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妍  实习生  王宁  王煦婕|北京报道

　　1月17日，北京，阳光明媚。气象部门称：持续多日的雾霾将会逐步退出天气舞台。但由雾霾引发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重污染区与重工业分布几乎完全重合

　　众所周知，雾霾与环境污染紧密相关。

　　专家们达成共识，排在前三位的杀手分别是工业污染、尾气排放和燃煤取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分析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这三项是雾霾的主要组成，污染源排放量大是造成本次严重污染的根本原因。”

　　在各类污染源聚集的大中型城市，污染物逐渐聚集累积，严重影响空气质量，特别是2012年12月以来，整个华北地区处于极端低温情况，同比温度较低会加重空气凝结，形成雾，使污染物附着在水汽上，悬浮在空气中，形成雾霾。

　　“重度污染”地区几乎都是大中型城市，罗仲伟认为，这与“重工业分布几乎完全重合”。再加上人口密度过高带来的“热岛效应”，雾霾爆发。

　　工业污染主要来源于水泥、钢铁、焦化、火电厂、化工制造和有色金属冶炼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这些行业占二氧化硫总排放的85%以上。”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北亚区总干事长张醒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这些行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已远远高于它们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

　　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备受地方政府的青睐。“我们经济发展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罗仲伟分析说，“作为地方政府，既要经济发展，又要环境保护，二者很难权衡。”

　　“地方政府忙于招商引资，积累政绩，提高地方财政和税收水平，环境代价被一再忽视。”罗仲伟介绍说，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往往是能源、重工业企业，可以极大地拉动GDP，增加就业岗位，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诱惑难以抵御。

　　“环保问题必须是一把手工程。”张醒生认为，“环保部门在中国权力机构中处于弱势，必须提高它的行政级别和权力，才能行之有效。”

　　城市中汽车数量的大幅增长不仅带来交通的拥挤，更使尾气排放成为重要污染源。亚洲银行、清华大学、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几年，民用机动车(即非军用车、公务车和私家车)的数量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私家车年增长率更是达到20%。

　　“越是较大的城市，汽车越多，污染也就越重。”张醒生提醒说，“中国油品质量是很低劣的，炼油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使我们的污染物排放量更大。”

　　硫含量是燃油的标志性指标，也是形成雾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排放标准方面，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执行国家第三阶段的排放标准，对硫含量的要求是不高于150ppm，而香港方面开始从欧Ⅳ排放标准至欧Ⅴ排放标准过渡，对硫含量的要求是50ppm~10ppm。“按照国家第三阶段的排放标准，国内汽油硫含量比日本和欧洲高15倍，比美国高5倍。”张醒生表示。而且，即使中国采取更宽松的排放标准，大部分中小城市仍不能达标。

　　雾霾爆发之前，华北地区迎来了近三年来最寒冷的冬天，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供暖压力加大。“煤炭和石油仍然是最主要的能源，占到能源结构的80%以上，尤其是煤炭，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废渣废气。”罗仲伟说。

　　近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可替代能源，缓解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但无论是水能、光能、风能还是光伏，都无法大范围普及适用。“能源结构调整迫在眉睫，但又无力破解。”罗仲伟说。

　　罗仲伟认为，大气污染涉及工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规划、产业布局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想要在短期内得到根治很难。”

　　应急机制：没有办法的办法

　　面对无所不在的雾霾，自救措施却少而无力。

　　在各大药店、淘宝网店上，口罩销售量达到了平时的10倍。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郑劲平解释说，“PM2.5的颗粒非常小，我不认为口罩能有很大的帮助。”据介绍，PM2.5颗粒仅为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一般的棉质口罩、一次性口罩和医用口罩无法起到防护和过滤作用。

　　在淘宝网店上，“N95防尘口罩”、“防PM2.5口罩”、“活性炭口罩”、“防毒口罩”等商品销售火爆，单价为10~30元，能较为紧密地贴合面部，形似“猪嘴”，并号称采用了高科技。

　　“N95口罩是防病毒的，病毒颗粒按纳米计算，比PM2.5颗粒要小得多，所以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的，但这种口罩要经常更换，佩戴方式、持续时间、更新标准都有相应要求，一般人很难达到。”郑劲平说。

　　至于其他名目众多的口罩，郑劲平认为，“炒概念”的可能性更大。“最重要是源头控制，个人能做到的防护是尽量较少户外活动，除此之外，还没有更好的防治办法。”

　　在微博上，网友调侃，见面应该问，“你戴口罩了吗？”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第一位是“我不要做人肉吸尘器”。

　　“重灾区”地区也相继启动应急措施。北京已有58家建材、冶金、化工等领域企业被紧急叫停，切断污染源，另有41家企业通过降低生产负荷，减排30%以上。北京市政府还要求，在遭遇极重污染过程的区县采取党政机关带头停驶公务用车30%的强制措施。

　　在河北，建筑工地一律停工，并通知环卫部门全部改用机械化吸尘式清扫，并准备在天气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施人工增雨(雪)作业。在陕西，陕西省政府要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每日只能安排1/3车辆外出，各燃煤发电企业实施分段轮流限制发电。

