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伊春带岭区，陈庆霞依然还没搬离那个无数目光聚焦的平房。劳教、上访、拘留；截访、丢孩子、精神病；瘫痪、监视、太平间……一系列关键词让舆情汹涌。

　　事实原本如此，还是信息不对称使然？看似清晰的事件，又因当事双方截然相反的说法变得扑朔迷离。而隐藏背后的地方维稳思维和维稳体系，更在这一个案中显示出其纠结与脆弱。”

　　神秘的气体

　　陈庆霞怀疑，是有人往门里施放什么有害的气体，直接导致了这次的病症发生。

　　陈庆霞仍生活在带岭区福利院西侧的一套平房里，房间位于一排平房的中部。

　　住房分里外间，透过铝合金框架的玻璃门可以看见外间，面积应不到10平米，摆放着锅碗瓢勺炉灶等炊具。铝合金框架的玻璃门被一条金属链子从里面锁住，上面原来张贴的“手机被屏蔽”、“后边监视器”等白纸已经不在，只有里屋房间窗户上贴满了“我告饶了”的字样。房门的一侧装着摄像头。

　　1月28日下午3点多，记者第一次来到这里，一位自称陈庆霞姐姐的中年妇女表示她“现在在休息，也不接受采访”。次日上午，记者再次前往，在验明记者证件之后，记者才被允许进入。

　　里屋的房间面积超过20平方米，摆放有床、沙发和陈庆霞必用的轮椅等。朝南的两个窗户窗帘紧拉，朝北窗户的窗帘半开着，窗上安着铁栏杆。

　　躺在病床上的陈庆霞，大声地咳嗽，然后是大口吐痰、喘气。床边的桌子上散乱地摆放着各种药品，包括：罗红霉素分散片、牛黄清肺片、羚羊清肺颗粒、双黄连口服液、新金嗓子含片等近10种。很多药品都与治疗肺病有关，有的药品已只剩空盒。

　　陈庆霞与她的姐姐陈庆兰都说，这些药大多是前两天来检查的医生给开的。据她俩说，陈庆霞原来“心脏就不好”，2009年中秋节时感冒在哈尔滨医大康复医院发现肺也有问题。但这次剧烈咳嗽开始于1月7日，与“肺”没关系。

　　陈庆霞说，1月7日晚上7点多，她与姐姐都听到靠门的外屋“扑哧”响了一声，她们都没看到是什么东西，然后就闻到一股气味。第二天就开始咳嗽，还伴有胸闷、嘴麻、喘不上气等症状。

　　陈庆霞怀疑，是有人往门里施放什么有害的气体，直接导致了这次的病症发生。姐姐也说：“我们现在都一个症状。”

　　访谈间，陈庆兰还愤愤道：“刚与区里医院的中医大夫吵了一架，想让他开个药方，西药治不好，抓点中药治治，他还不开，非要打电话请示领导。”

　　记者随后证实确有此事。大夫说他之所以要“请示领导”，是因为“陈庆霞她们现在疑心很大，什么都怀疑”，自己“怕担不起这个责任”。

　　丢失的孩子

　　多位干部证实，从“丢孩子”当天开始，杨海峰数次进京寻找孩子，都无功而返。

　　“因陈庆霞在上访期间被截访而导致12岁的孩子丢失，至今未能找到”，是整个事件中最能扯动民众心弦的焦点问题。

　　据相关部门介绍，自2007年1月至4月，息诉罢访近两年的陈庆霞带着12岁的儿子和90岁的婆婆到北京中南海、天安门等场所上访。北京马家楼分流中心先后登记16次，并涉嫌辱骂、殴打驻京信访人员，“有当时的记录为证”。

　　但2007年4月24日那天孩子是如何丢的？“截访”人员有没有责任？伊春市带岭区信访干部与陈庆霞的说法却大相径庭。

　　记者1月29日在采访陈庆霞时，试图询问当时的一些细节。陈庆霞表情复杂，还没说话，陈庆兰把话接了过去：“孩子的事不能提，一提就伤心。”

