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下午,广东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新溪西村的一家内衣厂,工人刘某已经辞职,那天特意回到这里。他拿着一个白色的塑料罐,里面装着从加油站买来的价值40元的汽油。他把汽油洒在工厂一楼,点燃,迅速逃离现场。
15时30分,一场大火无情地燃烧起来。尽管当地消防部门紧急调派13台消防车、84名消防队员赶赴现场扑救,但火灾依然夺走了14人的生命,并造成1人重伤。据悉,14条消逝的生命中,多是尚未婚嫁的年轻女工,还有一名孕妇。
根据汕头市警方和潮南区政府的通报,当晚22时,纵火罪嫌疑人刘某被警方抓获,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悉,刘某在该内衣厂工作一年,因为老板平时结算工资经常少算给他,对老板积怨已深。3天前,刘某决定辞职,跟老板的丈夫陈某结算工钱,但陈某以其虚报计件为由扣下500元,这成为悲剧的导火索。
“我拿不到钱,只好拿自己的生命跟他去赌”
被抓捕后,刘某面对媒体镜头,面无表情地说:“我拿不到钱,只好拿自己的生命跟他去赌。”
仅仅因为500元工钱,就纵火烧厂,导致14死1伤,舆论一片哗然。不少人痛骂犯罪嫌疑人“漠视生命”,但也有人叹息“这是打工仔的无奈”。
纵火当天上午,刘某曾发信息给老板陈某,“钱你要还给我,否则,你逃过今天逃不过明天”,陈某没有回复。随后,他又先后拨打了两次电话给陈某,但是陈某都没有接听。刘某遂去加油站买了汽油。
企业拖欠工资,不能成为员工伤害他人的理由。但汕头大火背后的劳资冲突问题引人深思。
当与企业主发生冲突时,工人可以通过哪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场大火,拷问着当前的劳资关系。
华南农业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系教授杨正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珠三角地区从县区、镇街到村,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很多调解组织已经延伸到村。“劳资发生冲突,工人可以通过调解、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的方式解决,还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向工会求助。”
但即使如此,处于弱势一方的工人的权益也经常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因为基层的调解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对法律的理解还不到位;其次,地方重视GDP考核,资方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博弈结果,地方倾向资方是很常见的现象。”杨正喜说。
律师江珍来关注劳资纠纷案件多年,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有些工人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但结果往往不了了之。“要么一个月没消息,要么对单位处罚力度不够,甚至有些监管单位拿了企业红包不办事。”
通过劳动仲裁来解决纠纷,工人也经常因为找不到证据,告不了企业。“如果发生拖欠工资问题,有些公司比较正规的,工人通过维权还能得到工资。但在工地打工的,都是现签现发钱,连工资条都没有。”江珍来估计,现在年关将到,劳资纠纷案件会增多。
从解决“拖工资”到要求“加工资”
如今“拉着拖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据了打工主流,劳资双方的冲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解决“拖工资”变为要求“加工资”。
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数据显示,目前争议主要分为三大类:1.劳动报酬,主要是工人追讨拖欠工资、加班费;2.解除劳动合同;3.保险及社会福利。
江珍来深刻感受到这种变化,以前接到的案子多是讨工资,现在是以企业不买社保、不签合同及工伤类为主。“工人的法律意识越来越高,以前只会打几个电话,要不到钱,就算了。”
杨正喜以2010年为界,工人的内容诉求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之前,更多是个体权利的争议,如工人上演“跳楼秀”讨工资;近两年工人组织起来,通过手机或网络,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福利等诉求”。杨正喜称,这是从“拖工资”的权利争议,到围绕“加工资”引发的利益争议的转变。
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往往被忽略。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被城市接受,渴望融入城市,但是愿望与现实存在极大反差。而另一方面,现在企业普遍存在“资方单边主导”现象,即对工人的管理、工资福利的计算与增长,都由资方说了算,工人的声音往往被埋没。
“当工人的需求被压抑得久了,即使细小的变动也会导致情绪爆发。”杨正喜说,汕头大火事件与此不无关系。他表示,可以从社会管理创新入手,改善劳资关系。如引进社会组织,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关爱和参与社会的机会,或建立一个疏导机制,关键时刻有人倾诉、帮忙。“骂骂人发发脾气就可能不会出现悲剧”。
江珍来还记得,2008年新的劳工合同法推出时,各地都挂起横幅宣传法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企业主更因此主动调解纠纷。他希望“各地政府可以组织律师到企业宣传合同法,同时,劳动部门要加强监管力度。”
本报汕头12月6日电
(原标题:汕头大火背后的劳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