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日，关押上访者的黑监狱食堂，到处是发霉的馒头和不合格的食品。IC

　　不断有“黑监狱”和截访非法拘禁案爆出，北京市执法机关面临巨大压力。

　　记者获悉，因为涉及到北京市与其他省份的协调等种种困难，北京“黑监狱”问题，早就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2012年夏季，中央政法委的相关负责人就曾到北京 视频：北京截访案涉案者为黑监狱老板及雇员 来源：东方卫视《东方新闻》 市相关区县开展专题调研，研究制定解决问题的对策。

　　而据北京媒体报道，在2011年12月起到2012年5月间，北京市公安局曾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清理整顿打击规范保安服务市场专项行动，“黑保安”等六类非法保安组织是整顿的重点，行动要求正规保安公司须实现“零截访”，如果出现截访事件，不但要处理保安个人，还将对保安公司进行处罚。

　　但是，若上访－截访的循环不能从根本上打破，“黑监狱”将难以绝迹。

　　“外地在京截访人员首次被判刑”的消息，激起舆论一片兴奋，但当天即被“辟谣”。

　　但不为人们所知的是，前述消息还有一重“不实”：这并非北京“首例”外地截访人员非法拘禁案。

　　早在2012年6月，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即判决了一起参与截访的“黑监狱”经营者团伙，涉案的9人被以非法经营罪和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

　　而在北京市另一个“黑监狱”高发区域大兴区，自2010年至今，大兴区检察院至少办理了六起因非法限制上访人员而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涉及犯罪嫌疑人至少13人。

　　这些案例秘而不宣，显示了官方的纠结。自从2010年保安公司“安元鼎”私设黑监狱从事截访被曝光以来，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对一些非法截访事件采取了打击措施，办理了一批非法拘禁案，但涉案者也仅止于“黑监狱”经营者和“黑保安”，隐匿于幕后的官员——各地的维稳截访人员，包括驻京机构工作人员，均未有被追究责任。

　　现状

　　找不到判决书的“黑监狱”案

　　2012年10月间，闵小玲再次赴京。她这次不是来上访，而是找北京市昌平区法院索要判决书。

　　早在之前的6月，昌平区法院即对高团结、陈昆等人非法经营、非法拘禁一案做出判决，9名被告人获刑。但闵小玲等受害人却一直得不到判决书，她们试图启动民事索赔程序也遇到障碍。

　　闵小玲是湖北武汉市江夏区一名中学音乐教师，因家里遭遇“非法强拆”而走上信访路。2011年7月10日，闵小玲到国家信访局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送材料时，当地驻京办人员以“非正常上访”为由将她接出，再交给几个陌生人押到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处“黑监狱”。

　　“我先被关押在一个房间内，好几个人强行搜身、翻包，我的身份证等随身物品也被扣押。每天一顿饭一个小馒头，一杯水。”闵小玲回忆说。

　　来自江苏的周文香等人比闵小玲更早被关押至此，她在被搜身、翻包后进行交涉时，还遭到“黑监狱”看守的殴打。

　　2011年7月9日，周文香被一辆山东牌照面包车送回江苏。12日，周文香重回北京，和其丈夫颜炳忠等人一起向昌平区北七家派出所报警。警方捣毁了这处“黑监狱”，营救出闵小玲等人在内的10多位上访者。这是近年来继“安元鼎”后曝光的另一处较大规模的北京“黑监狱”案件。

　　记者获悉，闵小玲、周文香等人被关押的“黑监狱”，经昌平区检察院查明，系犯罪嫌疑人陈昆、高团结等人开设，时间跨度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非法关押的来京信访人员来自江苏、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份。

　　据高团结供述，他在国家信访局当过保安，认识全国各省驻京信访工作人员，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找一家保安公司，将滞留在京的上访人员临时看管，按人头收费。2010年11月，高团结、陈昆在昌平区北七家镇租下一个大院，高团结负责联系各地驻京信访机构，陈昆负责找人看管上访人员，开始了开办“黑监狱”参与截访的生意。

　　闵小玲等人说，这家“黑监狱”关押人员最多时约70多人，最年长的有80多岁，最小的有吃奶的幼儿。

　　昌平区检方查明的数字更令人震惊：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间，高团结通过联系各省份驻京信访机构，先后在位于丰台区的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等地接走来京上访人员近1000人次，交给陈昆等人非法关押。检方查证，各省市驻京信访机构按每人每天200至300元支付费用，其中100元作为回扣返还给驻京信访机构工作人员，剩下的作为看守人员工资、上访人员费用，利润由高团结、陈昆二人分成。

　　周文香向记者称，她被押回江苏后，曾目睹地方信访官员与“黑监狱”押送者“结账”。

　　回顾

　　“首判”仅为冰山一角

　　2010年秋，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私设“黑监狱”、圈禁赴京信访者事件被曝光后，引起社会哗然。维稳形势日益凸显的两年后，“安元鼎”们并未绝迹。

　　除了前述昌平区北七家镇的案例，新近被误称为“外地在京截访人员首次被判刑”的案例，发生在朝阳区王四营。

　　2012年12月2日早晨，一则消息在网络上疯传。这则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报道称，朝阳区法院认定来自河南省长葛市的十名截访人员犯非法拘禁罪，判处其长短不一的有期徒刑。

