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政企关系的救赎

　　继"薄王事件"之后，伴随着十八大后多地反腐提速，重庆办理尼尔·伍德死亡案件过程中构成徇私枉法罪的郭维国及相关人员被判刑，整个警界拨乱反正风风火火的进行；曝出不雅视频的雷政富被市委免去北碚区区委书记。这座城市正在中央反腐治吏的决心中发生变化。在“薄王”时代备受“欺凌”的民营经济也迎来了复苏的新风。

　　样本——重庆卫视的红与褪红

　　2012年3月15日18点30分的重庆新闻联播，头条是薄熙来被中央免去职务的消息。30分钟的新闻结束后，电视上出现的一条酒类广告引起全国广泛注意。如今打开电视，重庆卫视某笔记本广告长达10多分钟。

　　业内知情人士介绍，去年停播商业广告，给整个重庆广电集团带来巨大亏损，后期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状态。

　　2012年3月过后，有关领导提出合理合法的商业广告可以正常播出。随后，重庆卫视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与环球电广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寻求社会资本，以便快速回归。双方约定，节目还是台里面打造，广告也由台里进行管控，环球电广协助进行业务上的开发，最重要的是提供电视剧、节目打造方面的费用

　　支持。

　　重庆卫视恢复商业广告之所以引发关注，源于2011年在政治主导下的一场“红色”变革。为了充分发挥电视媒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功能，为重庆的唱红提供宣传平台，为达到某些人的政治目的制造舆论，不顾媒体运行自身的规律，不顾行业专门人士的质疑，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强制下达改版的指令。于是，重庆卫视在2011年1月、3月分别进行了两次改版：取消所有商业广告，标榜要建立中国的BBC(英国广播公司)，改投入制作与公共民生、唱红议题如“天天红歌会”有关的节目，因而成为一个疯狂的“红色频道”。

　　重庆卫视改版为红色频道的前奏是2008年至今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发起的“唱红歌”活动。通过观察分析重庆卫视近几年的定位变化可以明显看出其政治属性的不断加强，去商业化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一段时日已久的变革过程，背后的主导者即薄熙来。从薄熙来的个人履历中我们发现他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有过大连市市委宣传部部长、商务部部长、党组书记等工作经历。

　　这无不使其具备一定的新闻专业经验及对中国政治的洞察力。

　　而从重庆卫视在薄熙来离任重庆市委书记的3月15号就迫不及待的播出了一年多来的第一则商业广告可见，2011年的两次改版，是不得人心的政治炒作。不管施政手段多么强硬，也是无法一直压制合乎规律的声音的。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代，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还了；个人意志、个人崇拜的带着依靠清官、能吏治国的封建专制集权的思想，毕竟不再是21世纪的主流了；文革中的那种饿着肚皮闹革命，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个人就是法律，言出法随的时代，也无法再行复制了。(资料来源于网络评论)

　　颤栗——在“打黑”口号下被绑架的民企

　　薄王时代的重庆，王立军持续地强调打黑，并将之打造成当地最重要施政标志之一。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其威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

　　2009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名营企业家共认捐7000余万。

　　2010年9月，在会见“世界名博沙龙主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

　　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实施了剑指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恶一年之际，重庆希尔顿老总彭治民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家数十亿。

　　在当期重庆市局下属的《警察文化沙龙》杂志上，发表《希尔顿擦枪走火》一文。

　　该文称，彭“公然诽谤打黑除恶成果”， 于是被重拳喝止。

　　当年7月，在接受打黑创作组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像彭治民这样的人，共产党早就在他裤腰链上挂了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色彩，罪恶累累，原罪运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刑经并行”，横批“好自为之”。

　　王称，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党政官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宽以为怀，否则他们会在深水区爆炸。”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学。他指向的对象，一类为其下属，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其“忠诚”。另一类为民营企业家、后又扩展至党政官员、社会各界，即对方是否会落马，取决于其是否“听话”。

　　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

　　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称：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

　　这种明火执仗，还体现重庆民警留学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总队长李阳，“找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给我们支付留学经费。”当年7月19日，王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一共认捐留学基金3000万。

　　在其主政后期，随着权力的膨胀，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也越发精进。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表明自己如何爱护金融系统，称有些涉案金额达到七八百万，“我们全轻轻放下了。”

　　王称，自由裁量权在其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称“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划跑道的时候归我们。”

　　(来源：南都周刊)

