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左右———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GDP增速定下的目标。事实上，去年，上海GDP增速正定格在了7.5%，全国垫底。

　　不过，也是在去年，每10元的GDP中有6元来自服务业的创造；金融市场交易突破52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6%；还有对国际的吸引力依然强劲，过去五年累计实到外资近600亿美元……这片弹丸之地，已冲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束缚，跳动着世界经济前进的脉搏。

　　的确，为了在全球配置资源，重大项目用新思路招商投资，“营改增”试点范围继续扩大，研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全球化的上海———这个关乎每个人的“上海梦”正在照进现实，投射在黄浦江畔的每个转型时刻。

　　全景

　　GDP增速保持7%左右是适宜的速度

　　转型目标：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随着转型不断深化，我们要用全球化思维定义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只要GDP增速保持在7%左右，申城的经济运行就踏上了适宜的节拍。而转型的目的在于追求更好的质量、效益和功能。

　　在加快转型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去年上海GDP增速7.5%在排名全国垫底的现象？肖林认为，上海今后五到八年的经济增长潜力仍在7—8%左右。“现在这个速度，是上海在平稳发展、加快转型中适宜的速度。”他说，只要在2020年前保持GDP7%左右的增长速度，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翻番”目标就可以提前实现；人均GDP也可实现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的跨越，即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1992年到2007年，上海保持了16年的经济两位数增长。现在分析，当时依托的很多增长因素是生产力潜力释放，对资源要素投入比较大。而现在的转型模式会向服务经济转变。”他说，去年，上海服务业占GDP比重已首次达到60%，就是一个重要转型信号。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可接近70%。到2030年，上海有望达到80%以上。“服务业占比达80%，是上海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到那时，上海就是一座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化城市了。”

　　“如果我们用开拓的思路看上海的经济发展，重要的不再仅是GDP，还要看它的集聚辐射功能。”肖林指出，上海的经济正在服务全国乃至全球。所以，原先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也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上海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净流出都越来越大。这些都是GDP不能反映出来的。”

　　以投资为例，上海不光是直接投资，还有外资投资、并购投资、增资等各类新型投资模式，但它们还没有纳入到传统的全社会固定投资的统计概念中。因此，肖林认为，比起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更能体现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区域的经济实力和辐射力。因为近年来，上海每年工业企业集团对内地进行的投资已达200—300亿元，申城过去5年境外投资累计达到100亿美元。“这些都算在了当地的GDP里，也在上海的GNP里。也就是说，投资向外，资本控制、管理控制和商业利润仍留在了上海。”

　　转型不能造成大量快速群体性失业

　　五大约束性指标保证经济运行质量

　　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提及GDP增速等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前，特地加上了“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对此，肖林分析，转型会带来速度放慢，其目的则是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什么才是上海经济运行中需要追求的质量、效益和功能？他认为至少有五方面：财政收入，就业，走低碳、绿色、循环发展的道路，节约和集约化利用土地和环境资源，以及上海经济的服务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它们也正是上海转型发展的目标。为此，我们在‘十二五’规划、‘四个中心’建设等内容中，都建立了相应的约束性指标。”其中，转型与就业的关系至关重要。肖林认为，在经济转型中，产业结构决定劳动力结构，劳动力结构又决定人口结构，从而决定人的素质。“如果产业结构是以服务经济为主的，毫无疑问，就业也将要以服务经济为主。”他指出，伴随着产业调整，就业会出现变化，有些人可能被淘汰，但市场机制就会引导新的、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进来。“转型过程中，出现就业变动是正常的。但底线是，不能造成大量、快速的群体性失业。政府的责任就是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研究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

　　今年转型重点是在四条路径上稳中求进

　　在谈到今年上海经济发展的重点时，肖林首先提到的是“稳中求进”。稳，就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进，则有四方面的含义，即质量、结构、效益进一步改善，“四个中心”建设等城市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加快，以及社会民生保障和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

　　由此，今年上海转型的四条重点路径也清晰起来。首先，上海将以新思路推进重大区域建设，包括世博园区、虹桥商务区、国际旅游度假区、临港地区、浦东前滩、黄浦江两岸等。肖林表示，如今这些重大区域建设在招商中更讲求带着功能招商、带着项目招商，也就是说，招商要满足“四个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需求。事实上，这些地区就是上海增强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的重要载体。“原来，一个项目进来后，建厂、上生产线，就算是招商。现在，造起的可能只是一幢楼，但它却是一个控制中心、管理中心，能调度全球资源。”

　　其次，上海将继续加快“四个中心”建设。

　　再次，社会民生保障继续加大投入。他表示，上海正在国家的相关框架下，研究上海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制度也将与原有保障体系进一步衔接。

　　最后，上海将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改革。“改革的方向总体上讲是‘三强化、一调整’。即强化改革推动、强化市场作用、强化创新驱动，同时调整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改革的核心，是推进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要更大地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激发上海经济运行的活力、动力和潜力。”肖林以投资体制改革举例，今后，凡是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凡是企业能自主决策的，由企业自主决策；凡是应该由社会中介和社会组织承担的，交给社会承担；政府职能应该是监管、服务，营造环境，维护公正公平，政府切实履行好监管服务职能。

　　样本

　　300多家企业关停影响60亿元收入背后的启示

　　除了高速奔驰，质量与效益同样重要

　　去年，上海焦化厂最后两座焦炉熄火了。60年前，它们曾见证中国重化工业的崛起，如今却因不再适合城市发展而黯然退市……近年来，上海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其中，本土化工龙头上海华谊集团300多家企业关停并转，影响销售收入60亿元。“曾经的辉煌总令人感怀。但机遇稍纵即逝，转型必须果断坚决。”市人大代表、上海华谊集团总裁刘训峰感慨。

