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张骞 俞陶然 报道

　　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日本及中国台湾等地的史学家和档案专家齐聚复旦大学，向中国学术界首次展示海外档案馆收藏的一批涉及近代中国与事件的珍贵历史资料，为人们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增添一个新视角。

　　“历史真相远没有到已经全部水落石出的地步，它还沉没在这些档案文献的秘密之中，只有进一步的开放，我们才能了解相关的历史事件和相应的人物，以及这些事件与人物更深的背景。不看这些资料，我们往往对事物和相关人士的认识只能停留在已有的层面，你深入不下去，或者你在孤立地看它，你很难想像到它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本次会议发起者和协调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

　　■ 宋子文档案研究新进展

　　怎么处置战犯、怎么索赔均有触及

　　吴景平教授表示，他们现在对宋子文档案的研究成果，已经到1949年，中英文对照的大概有142万字的篇幅，数量非常大。通过对宋子文电报的研究，揭开诸多尘封已久的史实。

　　他介绍，从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无论是中国和其它盟国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一是新的国际环境的构建，包括一些事件的发生和恶化，如一些会议召开以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导致前后中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交涉，而这些交涉对中国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但此时，中国抗战胜利了，抗战胜利以后面临了一系列新发生的问题，包括国共关系、国共谈判，以及这样一个进程中，国民党的政权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宋子文档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缩影。这些问题包括怎么处置战犯，怎么审问在华的人员，还有索赔问题。

　　日本投降后，美国将一本完整记录日本重工业的资料交于国民政府，并希望中国向日本提出巨额战争赔款，这笔巨额赔款的结果将剥夺战后日本全部的重工业，仅保留食品工业及部分涉及民生的轻工业。这是美国希望通过中国向日本索赔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的重要手段。

　　而宋子文档案对这方面东西的记录非常多。同时，还有国民党抗战胜利后进行的 “光复接收”，接收了哪些机构？这些机构位于哪里？它当时建筑的基本情况？以及这些建筑的作用等都有详细的登记。

　　“宋子文档案”还详细描述了一个个精彩的历史细节，比较精彩的有宋子文和蒋氏幕、属、友的关系。

　　他举例说，宋子文在美国时消息不灵通，便会让朋友、下属去帮着打听一下蒋先生都做过什么事。然后能见到李士珍常常会劝阻宋子文，让他忍着。他对宋子文说：“子文，你要想开一点，蒋介石就是这样的，你不听他是不行的。”

　　还有宋氏兄弟、姐妹、妹夫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让人叹为观止。比如，因史迪威事件，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降至冰点。有一次，宋子文想去美国参加会议，但是没有资格，他不敢和隔壁办公室的蒋介石直接申请，便先打电话给美国的小弟宋子安，让他将此事转告大姐宋霭龄，又通过宋霭龄向孔祥熙透露消息，由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不料，兜个大圈子后，蒋介石还是拒绝了宋子文的申请。而且还是孔祥熙告诉宋霭龄，宋霭龄再告诉宋子文说 “你不能去”。这一事件反映出蒋宋间的微妙关系，也能解释为什么身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居然没有出现在开罗会议的现场。 “宋子文写了很长的这种电报，反映作为外交部长、国舅，自己的处境是苦不堪言。这方面的东西我们今天看到可能一笑了之，可是在那个时候状况非常复杂。”吴景平教授说。

　　■ 宋美龄书信

　　“婚后第二天，他就开始出席政治会议”

　　在今天举行的研讨会上，上海学者披露了宋美龄母校——韦尔斯利学院珍藏的宋美龄早年书信，并分析了这位历史人物的性格、对婚姻的看法以及她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

　　据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宋时娟介绍，她在导师吴景平、美国波士顿好友王建锁等人的帮助下，获得了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公开的宋美龄与米尔斯的通信，并加以研究。埃玛·德隆·米尔斯是宋美龄在威尔斯利学院的同学、好友，也是一名服务于国民党的美国慈善家和活动家。在宋美龄大学毕业，回国后的头几年里，米尔斯一直是她最亲密的朋友。

　　1928年1月24日，婚后不久的宋美龄从南京写信给米尔斯，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她对婚姻的看法以及对蒋介石的态度——

　　“我们婚后大约一个月，将军重就大元帅职，大多人认为我们度蜜月了，我们没有！我们婚后第二天，他就开始出席政治会议，会见客人——从那以后一直这样。

　　你若记得，你抵达不久我们就一起去游览了南京。南京是个污浊之地，绝对糟糕！所以我打算去市政府公共卫生部工作。我想我有好的人选去领导它，然后，我也计划建一座公园，成立残疾军人之家，让他们在那儿康复并学手艺……

　　我并不认为婚姻应该抹杀或吸收一个人的个性，因此，我想做我自己，而不是充任将军的妻子。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宋美龄，我相信我代表了什么，我想继续发展我的个性，保持我的个性特征。自然，我丈夫不同意我的想法。他想要我作为他的妻子而存在，但我无言，我想要代表我自己。我不是卢斯斯通协会的会员，但我的确想被承认是一个因素，因为我是我，而不是因为碰巧成为他的妻子。