　　在郑州，每日增加两次洒水降尘，对城区主干道进行冲洗，责令15%的建筑工地停止施工作业，降低扬尘污染，对超标排放的公交车实行限行。启动类似应急措施的还有山东、吉林、南京、武汉、成都、长沙等地。

　　“启动应急措施还是有效的，因为直接减少了污染源，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罗仲伟认为，在雾霾多有发生的秋冬季节，尤其是低温高压气候条件下，应及时采取措施，减少雾霾天气的出现频率。

　　不容忽视的是，应急措施并没有形成机制和制度，除了北京制定并实施《北京市重污染日应急方案》外，其余地区都是临时启动的应急办法。“应该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变成预防性机制，不能总依赖于倒逼机制，被动的亡羊补牢。”罗仲伟表示。

　　针对雾霾应急处理状况，环保部表示，2012年12月，《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公布，根据要求，三年内将建立起包括城市和区域在内的应急机制，具体细节措施正在制定之中。

　　“应急措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和改善空气污染问题，还需要有更多的顶层设计和执行贯彻能力。”罗仲伟表示。

　　降低工业经济占比？

　　两年前，PM2.5对于公众而言依然陌生。如今，测量PM2.5已成为社会共识。

　　2012年2月，PM2.5被纳入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空气质量的监测指标从API(空气污染指数)升级为AQI(环境空气质量指数)。2012年5月，环保部要求，全国74个重点城市要在年底前发布城市AQI数据。“这个过程是非常快速高效的，虽然公众都迫不及待，认为效率可以更高。”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刘继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2012年12月31日，环保部表示，国家和地方共计投入约9.5亿元重点支持第一阶段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建设，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已扩大到338个地级市，国控监测点位增加到1436个。“建立监测体系是治理空气污染的第一步，目前看来，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罗仲伟评价说。

　　接下来是按照监测结果，如何治理的问题。按照《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要求，2015年，重点区域PM2.5年均浓度下降5%，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下降6%。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将投入超过1000亿元，在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107个城市，进行大气污染专项综合治理。

　　“治理的效果需要现实来印证。”张醒生认为，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加快加大的脚步。“‘十一五’时期就在治理了，但结果如何？一些烟囱被削掉了，更多烟囱立起来。”他认为，发展模式转变，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不可逆转。“我们已经尝到苦头了。”

　　雾霾爆发后，工业经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成为千夫所指，甚至有专家提出，应调整产业结构，提高金融业、服务业等在GDP中的占比，降低工业经济占比。

　　“工业经济和制造业经济与高耗能、高污染经济三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罗仲伟认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仍未完成，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制造业经济是大势所趋，既符合中国现实，又符合国际形势。“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改变产品本身以及生产过程的科技含量，我们需要的是升级，而不是压制。”

　　罗仲伟认为，在宏观政策上，应该用“萝卜加大棒”的办法予以引导。萝卜，指国家应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污染环节和污染排放量；大棒，指国家应通过强制性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减少高污染企业总量，对高耗能企业进行严格监管，严控污染源。

　　如今，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问题也随之愈加突出。“我们所需要的城镇化不是大城市化，而是多城市化。”罗仲伟认为，城市功能要进行调整，不能过于集中，形成超大型城市，“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既是教育中心，又是国际交流中心，同时又是中国经济金融的决策中心和管理中心，负担太重，任务太多，自然出问题。”

　　“城市功能必须合理分配，或者通过卫星城的方式进行调整。”张醒生认为，城市功能可逐步分散到郊区去，以缓解城市压力。“城市更多的是人居社会服务中心，而不是工业生产的中心。”

　　环境治理，尤其是空气质量治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罗仲伟提醒说，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尽管政府治理力度很大，但我们可以看到，伦敦、洛杉矶等地区也出现过雾霾，需要20至30年才能看到明显的成效，这注定是一个长期战。”

　　全球雾霾事件

　　1.马斯河谷烟雾事件

　　1930年12月，整个比利时大雾笼罩，气候反常，马斯河谷工业区工厂排放的大量烟雾弥漫在河谷上空无法扩散，上千人发生呼吸道疾病，一周内有60多人死亡，是同期正常死亡人数的10多倍。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是20世纪最早记录下的大气污染惨案。

　　2.多诺拉烟雾事件

　　1948年10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小镇的工厂排放的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气体及金属微粒在气候反常的情况下聚集在山谷中积存不散，严重污染了大气。人们在短时间内大量吸入这些有害的气体，引起各种症状，全城14000人中有6000人眼痛、喉咙痛、头痛胸闷、呕吐、腹泻，20多人死亡。

　　3.洛杉矶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在一次光化学烟雾事件中，美国洛杉矶市65岁以上的老人死亡400多人。1955年9月，由于大气污染和高温，短短两天之内，65岁以上的老人又死亡400余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洛杉矶市还被称为“美国的烟雾城”。

　　4.伦敦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伦敦连续4天被浓雾笼罩，能见度极低，造成1.2万人死亡，这是和平时期伦敦遭受的最大灾难。这一事件直接推动了1956年《英国洁净空气法案》的通过，经过近30年努力，伦敦才甩掉了“雾都”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