　　该报道称，这是“中国首判外地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实际上，该报道之前，来自境外媒体的相关消息就在微博等网络媒体上传播，赢得一片叫好声。

　　2日下午，北京市高级法院、朝阳区法院先后通过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媒体表示，该消息“不实”，确有此案，但尚未判决。

　　据检方起诉书，今年2月，河南禹州农民王高伟出资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承租了126号院和102号院。付朝新(另案处理)雇佣了王晓隆、赵俊杰、王壮壮、王世磊、王二飞、卢冬冬和彭某、王某某、范某某(此三人为未成年人，另案起诉)等人，专门看管河南籍上访人员。

　　5月2日，警方将王高伟等人抓获，同时解救了多名正被非法拘禁的河南籍上访者。

　　今年8月，北京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起诉王高伟等10名犯罪嫌疑人，其中3名未成年人被另案起诉。

　　被诉的三名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哭诉说，孩子们在老家看到招保安才去应聘，没想到是当“黑保安”。

　　除前述的昌平区、朝阳区两个案例外，在另一“黑监狱”重灾区——北京市大兴区，自2010年至今，大兴区检察院至少办理了因非法限制上访人员而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6件13人。

　　这些非法拘禁场所多为各省市驻京办在大兴区租用的大院，比如大兴区检察院办理的于洪涛、李松松涉嫌非法拘禁案中，一名叫做“小朱”的男子，通过于洪涛租用大兴区西红门镇一个大院，用来拘禁上访人员。

　　这些“黑监狱”非法拘禁的上访人员数量，一般至少有10人，最多时超过50人，持续时间2到10天不等，一直到驻京办工作人员将上访者接走为止。

　　被拘禁的上访人员常常受到暴力或暴力威胁，由此引发其他刑事案件。比如，大兴区检方查办的柳东林涉嫌非法拘禁案中，柳东林等人殴打上访人员芦某，不堪忍受的芦某愤而将看管他的“黑保安”李新仁砍成重伤。

　　揭秘

　　“黑监狱”已成产业链

　　大兴区检方发现，2010年曝光的安元鼎保安公司开设“黑监狱”，实为冰山一角。目前仍然有不少保安公司为拘禁上访人员提供各种服务，其中就包括“专门替各地驻京办遣送、看管信访人员”。接送上访人员逐渐有产业化趋势，部分保安公司以此作为生财之路，甚至将这作为主要业务。

　　大兴区检方查办的这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多是由各省市驻京办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雇佣的保安，例如在柳东林案中，柳是北京市神之盾保安服务技术有限公司的保安，该公司的主要业务便是接送上访人员。记者登陆该公司官网发现，该公司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系总公司直属单位。

　　昌平区检方在执法中也发现，有的省市驻京信访机构违反禁令，利用营利性组织或个人负责看管、强制遣返上访者。江苏、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市的驻京信访机构都存在这种情况。

　　那么上访人员是如何进入这一“产业”流程的呢？

　　来自北京市政法系统的一份报告透露，外地信访者来京后，一般先在位于丰台区的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等地进行分流，由接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通知各省份驻京信访机构；各省市驻京信访机构工作人员在接济中心办理分流手续后，联系信访者所属市的驻京信访工作人员，最后由信访者所属县级驻京信访工作人员到接济服务中心，凭分流手续开具出门条，将信访者接走。

　　由于没有精力看管，有的驻京信访工作人员将接走后的来京信访者交给犯罪嫌疑人看管；有的甚至直接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地方驻京信访机构拿分流手续，到接济服务中心接人。

　　更有甚者，有的驻京信访机构工作人员借为“黑监狱”提供“客源”而牟利。有的信访工作人员将来京信访者指认给他人稳控，就再不管理此事，导致一些信访者被非法关押。

　　查处

　　匿于幕后的官员未被追究责任

　　不断有“黑监狱”和截访非法拘禁案爆出，北京市执法机关面临巨大压力。来自北京市政法系统的一份报告称，这类案件易使信访矛盾进一步升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应当引起重视。

　　该报告还透露，北京市查处的这些非法拘禁案件中，存在一个难题是，难以查到雇佣嫌疑人拘禁上访人员的主谋。因为此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政府行为”性质，公安机关侦查阻力较大，难以找到案件的背后主使。

　　例如在大兴检察院受理的相关案件中，无一案件能够查找到驻京办相关人员。公安机关在要求驻京办相关人员接受询问时，大多数驻京办工作人员以不在京或者不知道此事为由躲避侦查。

　　此外，在处理结果上，适用缓刑的比例比较高。例如在大兴区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中，法院对涉案人员的处罚相对较轻，即使存在殴打行为，对嫌疑人的判决也为缓刑。该区检方办理的柳东林案、于洪涛案和傅艳生案中，三人都被判处了缓刑。

　　北京市检方建议，应严厉打击非法关押上访人员的犯罪，重点打击为此提供服务的黑保安公司。另外，各省市驻京办应当改变当前以拘禁上访人员来维稳的思路，以合法、正当的途径处理上访人员，“简单粗暴的打击压制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社会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