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很低调，心却飞翔得很高”———文化界朋友眼中的莫言

莫言

　　凡与莫言交往过的人都说他憨厚，常替人着想，是一个从来没有文场中娇气、肯吃苦负重的人。从他的生活细节，可探讨他的创作源泉、为人之道和心灵世界，这是从文到人的一幅肖像画

　　【香港《亚洲周刊》10月28日一期文章】题：莫言和文化界朋友的缘分(作者江迅)

　　我与莫言相识二十年。2007年，香港书展主办方贸易发展局与《亚洲周刊》合办名作家讲座系列，邀请莫言前来书展演讲。他返回北京，一下飞机便给我发了条手机短信：“这些天为了照顾我们这些作家，你和你的同事都累坏了。你又不是不能写作，如此折腾自己，令人感叹，谢谢你们。”这些大作家离开香港后，能如此表示的并不多，莫言是如此细心而诚挚。

　　为人朴实真诚低调

　　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郑丰获悉莫言得奖后说：“真替莫言高兴。曾在那年香港书展上见过莫言，给人印象非常低调厚实。对莫言的印象，朋友们几乎是相同的：低调而不事张扬，越来越能控制内心情感，创作富想像力，狂放不羁，语言行文犀利恣肆，不因循守旧，勇于大胆创新，许多作品超出读者阅读经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胆子不大，见到陌生人似乎有些腼腆，夹杂着胶东口音的语调始终慢声轻气。”

　　莫言的好友都这么说，从相貌上很难找到莫言一点潇洒的神情：过早谢了顶的脑袋，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窄窄的一双眼睛，似乎也不具备穿透生活的光泽。用人体造型美的视角去扫描莫言，他不能算是中国文苑美汉。不过，凡与他交往过的人都说他憨厚，常替人着想，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肯吃苦负重的人。

　　北京老作家从维熙说，在人品上，莫言绝不是文苑中的跳蚤之类，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一天，他与莫言在电话中聊天时，告诉他一件生活琐事：从维熙寓所那儿正在粉刷楼房，一个打工仔从楼里得知从维熙是个作家。一天，那个打工仔乘升降梯经过从维熙家楼窗时，突然问他是否认识莫言。从维熙不置可否，反问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那装修工说，他是山东省高密县人，他们那方水土出了个莫言。

　　从维熙说：“既然我也是个作家，想必我就认识莫言。我没正面回答那小伙子的问题，只是把一包‘红塔山’香烟递到他手里。其实这只是我与莫言聊天时，信马由缰说出的一件生活趣事。”没想到几天后，快递公司的投递员按响了从维熙家门铃，是莫言送来两条“红塔山”香烟和一瓶“五粮液”名酒。他打电话给莫言，说不解其意。莫言说这是出于对老哥的友情。事后，从维熙再三思忖，觉得不只是对他个人的情谊，更包容了对高密一草一木的一往情深。从维熙说：“以此生活细节，可探讨莫言的创作源泉，以及他的为人之道，这就是从文到人的一幅莫言肖像。”

　　爱书如痴心系故土

　　莫言酷爱读书可谓痴迷。小学三年级时，他就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作品，开始文学启蒙。小学五年级时，他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文革时期，他辍学在家，无书可读的时候他读《新华字典》。文坛流传他小时候能背《新华字典》。问莫言，他笑道：“看《新华字典》也觉得很有意思，至于说我能倒背如流，那是太夸张了，我只是读得很熟。那时大概十来岁，记得我12岁辍学以后就没有书可看了，天天在家劳动。刮大风、下大雨不能下地干活时，就躲在家中的一个磨房里看书，翻来覆去地看。”莫言说，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有几本书了若指掌。为了看书，他想尽一切办法，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别人交换，别人不感兴趣就帮他们干活，推磨、割麦子，换来阅读人家藏书的权利，后来附近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完了。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莫言说，当时没什么文化生活，就觉得唯独书能吸引住你。

　　1976年，21岁的莫言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务。1981年，他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为《春夜雨霏霏》，而后，他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5年，他在校学习期间，发表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文坛的关注。无论他毕业后在军内，还是转业到《检察日报》社，或是到京城哪个机构，他心目中地处胶东平原边缘的高密县东北乡，永远是他的文学中心舞台。

　　1999年，《亚洲周刊》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入选，排名第十八。莫言说：“我作为一个山东高密人，农民的后代，储存的就是高粱、水稻、黄牛……想像力不那么神秘，是可触可感的。现在年轻人的小说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饥饿的一代，他们是过剩的一代。他们是生活在高科技高资讯的时代，电视、电脑、动画充斥着他们的生活，留在他们头脑中的东西与我们不一样。人的复杂心理过程是任何电脑难以比拟而望尘莫及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对《亚洲周刊》说，认识莫言是1984年，那时莫言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那是军旅作家摇篮。郏宗培去组稿，与莫言交了朋友，拿到他新创作的短篇小说《石磨》，后发表在《小说界》。郏宗培说，这批学员毕业前夕，莫言发轫了，一部《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关注，被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后，他的名声与日俱增，而他的故乡情结却越来越浓烈了。

　　2004年末，郏宗培与旅日学者毛丹青策划了北海道文学采风之旅，莫言为首席嘉宾，带领一支京沪媒体团队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历时12天纵横三千里。每在一地活动完后到达下榻处，餐前饭后，总要安排一次莫言访谈，大家围他而坐，有提问有记录有摄影。无论是对随行团队，在北海道大学讲座，还是在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暖》基诺影院首映式上，他谈的最多的是他儿时家乡风俗的忆念，对母亲的感恩，谈动物谈孤独谈战争，谈当年被侵华日军抓去当劳工、在北海道过了13年野人生活的非凡老乡刘连仁。

　　郏宗培说：“每当莫言谈得深情忘我的时候，从他吐出的团团烟雾里，从他细眯的眼眸中，分明让人看到了他内心情感的丰富、惆怅和纠结。莫言很低调，心却飞翔得很高，其中的落差，借以弥补的是他永不泯灭的童心和悲悯的情结。”

(原标题：朋友眼中的莫言：很低调 心却飞翔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