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近30年，被称为中国户籍研究领域首席专家。

　　“户籍改革的步伐，整体而言是逐步加快。大家不要只关注、太关注改革速度快慢的问题，而应当多关注改革的社会效益是否好的问题。”

　　文/图 记者李颖、肖欢欢

　　户籍制度改革从

　　1979年就开始了

　　记者：对于户籍制度改革，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中提“积极稳妥”，现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加快”，是不是意味着破冰时刻就要到来了？

　　王太元：首先要纠正你的说法，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破冰”，而是从1979年就开始持续进行着的。其次，《通知》中所说的“积极稳妥”，主要是针对前些年一些地区进行户籍改革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失误而言的。户籍改革的步伐，整体而言是逐步加快。大家不要只关注、太关注改革速度快慢的问题，而应当多关注改革的社会效益是否好的问题。

　　记者：您一直说要“将各种附着利益与户籍分开”。问题是，相关领域的改革进展都很缓慢，公众害怕逐个领域的“跑步运动”，所以还是希望“捆绑改革”。

　　王太元：长期具体接触实务，我深知公众“办一件事情，拜十个菩萨”的难处，当然也就知道一些人为什么坚持、支持“捆绑改革”——弄到一个户籍就拥有了全部市民优待，何乐而不为？但这种“捆绑改革”，正是你所说“相关领域的改革进展都很缓慢”的根本原因：一想解决这些社会不公问题，人们甚至学界不少人都一门心思抓住户籍这只“看得见的手”，很少有人直接抓住滥用户籍造成社会不公的其他制度那些“看不见的手”，那些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没有压力，能不进展缓慢？如果我们今天还继续扭住户籍这张“皮”奢谈改革，那些相关制度的“肉”甚至“骨”不直接受到压力甚至冲击，这种“愿改的快不了、该改的不着急”的局面就会延续下去。

　　记者：十八大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你对破解“征地农转非”农民的市民化难题，有什么建议？

　　王太元：农民被“征地农转非”，是城市化的必然、必须的一种类型，提高被征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设想很好，但实施的困难在于，谁能中立于农民和被征地经营者来进行监管？从30多年改革中相对成功的一些个案看，农民组成公司在征地时以土地当资本进行运作，相对可行一些。

　　与户籍相关的矛盾

　　并不是由它引起的

　　记者：今年以来，因户籍而引起的热点事件引发关注，最典型的莫过于异地高考。是不是反映了户籍制度所累积的问题正日益显现？

　　王太元：准确地说，是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矛盾并不是由户籍制度所积累或者引起的。其实，“因户籍而引起的热点事件”，大多是户籍“躺着中枪”，而教育等领域旧有管理制度却在“打酱油”。因为，这些事大多不是户籍制度或者行为本身的问题，而是其他领域滥用户口侵害公众权益所致。例如，是否允许异地高考，核心和根子在教育领域，没户口本这个行政工具什么事，但大家都揪住户籍大加挞伐；明明是社会管理相关领域诸多旧有制度害病，苦药水却只给户籍乱灌而不给患者喝，这样下去，改革进程如何才能又好又快嘛？

　　记者：以异地高考为例，国家层面在推动，但地方的反对声音很大。我想问，户籍改革是否能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实现全民公平？

　　王太元：要统筹好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等基本关系。以异地高考来说，首先，公民的受教育权本身包含自由选择权，目前所实施的不准择校、不得异地之类的规定，从根本上缺乏合理性、合法性；其次，推动教育公平，事情并不复杂，按照学生人数下拨相关经费到学生个人账户，由学生自主选择：算出每个学生每年应享有的教育投入是多少，然后公之于众，让四川学生把中央财政给四川的经费，带到去读书的学校(例如北京)，不足北京人均经费的部分，由学生自己补足。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推行的产权明晰、自负盈亏制度，在社会管理中大多可以移植。

(原标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应关注改革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