　　最后她俩明确表示的意思是：陈庆霞和孩子在上公共汽车时，她被工作人员拉下了车，把孩子落在了车上，从此丢失，再无音信。

　　此前记者的报道也多遵循这一说法，而伊春市带岭区原信访办主任杨海峰对当日情景却是另一种叙述：当天接访人员劝陈庆霞母子俩一同回带岭解决问题，遭到陈庆霞拒绝。为稳定两人的情绪，接访人员还特意给孩子买了30多元的小食品。晚6点左右，陈庆霞多次给一名姓王的女性打电话安排其儿子生活，又看到她私下对孩子说些什么，在行走的过程中，落下十几米的孩子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孩子与陈庆霞还车上车下互相招了手，而陈庆霞表情并不着急。

　　杨海峰情绪激烈地表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孩子是陈庆霞授意跑掉的。”他说，这两天他在省市来的调查组调查时也都是这么说明的。

　　当地信访部门及相关部门的多位干部证实，从“丢孩子”当天开始，杨海峰数次进京寻找孩子，都无功而返。后又在《北京晚报》发布寻人启事、与北京警方联系寻找、在公安网上登记等，无果。

　　“太平间”还是办公室

　　陈庆霞目前所住的地方，2007年以前是殡仪馆的办公室，此后被改为养老院办公室。

　　关于陈庆霞被关在“太平间”，也是社会舆论颇为关注的问题。

　　陈庆霞目前所住的地方，2007年以前是殡仪馆的办公室，此后被改为养老院办公室。左面是原来的太平间，2008年6月改造成区机关科室车库。右面放置花圈等物品的地方，改成了现在的食堂。

　　相关部门的说法是，2008年12月24日，陈庆霞劳教期满后，告知其哥哥、嫂子及其他亲属，但均不予接收，陈庆霞原房屋也转让给其亲属。在此情况下，由带岭区派专人将其接回，安排到养老院居住，并派出专人帮助她料理生活起居。

　　之后的2009年4月，陈庆霞还被安排到哈医大治疗腰、心脏、肺部的病症。之后，鉴于其生活不能自理、情绪极不稳定、影响其他老人休息、家属都不接受的实际情况，带岭区又于2010年3月下旬将其安置在现在这处平房，并专门安排了8名女同志24小时轮流陪护，照顾她的饮食起居，连大小便都由陪护人员照顾。

　　“把她安置在这，主要是考虑旁边是福利院，前面是医院，既有人照顾做饭，又方便她看病。我在这工作了3年半，最近才听说那里曾是殡仪馆。”带岭区区长夏景涛说。

　　护理还是限制

　　当地干部只承认确有监视器，否认对手机进行屏蔽和监听。

　　陈庆霞说，2013年以来，是她用纸壳在玻璃门和窗户上贴满了“手机被屏蔽”、“后边监视器”、“给孩子一点自由吧！”、“我告饶了”等字样。

　　陈庆霞说，她说的“手机被屏蔽”主要是指2012年11月到12月期间的一个多月中。那期间，她曾偷着跑出去过，刚到亲戚家，就被抓了回来。手机从屋里打不出去，外人也打不进来。

　　正在陈庆霞屋中来看她的朋友证实当时是这种情况。但当地干部只承认确有监视器，否认对手机进行屏蔽和监听。

　　带岭区政府部门的人士表示，带岭区的确派出陪护人员对其进行护理，而非限制其人身自由。近几年她经常性到区信访办上访；区里有大型文体活动时，她也都坐轮椅出来观看；每到信访敏感时期，她都到市、赴省、进京上访，也不存在限制其人身自由问题。

　　带岭区区长夏景涛也说，区里真没必要“监视”陈庆霞。“护理”一是为了照顾她，二是防止她寻短见出意外。“她是个残疾人，孩子又丢了，如果在福利院出事，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

　　夏景涛说，陈庆霞上访的事情省里和北京都知道，瞒不住也拦不住。她在去年11月份就进京上访20余天。

　　多名“护理”过陈庆霞的人向记者证实，她们主要是给陈庆霞做饭、洗衣服等，晚上则在屋内陪护，也推着她出来转转，后来晚上就到屋外的车上守夜。

　　福利院的老人和周边居民也说，平时也有熟人来探望陈庆霞，夏天她也总坐轮椅出来，跟他们一起吃西瓜。大家之前只看到有多名“护理”人员在照顾陈庆霞，她姐姐是去年下半年后才出现的。

