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交通尴尬问题的背后不仅与民众交通安全素养有关，更凸显出部分城市交通规划缺乏科学性和管理精细化不足，尤其是人性化的城市公共服务理念缺位的问题。

　　而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大，在为民众规划了从物质丰富到生态和谐再到人精神层面全面提升的美好蓝图的同时，也为如何消除中国式交通尴尬状况找到了一些新的方向，那就是回归以人为本。

　　10月，网友“这个绝对有意思”发微博称，“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当天这条微博被近10万名网友转发。“中国式过马路”迅速成为网络搜索高频词汇和媒体关注热点。

　　随后， “中国式开车”、 “中国式接孩子”、“中国式治堵”、“中国式造城”等脱胎于“中国式过马路”的词语也迅速流行。“中国式”交通尴尬引发舆论关注。本报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一问题背后除了与民众交通安全素养有关之外，不少城市交通规划缺乏科学性，管理不够精细化，尤其是人性化的城市公共服务理念缺位是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也有专家认为，某种意义讲，“中国式”交通尴尬是一个国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迅速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与社会转型期的阵痛相伴随，应理性看待，积极改革。

　　无所不在的 “ 尴尬 ”

　　11月22日下午5点半。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与德胜门外大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处。在马路东头等待红灯要走向马路西头的冰窖口胡同的行人，不等人行横道对面的绿灯亮起，就开始扎堆迈步。这是近期媒体热衷描述的“中国式过马路”的场景。

　　“灯还没亮，往前走安全吗？”面对着记者的提问。一位中年妇女是这样回答的：“这不大家都走了吗？汽车红灯已经亮了。”而另外一名青年男子笑称：“这就是中国式的过马路呀。”

　　相对于行人过马路时不等人行绿灯亮起就扎堆迈步的情形，私家车主徐祝诉说了司机的苦恼：“前面绿灯亮起，斑马线的行人还在走，后面的喇叭就响个不停。在一些街道上，行人、汽车、自行车争着往前跑，行人怨灯短，开车人也不容易啊。”徐祝描述的是“中国式开车”。

　　11月23日下午3点多，北京七中门口。接孩子的家长聚在校门外，汽车、电动车、自行车停放在路边，整个学校门口乱哄哄的，像个集市。校门外本不宽敞的马路车流、人流更加拥挤，一时间，嘈杂声、喇叭声响成一片。学校大门对面的一家商店老板对记者说：“周一到周五，上下学时间，这里都这么热闹。”

　　“哪家学校不是这样？我们也不想挤在这里，学校门又进不去，校门口也没有宽敞地儿，只能在这等。”一位孩子家长表示他们这种“中国式接孩子”的方式也很无奈，“不来接吧，你看看这周围的环境，车来车往的，能放心吗？”

　　除了网上热议的“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开车”、“中国式接孩子”外，“中国式治堵”、“中国式造城”均是近期迅速涌现并且引发关注的“中国式交通尴尬”。

　　谁是 “ 罪魁祸首 ” ？

　　11月23日中午，一位在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与安德路十字路口过马路的行人描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式过马路”的苦衷：“我们这儿人行道的红绿灯好像会随时变化似的，有时候绿灯等半天不亮，有的时候从绿灯亮起开始从路这头走，还没走到路那头，红灯又亮了，不知道这个灯是咋设计的。”

　　老人过马路更是近期“中国式过马路”引发关注后被讨论最多的话题。记者近日在鼓楼外大街与安德路十字路口采访时对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一些步速稍慢的行人和老人行至中间路段时遭遇红灯，不得不停在马路中央，两旁呼啸而过的车辆擦肩而过。

　　据记者查证，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和交管部门曾进行过实地观测以不同人群的步行速度为依据来设计路口的红绿灯时间。根据观测结果，上海青年人步行速度平均为1.35米至1.51米/秒，中年人为1.37米至1.45米/秒，而老年人的平均步速只有0.96米至1.01米/秒。其中除了老年人的步速低于全国标准外，中青年步速均高于全国标准。

　　有报道称，德国人等待红灯的忍耐极限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但我国从来没有做过相关测试。有专家曾在2006年召开的“中德道路信号灯研讨会”上指出，红绿灯间隔时间设计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乱穿马路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副教授张璋在谈及此问题时对记者表示，“中国式过马路”涉及到的交通灯设计，“中国式开车”涉及到的道路设计及“中国式接孩子”中公共设施的缺失，从规划技术角度出发来看，属于科学性尚不细致、不周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所高级工程师张国华认为，不少城市在交通规划和管理的精细化及服务“人性化”方面亟待增强。此外针对部分地铁换乘距离远，不同交通方式“各自为政”，很难实现“无缝”换乘的问题，他认为其最大障碍是管理体制，我国民航、铁路、城市交通分属不同部门主管，甚至城市交通内部，地铁公司与常规公交系统之间也存在部门或企业利益，涉及复杂的用地协调、利益分配等各种原因。另外，在城市建成区新建地铁设施也要受到周边用地制约，有时很难达成理想设计状态。

　　规划管理回归以人为本

　　张璋更愿意把记者归纳的这些“中国式交通尴尬”理解成“前进中的尴尬”、“喜悦的烦恼”。“中国正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这是张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的时代背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诸如此类问题则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类人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政府的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责怪谁不责怪谁的问题。行人有行人的烦恼，开车人有开车人的烦恼，人行道红灯时间长了行人不满意，短了开车人不满意，这对政府管理、城市规划也是一个难题。”张璋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管理其实并没有跟上。”

　　张璋以国外情况举例，“西方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汽车文明，经过几代人才养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文明，而我们国家则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这个过程，这个问题解决还需要一段时间。”张国华也认为，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上世纪60年代也曾一度交通混乱。“中国式过马路”只是阶段性问题，市民尚需时间适应快速城市化、机动车数量猛增等情况，养成交通文明习惯。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张璋对上海世博会这一主题赞誉有加，他认为，目前我们的城市规划还欠缺一个整体思考，城市化迅速发展，政府管理和服务理念也跟不上这一进程，目前的规划还处于“搭架子”阶段，忙于修建城市主干道、地铁，很多服务尚不细致。城市规划和公共服务应做到以人为本，以提高民众的生活便利与舒适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报记者 邓崎凡 苏 墨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