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习楠
9月28日上午,老钱和几名亲戚来到他女儿英英(化名)生前就诊的医院门口。十几天前,15岁的英英在一起车祸中受伤,被就近送到这所医院急救,遗憾的是,英英还是走了。老钱和亲戚们都觉得英英的命本该能抢救回来,要跟医院讨个说法。
此时,老钱和亲戚们在医院门口,他们已经完全清楚了医院对英英急救的过程。帮他们进行调查的是一名来自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在这位“医学侦探”的调查下,整个急救过程中医院的怠慢、失察与由此导致英英去世的所有细节与事实,全都浮现出来。
老钱只是众多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的患者之一。大部分人还不了解这个简称为“医调委”的组织究竟是做什么的,可事实上,医调委在调解医患纠纷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办案·院之责
急救记录逐项追查蛛丝马迹
老钱第一次到医调委提出医疗纠纷调解时恳切地说,“我不是想讹钱,就是想要个公道。”随后,老钱把自己能从医院那里拿到的所有病历资料全都交给了调解员。老钱说,英英是上午11点左右送进医院急救的。而调解员注意到,病历资料里关于急救的最早记录写于11点22分。同样是在这份记录里写着,英英当时一直说“胸口疼”,与这句话几行之隔,潦草难辨的字迹写着医院给她做了包括胸部、腹部在内的一系列检查。
循着这份记录,调解员在老钱交来的资料里逐份查对检查结果,发现唯独没有胸部CT片子的报告,而在腹部B超检查结果里明确写着怀疑胸部有水、建议做进一步检查。
胸部片子成为定责重要证据
“为什么唯独胸部检查的片子没有?”英英刚送到医院急救时,情况还不是非常严重,神志还清楚,却死于失血性休克,问题可能出在肺部损伤,所以这份缺失的片子极有可能是关键证据。随即,调解员在电话里向医院追要胸部检查片子,不料院方在电话里说:“片子删了。”“要是真把片子删了,那你们医院的责任就更大了。”调解员在电话里质疑,“这片子十几天前拍的,还没到规定里能删除的时间。”院方表示“找找”。最终,调解员拿到了这张片子,“拍得很清楚,有胸腹水。”恰恰是这张片子,成为对医院定责的重要证据。老钱也因此建立起了对调解员和医调委的信任。目前,案件正在最后调解中。
医调委副主任刘海英介绍,“医疗纠纷调解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调解员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向医患双方搜集涉及整个诊治过程全部的病历材料,把事实搞清楚,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全面,诊治过程必须清楚,这样才有利于专家作出科学、客观、公正的责任认定意见。”
医调委调解员们最核心的工作是了解和调查纠纷的经过和细节。刘海英说,“我们的调解员更像是医学侦探。他们的‘侦查工作’从每位纠纷调解申请人第一次来访就开始了。察言观色,有真心实意想解决问题的,也有来探底的,都能看出来。”
调解·患之“闹”
“面对‘医闹’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最近几年,老陈让调解员们印象深刻,老陈的身份有点特别,是一名“医闹”。
2010年,老陈母亲住院,出院后他找到医调委,申请进行医疗纠纷调解,并向医院要求赔偿两万元。负责这个案子的调解员蔺老师回忆,“当时一看他提出的院方有问题的地方,都是治疗周边的,像交钱办手续太麻烦、送药不及时,有一袋中药,医院熬出来后跟以前他拿到的颜色不一样,浅了,他留下来当证据,觉得熬的火候不够。”但就是这样的“小事”,在老陈“骂骂咧咧”的调解态度下,硬是从院方手里讹来了一万五千元。
谁也没想到,老陈的医闹生涯由此开始了。2010年3月,老陈母亲的纠纷调解案刚结束,仅一个月后,老陈“代理”的第二桩纠纷调解案也结案了。这次他是一名20多岁女患者的“代理人”。老陈对调解员说,“这患者是我哥们儿的亲戚。”说罢,还拿出了有患者签字的委托书。只要有患者签字的委托书,这种代理就是合法的,“不管是不是‘医闹’,我们不能避开他,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一次,老陈帮忙“闹”到了一万元的赔偿。
近一半赔偿金被“医闹”拿走
2011年4月,老陈第三次出现在医调委,这次负责他的案子的恰好是之前的调解员蔺老师。“我跟他打交道太多了,他跟我横,我已经不怕他了。”蔺老师问老陈与患者的关系,老陈说是“哥们儿家的保姆”,她于2011年4月初在医院生下一名女婴,由于医院没注意保暖,导致刚出生1天的婴儿患上了硬肿症,转院治疗后得以康复。
老陈提出了赔偿8万元的调解要求,而经医调委调查定责后,认定院方承担80%的责任,计算得出的赔偿金额为3万多。由于与预期相差太远,老陈几次三番到医调委闹事。
蔺老师回忆,“有次就把我们调解员全都堵在屋子里不让出去,拍着桌子说,今天你们要是不把这8万块钱从医院给我要来,谁也别想走!”医调委的一间调解室大门上,至今仍有一个约16厘米长的条状窟窿,“这就是老陈来闹的时候踹坏的。”
“‘医闹’之所以能生存下去,往往是因为他们抓到了医院的一些致命的问题和把柄。”每次发现“医闹”,调解员便会单独给患者打电话了解情况,用各种办法一一化解“医闹”的不合理要求。“医调委的调解是免费的,但找医闹是要花钱的。”刘海英曾听说,被“医闹”“闹”出的赔偿金里,“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钱要被他们拿走。”
公正·己之任
7成医疗纠纷调解成功
调解员方老师今年6月接到的一起调解案至今还没调解成功,症结就在患者一方“根本没法说理”,一直以强硬态度要求调解员给医院认责,“最严重的一次在电话里跟我说,你下班小心些,我知道你住哪里,我知道你家小孩在哪里上学。”被逼无奈的方老师只好报警。像这样被恐吓的经历,在医调委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真的是‘家常便饭’了。”
刘海英说,“我们不是邻居拉架、遇到纠纷就说‘赔点儿’的那种,我们是专业的组织,得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是独立的第三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31日,医调委已调解结案1499例,调解成功率为71.71%,已结案件索赔总额达4.7亿余元。纠纷案件中约有50%在调解后进行了赔付,这意味着约有一半的纠纷是由于医院有过错而引起的;有20%至30%是在调解员第一次与接待患者后,患者发现是自己之前对医生的诊疗过程没有完全理解,明白之后就不“闹”了。对于医调委做出的责任认定,“百分之八九十都认可而且支持”。J237 王溦摄 J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