾经说：“我不把从事经济研究看作是致富手段，而是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如今，他正乐在其中。“我们研究的选题实际上也是从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出发的，但是与政府研究机构相比有一些特点，我们用的是更扎实、基础、注重方法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更有前瞻性，更有依据一些，然后再把这些成果转化成决策中需要的信息。”

　　“作为一名党代表，又是研究所的领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创新工程的过程中要把研究所尽快投入到创新工程中，出好成果，培养好人才，迎接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这是蔡昉的期待。

　　(本文参考余玮《蔡昉：支招农业新中国；蔡昉：《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索寒雪：《现实者蔡昉》；刘晓阳：《求解穷人经济难题》；中国社会科学网：《发挥学术优势，更好履行职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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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文 本刊记者 王海珍

（原标题：蔡昉：用“穷人经济学”践行党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