　　抬头——拨乱反正后的民企迎来春天

　　2012年重庆党代会召开前夕，履新重庆不到3个月的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高调推动重庆民企发展。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推动民企发展的文件，又声势浩大地召开了重庆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张德江在重庆民营经济大会上说：“实践证明，哪里的民营经济活跃，哪里的经济就发达，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是权宜

　　之计，而是促进重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

　　对于张德江“挺私”的举措，曾在重庆打黑事件中名噪一时的前律师李庄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重庆市正在安抚这些年受到伤害的民营经济，现在我手里就有不少民营企业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案例，多少亿身家的老板都跑出去了，现在也该安慰一下他们了。”

　　“拨乱反正”

　　“社会舆论的明显转变和政务环境的有效改善，使重庆民营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春天。”

　　“要进一步健全法制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财产不受侵犯，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经营不受干扰，旗帜鲜明地维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这是张德江在6月8日的重庆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格外强调的一段重要内容。

　　在其讲话的当天，重庆统战部也召开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重庆统战部部长范照兵提道：“全市民营企业家要坚定信心重振士气。”

　　6月12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存根在传达民营经济大会精神时也表示：“重庆人大要围绕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确保关乎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法规全部落到实处、不打折扣。”

　　李庄认为：“尽管出台了不少扶持民营经济的对策，但更需要法律层面的保护，现在国家层面没有专门针对民资的民营经济保护法，专门的法规也没有，物权法范围又太大，对于民营经济的保护是不够的。”

　　正在广东调研民营经济的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会主任罗仲伟说：“重庆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让民营企业感到担心，对重庆民营企业带来的伤害也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在广东调研期间，不少广东企业家反映重庆过去发生的事情对他们的投资信心造成了影响，一些企业家更注重于短期投资，担心中长期有风

　　险。”

　　罗仲伟表示：“重庆通过推出一系列政策，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应该会对重庆民营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重庆打黑期间一些不规范的操作，给重庆民营企业带来的影响十分巨大。《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得知，尽管一些外来企业选择在打黑期间投资

　　重庆，但也有些民营企业家因为担心而放弃继续在重庆投资。一位已在广西投资的重庆民企老总对记者表示：“过去几年的情况很复杂，很多原有的关系都受到了影

　　响，稍不留神就会陷入被动的局面，这种情况下，选择到条件更为宽松的外地去投资相对安全一些。”

　　由于王立军事件并未披露涉及到民营经济的细节，外界也无法详尽知晓其中的问题。但从此前公布的打黑信息看，2009年6月到2011年6月，重 庆打掉涉黑涉恶团伙405个，抓获涉案人员4425人。不少民营企业家牵涉其中，号称重庆涉黑第一案的黎强案件，以及前律师李庄代理的龚刚模案件、重庆希尔顿业主彭治民案件引起的争议颇大。曾担任重庆市人大代表、巴南区工商联(总会)会长的黎强旗下拥有黎强实业等20余家公司，在其受审期间，法学泰斗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为其辩护中曾表示：“打黑除恶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必须打得非常准确、非常慎重。”他在辩护中强调，没有证据支持黎强是黑社会。然而，最

　　终法院依然以黎强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7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520万元。而在前律师李庄代理龚刚模案件中，曾经担任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的龚刚模因为“检举”其辩护律师李庄而引起了全国关注。

　　对于上述案件对民营企业家带来的负面印象，一位担任重庆某区政协常委的企业家表示：“现在是到了一定程度上拨乱反正的时候了！”当然，这一步能

　　迈多远，还在于王立军事件的最终结局。但是，重庆市统战部部长范照兵颇有深意地给民营企业家鼓劲：“社会舆论的明显转变和政务环境的有效改善，使重庆民营

　　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春天。”

　　经济嬗变

　　张德江接过了力挺重庆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旗。重庆提出到2015年非公经济要增加到65%。

　　“重庆发展民营经济不容易啊！”长期研究重庆民营经济的重庆社科院企业所所长王秀模说，“重庆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工业基础比较雄厚，国有经济实

　　力比较雄厚，而且又处于比较封闭的内地，民营经济的发展存在不少阻力。”他告诉记者，“直辖的最初几年，重庆对于民营经济并不是很重视，到了2003年以 后，重庆民营经济出现了三次比较好的发展势头。”