　　漫漫上访路

　　从警察扔掉诊断书带走丈夫的那时起，她决定要讨个说法。

　　陈庆霞的上访路始于2003年。她说当时之所以上访，是对自己丈夫宋立升被劳教的事不服，且怀疑自家遭到了打击报复。

　　2003年6月1日，丈夫宋立升因破坏“非典”检查站栏杆被治安拘留15日。当时的笔录是：宋立升称破坏栏杆是因为“对法院处理我的案子来气”。

　　陈庆霞说，当时公安局的人来带抓她丈夫宋立升时，没穿警服，没拿逮捕证，来的人中只有一个是她认识的管片儿民警。

　　让她最无法接受的是，她拿出丈夫有“延迟性心因性反应”的诊断证明，表明丈夫是限制责任能力人，阻止警方抓人，却被其中一人说“这不好使”，就“随手扔在地上”。

　　6月26日，伊春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对宋立升劳动教养1年9个月。

　　当地政府部门对此事的说法是：2003年6月30日宋立升被投送劳教所后，陈庆霞提出宋立升有精神病。为此，带岭公安分局次日派专人带宋立升到佳木斯市精神病医院进行检查，经诊断：宋立升患有“延迟性心因性反应”，与陈庆霞提供的说法一致。因此，带岭公安分局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经省厅法制处批准对宋立升实行所外执行。

　　但是陈庆霞认为这份与自己主张一致的鉴定书无序号、无医生签名，不具法律效力，要求重新鉴定，并追究据此作出劳教决定的责任人。因为她认为丈夫的被抓，完全是时任带岭区公安局长杨华的“打击报复”。

　　陈庆霞的嫂子刘彩华在带岭区经营一家文具用品商店，一顾客在退换墨水时与其发生冲突，并将墨水泼在店里，刘彩华随后报警，没想到闹事的是时任带岭区公安局长杨华的女儿。

　　陈庆霞认定从此两家就结下“怨仇”，杨华是在“报复”。从警察扔掉诊断书带走丈夫的那时起，她决定要讨个说法。

　　尽管杨华多年前已因触犯法律被判入狱，现正服刑，但陈庆霞心结未解。她以对宋立升劳动教养不服为由要求赔偿60万元，被法院驳回后，便开始了上访，

　　刘彩华成为陈庆霞的委托代理人。2005年5月，伊春市公安局领导和市公安局主管科室领导，带岭区政府领导、区政法委、区公安分局主管领导及工作人员经多次做刘彩华的疏导教育工作，最后达成一致，由带岭区从照顾的角度给付刘彩华、陈庆霞法外援助款3.74万元。

　　公安局笔录记载：两人表示此案不再上访。之后陈庆霞也曾一度暂停上访。

　　陈庆霞说，2007年4月25日她就被拘留了，进拘留所时自己是可以行走的，但被释放出来后就无法行走了。但她对“被谁打、怎么打”的问题却语焉不详。

　　记者在当地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1988年左右，陈庆霞因车祸致使腰部受伤，曾经打过钢板。下肢瘫痪原因后经哈医大诊断系其腰伤复发所致，经多次治疗没有恢复。

　　在被送进区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陈庆霞于2007年7月被批准劳教18个月。

　　2008年底劳教结束返回带岭后，陈庆霞2009年又两次因瘫痪到哈尔滨医大一院、二院治疗，花费30多万元，由区政府结算。

　　窘迫的政府

　　去年底，他们刚到外面争取到一笔800多万的资金，保证了全局职工11月、12月的工资能够按时开出。

　　地处黑龙江北部的伊春市，是由21个卫星城镇组成的群体城市。境内为低山丘陵区，小兴安岭主脉由此向东南延伸。这里也是中国重点林区之一。

　　被森林环抱的伊春现行体制为“政企合一”。也就是说，陈庆霞所在的带岭区既是一级区政府，也是经济上独立核算的一个林业企业。全区现有人口3.4万，在职职工2.44万人。实际人口早已没有那么多了，很多年轻人都外出寻求发展去了。

