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台湾地区知名作家，现任台湾“文化部长

　　“台湾最可爱的地方在于，它的不假装伟大，不用力变成什么，自自在在过日子，基本上就是慢，是一种文化的从容调子，但是，一打开电视看新闻，就会全部被推翻……”

　　——龙应台

　　早报记者  石剑峰 

　　从作家成为官员，龙应台以台湾“文化部长”身份再访香港引来广泛关注，龙应台一行这几天在香港的官方活动成为台湾形象的营销巡演。

　　昨晚，龙应台回到她熟悉的香港大学，以“我的香港，我的台湾”为题，在香港大学百年校庆发表演讲。500个位置座无虚席，香港大学和香港有线电视台现场直播，可见龙应台香港行的受关注程度。在演讲中，她称赞香港大学和香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褒扬台湾的可爱在于不假装伟大，不刻意去变成什么样子，展现一种慢的文化和包容性。

　　作为官员

　　“想念以前的自由”

　　龙应台的好友、演员林青霞也来到现场，龙应台一上台就开林青霞玩笑，说怕她(林青霞)说自己穿得不对。龙应台曾受香港大学聘约，在港大有一间办公室，在那里她完成了畅销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此次以官员身份再到香港大学演讲，龙应台受到了最高规格的待遇，香港有线电视i-cable现场直播了龙应台昨晚在香港大学的演讲。

　　阔别香港，重新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曾经在港大任教的龙应台笑言，想念以前的自由。昨天她在演讲中说：“我以公务员身份看香港，来考察，走的行程都是我以前作为作家走过的路，但这次带着特定问题考察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龙应台之前也说：“当公务员以后，(若问)想不想念过去的自由生活，那是当然。我现在的工作是一天12至16小时，而且包括星期六、星期天。”而在昨天的演讲中，她还说，因为身为官员还要学会妥协和交换，“我也常常要思索，有时候要用一个妥协换取更重大的决定。哪个是最重大的、一定要做的，哪一个是被交换出去的。”

　　在香港期间，这位台湾的官员和著名作家还会经常被问到对香港现状的看法，龙应台的回应只能是：“相信我，我一定有观察，可是我现在不是作家，我现在没有个人身份，很多事情我必须尊重香港人、香港本地和香港政府。”

　　回顾香港及港大历史

　　在演讲一开始，龙应台先向观众介绍了她此刻站着的香港大学陆佑堂的历史，她表示，这里也曾是孙中山演讲的地方，而她是第一次在这里演讲。谈到香港大学建立100周年，龙应台说：“(100年前)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在香港，军火被输送去广州进行一次次的起义，这是一个(有着)流血、暗杀、追捕的大时代，现在回过头看，在那个大动荡时代，有人去讨论要在这里成立一个大学，需要多么长远的眼光和魄力。‘大破’的年代有人要‘大立’，在筹款中，有一个人的名字不为人知，张仁骏——当时的两广总督，他捐款20万，还帮助港大在广东筹款。”龙应台又提到港大的第一次毕业典礼，1916年的毕业典礼在这里(陆佑堂)举行，“博士学位给了9个人，有几个名字还能记得，其中一个叫詹天佑。他是1916年的第一届毕业生，这彰显了香港大学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1935年，港大在这给胡适授予了博士学位，本来让胡适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但他推荐了许地山。”“抗战开始后，岭南大学迁到了香港大学合并上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轰炸，这个大厅被炸，成为临时医院，其中一个女学生很酷，她被迫来这里当护士，那就是张爱玲。2009年，李安想把张爱玲小说《色·戒》拍成电影，有一幕是日本占领广州，岭南大学学生来到港大，他们排演救国的舞台剧，排演的地方就是这里。”

　　从历史又回到香港这块土地，龙应台说：“这个地方，所有生活过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主人，都是移民了一个时段，在这生活。但只在这里生活过一年的人，都认为‘这是我的香港’。因为这里的开放，使得人一不小心就留下来了。”

　　在演讲中，龙应台表示，香港是边陲，是最主要的主体多出来的一小块(地方)，“因为是边陲，所以有自由的空间”，但又从十五六世纪西方强大帝国主义往外推的过程中，它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也因为香港是边陲体系，她认为这让香港成为一个“逃生门”。龙应台指出，像是太平天国、“文革”时期，逃难时就往香港，平静时又回去，而一旦有人进来虽然会带来很多问题，但一定留下许多东西，例如把资金带过来以及带来许多经验和人才，“这些东西就灌溉了这片边陲土地。100多年来，香港经历的就是这个过程。”

　　在台湾就是

　　“自自在在过日子”

　　而相较香港，龙应台说，“台湾就不是‘逃生门’，而是一个会让人想留下来的地方，台湾最可爱的地方在于，它不假装伟大，不用力变成什么，自自在在过日子，基本上就是慢，是一种文化的从容调子，但是，一打开电视看新闻，就会全部被推翻！”

　　龙应台说，在台湾一打开电视新闻，前面所说的“可爱”又全部被推翻，“导演李安之前回台湾宣传电影也说，他很喜欢台湾，但一打开电视，就觉得没希望。”龙应台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选举机制，让政治逃不过一种命运，变成行为艺术，变成表演的性质，很容易被夸大。她用了啤酒泡沫和啤酒来比喻台湾的政治生态，“电视呈现的只是泡沫的部分，但不要相信泡沫下面没有好啤酒。”

　　她举最近被热议的金马奖为例，“台湾今年得奖少，明年再努力就好，但反而要去看更深层的意涵。”她认为金马奖已举办49年，已经把艺术做到文艺的标准，以这个事件来说，大众应该要看到的是金马奖长期扎根所呈现的艺术价值。她又以台湾“立法院”对“文化部”的预算审查为例，“看电视新闻，(看到的)就是‘立法院’吵架，矛盾冲突非常激烈，尖锐的对立。但是我在场啊。”她说，她看到的是一条条重要政策的制定，“普通人看到的只是电视上的吵架，其他都不知道。”龙应台说，从这两个例子看到的台湾是，“台湾给华人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它的实践，当你做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做错会羞愧。重要的是，怎么去修复它，在挫败的时候，怎么有尊严往前走。华人世界看台湾，不是看它做得多好，而是看它怎么摔倒又起来的。”“对抗权威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当权威解体了，有了所谓民主的时候，人民自己成为权威的时候，就要面对自己内在的所有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