　　在王秀模看来，2003年~2005年是重庆民营经济的第一次“春天”。2003年9月25日，在时任市委书记黄镇东主导下，《中共重庆市委重

　　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出台；随后重庆市配套出台了《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综合考核办法》、《重庆市民营企业五十强评选办法》、《重庆市民营企业维权投诉处理办法》、《重庆市民营企业投资不涉及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的建设项目招标管理规定》

　　等5个配套管理办法和规定。2005年9月，重庆市又出台了《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该规划提出重庆非公经济在 2010年达到3700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到56%；2011年至2020年年均增长17%，2020年将达到18000亿元，占全市GDP比重将达到66%。

　　这一时期，重庆民营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重庆民营经济占重庆市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22.64%上升到2005年的43%。彼时，重庆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尹明善也在2003年当选重庆政协副主席，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入主省部级班子的民营企业家。

　　而到了2006年，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不久的汪洋对民营经济发展做出了进一步努力。彼时，重庆一家著名餐饮企业所建的大型商业在建成后受到有关单位的“吃”“拿”“卡”，其负责人愤然将相关人员的索贿录像交付重庆市高层。汪洋得悉后震怒，迅即召开现场办公会“高调挺私”。2006年7月，汪洋率领多个部门负责人到该企业调研，他说：“这次到企业考察调研，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民营企业的‘施肥’问题，而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次高调挺私以

　　后，汪洋在不同场合继续力挺民营经济的发展。当然，也有专家指出，这一时期除了汪洋鼓动民企发展之外，重庆并未出台更多的强力扶持民企的政策。数据显示，2007年重庆GDP为4111.82亿，民营经济总量为1870.84亿，简单计算可知民营经济占比为45.5%。汪洋执政期间，重庆民营经济比重比黄镇东离任的2005年又增加了2.5个百分点。

　　然而到了2007年12月，民营经济的发展却显得较为缓慢。数据显示，2011年，民营经济占GDP比重为48.9%，4年时间，民营经济比重只缓慢增加了3.4个百分点。

　　(来源：中国经营报)

　　期待——涉案民企争议财产有待核查

　　前不久接过重庆市委书记重任的孙政才多次讲话，要求当地继续落实今年6月制定的民营经济政策。过去数年多家大型民企因涉案判处财产刑后，至今未完结执行程序。下一步如何走向，被外界视为一种象征信号。而事件凸现的更本质问题是，相关法律本身的瑕疵。

　　本报记者衣鹏重庆、北京报道

　　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已多次要求当地继续落实今年6月制定的民营经济政策。

　　他12月6日在当地一家民企调研时说：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重庆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今年6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发展民营经济大会，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从政策、资金、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为民营经济大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好”。

　　今年3月中旬后，重庆陆续组建多个公检法联合小组，梳理过去一段时间涉案民企的争议财产情况。同时，当地还以政策文件和表彰会议的形式，向外界释放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私产的政策表述。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江多次与民企代表人物座谈。

　　参会高层人士向本报透露，张在会上认为重庆过去数年民营经济发展较慢，需要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11月末孙政才兼任市委书记后，已多次在讲话中要求认真落实之前制定的政策。

　　由于过去数年多家大型民企因涉案判处财产刑后，至今未完结执行程序。下一步如何走向，被部分外界人士期待为一种新政的象征信号。

　　本报记者自3月起详细采访过多宗案件的资产状况。其中包括黎强案(资产约10亿)、陈明亮马当案(约30亿)、王能案(约20亿)、彭治民案(约80亿)、李俊案(约60亿)等，涉及的资产近200亿元。

　　上述资产数值均为概数，多由那些“涉黑组织领导者”代理人提供，系其案发前实际能控制的资产和财物，包括事前负责财务的亲友对其企业资产负债总数的估价。

　　两周多前，重庆市政府曾由一位副秘书长牵头召集会议，促成彭治民案的股东和托管方“首次正式会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庭法官也听取了黎强家属对案件申诉的说明；该院近期就李俊案所涉公司账户的冻结令作出过批复。

　　近期的多个信息源显示，一些案件重新立案审查工作也有望开始。

　　尽管企业主和家属心情急切，但上述资产负债的现值仍有待司法机关和审计机构来确定。哪些财产可以由仍存续的企业继续经营？哪些需要经过执行程序缴入国库？

　　而本报多方采访显示，除了司法机构的意愿，背后还有诸多法律本身的难题，比如现有财产刑执行的法律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细化。(来源：21世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