　　带岭区区长夏景涛表示，正是这种状态让他们在管理上增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多年来限采、禁伐林木政策的强化，曾经靠林吃饭的当地政府又短期难找到替代的经济增长项目，客观上让很多并不大的问题积聚扭结，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

　　据他介绍，带岭区2012年全区的经济规模只有12亿元，实际完成的财政收入只有1400万元，这个收入只够全年全区党政机关和基层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开支，还要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保证一些必需的民生工程建设。冬季要供暖，这就要一千多万；要搞棚户区改造，又要投入数以千万计的资金。很多时候都要申请国家的政策、资金的支持。

　　他说，去年底，他们刚到外面争取到一笔800多万的资金，保证了全局职工11月、12月的工资能够按时开出。

　　另一个区领导说，由于这里的人大多是一个单位的职工或职工家属，遇到问题管理起来真是太难了，又不能不管。没房子了，一脚把领导的家门踹开：“我没房住了，你要给我解决！你解决不了，我就找能管能说理的地方去解决！”出于“维稳”和“矛盾解决在当地、不上交”的考虑，也每每只能“妥协”。

　　“没工作要上访，工资低了也要上访。也不能怨他们，这地方没太多挣钱的机会，没工作、工资低，他们怎么活？他们不找我们找谁？”该领导无奈地表示。

　　夹生的现状

　　我们曾劝她起诉我们，再帮她找司法援助，让法律给个说法。

　　记者1月29日在目前陈庆霞的居所中采访她的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先后有三拨6个访客到访，看望、问候病榻上的陈庆霞。他们中大多是陈庆霞上访时的“访友”和在劳教所时的“所友”，并且都能说一段惨痛的经历。

　　夏景涛表示，现在看来，陈庆霞问题的解决要比此前预想的困难得多。

　　正在当地配合黑龙江省和伊春市委调查组联合调查的他说，当地政府愿意对陈庆霞提出的“要求搬离现在的位置”、“要回家”、“要治病”、“寻找丢失的孩子”、“负责腿伤”等几个诉求进行积极回应，但陈提出的每一条要求都不是能马上轻易做到的。

　　夏景涛说，1月24日以后，当地已成立4个专项工作小组，其中一个工作小组的人员已由带岭区的一个政法委副书记朴志勇带队一行5人抵达北京，“全力以赴”地寻找陈庆霞走失的孩子。

　　负责住房的工作组，在当地住房紧张的情况下，目前为陈庆霞分别寻找到三处住房供她选择，房屋面积分别是53、55和57平米，基本都备有彩电、冰箱、沙发、单人床和电动轮椅。

　　医疗救治组1月26日安排带岭医院的医生对陈庆霞进行了身体检查救治后，准备随时再提供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和救治，并且如果陈庆霞认为带岭当地医院达不到救治要求，还可以安排去上级医院救治。

　　夏景涛表示，对于区政府为陈庆霞新提供的新居，陈庆霞却一口表示了拒绝。记者1月29日当天特别询问了陈庆霞，陈庆霞与她在场的姐姐陈庆兰都表示了“不搬”：“现在有房子了，早干吗去了！问题要解决一起解决。”

　　1月30日，来自北京的律师与陈庆霞签下了诉讼代理协议，陈庆霞的许多诉求或许会通过法律的途径得以实现。

　　“这样很好，我们曾劝她起诉我们，再帮她找司法援助，让法律给个说法。赔偿也好，负任何法律责任都行，什么处罚我都认。这样总有个标准，比走信访渠道没标准要好得多。”夏景涛说，现在这样“夹生”着，管她不是，不管更不是，怎么做她都不认可，让政府方面感觉“无力回天”。

　　截至昨天，已进入带岭区的伊春市委联合调查组依然没给出结果。

　　文并摄影/本报记者 奚宇鸣

(原标题：“上访者” 陈庆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