　　鉴于此，当我来时，火车站派代表来告知他们会为我提供专车，我拒绝了，因为我不要特权，直到我已经证明我自己值得享有特权为止。 ”

　　宋时娟表示，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宋美龄与蒋介石在结婚之初对婚姻的看法有明显分歧，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有记载：1927年 12月 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夫人宋美龄女士争辩，公自省曰：‘夫人以不自由为病，此固属于骄矜，然余亦太不自知其强梗之失礼也！ ’又曰：‘夫人劝余进德，余心许之，而尚与争论何哉？ ’”“公自结婚来，暇辄与夫人同驾出游，坦白率直，讨论问题，偶或争辩，则自记曰：‘欢争’。 ”这些日记文字，也印证了二人在结婚初期的分歧。

　　宋时娟分析认为，这封宋美龄书信的意义还在于，它揭示出尽管婚后的宋美龄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力地帮助蒋介石，承担起第一夫人的职责，但她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个性，甚至影响到蒋介石的个性和行为方式。这一人物个性，在此后的历史事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比如，抗战时期宋美龄赴美寻求援助，亦非事事听从蒋介石，在行事上有很多主见。又比如，在访英问题上她始终坚持己见，不肯妥协，蒋最后只能听之任之，接受她拒绝访英的决定。

　　■ 俄国解密档案中的中苏高层接触

　　揭秘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的五次会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苏关系曾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不仅在新中国建立、中苏结为同盟时如此，即使在两国矛盾凸显、同盟走向破裂、终至发生边境武装冲突时也依然如此。在目前数万件俄国已经出版的历史文献和中国学者搜集到的原始档案中，涉及中苏关系历史文件约5000余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此次带来“俄国解密档案中的中苏高层接触”的史料，解密了毛泽东与前苏联领导人的五次会面记录。

　　中苏同盟的建立：毛泽东第一次访苏

　　史料披露了诸如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与苏联领导人的多次谈话记录、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苏条约谈判记录、中苏条约各种文本和修改记录等。当时，苏联第一个表示承认新中国，但斯大林有意回避重新讨论中苏同盟条约问题；毛泽东为维护中共的威信和地位，坚持必须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被迫同意中国的主张；莫斯科为维持1945年条约的基本内容，精心设计了中苏同盟新条约及其协定，毛泽东推翻苏联关于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协定，让周恩来重新起草新协定，提出中国至迟两年内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迫于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担心美国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斯大林不得不再次做出重大让步，按照中国的主张处理中苏之间的利益关系；苏方在中苏后期外交谈判中斤斤计较，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苛刻条件，斯大林独辟蹊径，把目光投向朝鲜半岛，寻找能够保证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安全战略继续实施的替代方案。

　　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得苏联即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斯大林很可能开始考虑重新建立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基地，而朝鲜半岛就是其选中的目标。

　　中苏蜜月的开端：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

　　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同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推动力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因自身在党内地位不稳，能力又有限，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和帮助，而毛泽东面对战争硝烟散去后经济发展的难题，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借鉴苏联的经验。于是，中苏同盟在内部急迫相互需求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全面发展中苏关系，大力增加对华援助，退出股份公司，归还旅顺基地；毛泽东则在中国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由于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以及苏联专家的积极作用，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并为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此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共在波匈事件和苏共六月事件中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则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稳定苏共党内局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苏同盟的顶峰：毛泽东第二次访苏

　　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方针，引发了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思考，中共感到有责任帮助苏共；中共八大提出一套新思路和新路线，开始以苏为鉴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极大震动，赫鲁晓夫焦头烂额，急需中共协助处理东欧问题；周恩来应邀帮助莫斯科，在苏、波、匈三国展开穿梭外交，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影响和地位空前提高；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后，苏共希望再成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毛泽东则主张开会解决问题；世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成为中苏两党在政治上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在会议上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但中苏同盟在其发展的最高潮的同时开始显露分歧的痕迹。

　　中苏分歧的出现：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

　　通过对1958年7月31日和8月1、2、3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会谈记录，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的解密则揭开了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谜团，解析了中苏关于炮击金门问题的争论。这也是中苏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争吵。毛泽东大发雷霆的原因包括：1、对苏联大国主义的成见和被压迫民族的情感；2、误会——尤金关于“共同舰队”的演绎；3、借题发挥——毛泽东策划炮击金门。

　　沈志华教授认为这是中苏两党地位发生变化的结果，中苏对外政策显露分歧，军事合作前景堪忧。

　　中苏同盟的破裂：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

　　从解密的1959年中苏领导人会谈记录、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关于赫鲁晓夫访华的报告来看，从逻辑上讲，中苏同盟的破裂首先是因为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但是这种分歧最初并不是表现在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而是反映在1958-1959年中苏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不合。苏共对中共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心存不满和疑虑，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应，而中共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做法则令莫斯科十分恼怒，特别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和美苏缓和问题上，中苏之间的分歧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这种分歧是无法弥合的，其结果必将导致同盟的破裂。

(原标题：美曾希望中国向日提出 巨额战争赔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