　　华谊的壮士断腕，何尝不是上海转型发展的缩影。在逐梦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征程上，除了高速奔驰，筑梦的质量与效益同样重要。果断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带动劳动力升级，产业也延伸融合……我们在华谊这个样本里看到，转型必需兼有勇气和智慧。

　　果断告别落后产能

　　说起去年上海焦化厂最后两座焦炉的关停，刘训峰至今感慨万千，“这是焦炉60年来首次熄火。现场，不少老员工都流下了眼泪。”的确，关停焦炉后，上海每年将节约能耗8万吨标煤，但厂里减少的工业销售额超12亿元。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重化工曾对上海经济做出过重大贡献，也记录着一代代产业工人的奋斗与拼搏。

　　不过，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上海经济决心减少对重化工的依赖。向落后产能告别，也成为华谊集团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一环。刘训峰介绍，近年来，包括试剂一厂、上海硫酸厂等一批高风险、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被关停并转，集团在上海外环线以内再无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此轮结构调整，涉及300多家企业、46套装置。受此影响，集团销售收入减少了60亿元。

　　“不适宜再发展的产业必须果断叫停。我们看似损失了60亿元，却迎来了专攻主业的良机。调整以退为进，很值！”刘训峰笑着说，目前，上海地区的工厂正逐步向上海化工区集中。同时，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化工生产向内蒙古、重庆、安徽等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有成本优势的地方转移。

　　刘训峰解释：“‘走出去’过程中，我们坚持‘两头在沪，中间在外’，即生产制造可以向外地转移，但研发和销售中心都在上海。由此，利润增高了，也留住了大批人才。”

　　转型不等于就业下降

　　产业调整需要大刀阔斧的勇气，也需体贴柔性的关怀。“很多人觉得，转型等于就业要下降。这其实是个误区。”刘训峰认为，转型会引起岗位调整。为此，企业更要重视员工的利益。

　　1.5万人———这是华谊集团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中涉及的员工数，目前其总员工数缩至2万多人。而为了做好职工安置和再就业，集团拿出了15亿元安置资金。“他们曾在岗位上做出贡献。所以，安置的原则是看齐最高标准。”刘训峰说。在结构调整中，集团特地就员工安置推出了四项举措：竞聘上岗、培训上岗、业内就业、鼓励创业。由此，优秀的员工得到了发展，转岗困难的有了提升、再就业的机会，走向社会的员工也得到了相应的扶持。为帮助他们顺利就业，企业还联合市总工会、市国资委等，动员全社会力量，召开驻厂招聘会为职工提供职介信息、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等服务。

　　“转型与就业并不对立。”刘训峰强调，产业调整会同时带来劳动力的调整、升级，释放出更多新的就业岗位。而企业的不断发展，更需要企业形成“尊重工人”的氛围。“因为只有员工对企业有信心、愿尽责，企业才能持续前进、发展。”他认为，这将促使企业越来越愿意拿出利润提升员工收入，并特别对一线基层岗位和技术岗位进行倾斜。以华谊为例，在基层岗位上，倒班工人提高津贴的呼声很快被落实；在人才梯队中，仅集团技术研究院这第一梯队，就聚集了150名高端人才。

　　让老品牌焕发新生

　　卸下落后产能的包袱后，如何在高端化工、化工服务主业上创新发展？刘训峰提出了“双核驱动”的新业务模式。也就是说，在专注化工制造主业的同时，通过“制造+服务”模式为集团转型发展增添新动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他介绍，近年来，华谊集团搭建了九大服务业平台，包含信息公司、天元物流贸易公司、投资公司等。“比如我们成立的小贷公司，就为产业上下游的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他透露，目前这九大平台已占集团营业收入的20%，今年这一比例有望上升至30%。“希望通过三到五年的时间，将制造业的服务化固化，以此打造企业在行业中的核心竞争力。”

　　刘训峰还将品牌建设纳入了国企转型的命题中。“民族品牌不能简单地通过合资方式实现转型。国企需要走自主品牌的道路，才有可能为上海的转型带来活力。”他认为，国企的品牌塑造蕴含着“双品牌”意义：企业本身要塑造品牌，还要打造旗下产品品牌。比如，“回力”调整品牌内涵和定位后，去年销售就突破5亿元。“双钱、蜂花、白象、扇牌……华谊有十几个老字号。他们凝聚着许多人的回忆。现在看来体量很小，但我们不会放弃。”在他的眼里，无论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还是一个老品牌，若能找到合适的路，就能焕发新生。

　　突破

　　转型离不开体制和机制创新

　　代表委员热议“营改增”、“自由贸易港城”等焦点

　　“营改增”：减税220亿元后再扩围

　　“上海去年‘营改增’试点企业总数达到15.9万户，减负效果明显，共减收超过220亿元。”市政协委员、市税务局党组书记庄晓玖告诉记者，为加大对服务经济的推动作用，今年“营改增”将突破“1+6”的行业模式，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

　　肖林透露，今年，上海“营改增”试点有望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新增3个行业。庄晓玖则表示，已确定纳入扩大试点范围的就是邮电通信业。“邮电通信业有传统的业务，也有新增的业务。如果实施统一的税点，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压力。试点的具体细则还需细化。”他说。

　　此外，为优化此项试点，不少委员也积极献策。其中，试点企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增加的现象备受关注。市政协委员、上海华谊集团财务总监常清指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项。一是交通运输业增值税税率偏高，二是可抵扣进项税额偏少。市政协委员、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延安支行行长陈金隆也认为，在交通运输业中，燃油、修理费等可抵扣进项税的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不足40%，即使全部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进项税额抵扣，实际负担率也会显著增加。此外，人力成本、路桥费、房屋租金、保险费等主要成本均不在抵扣范围，也是税负增加的重要原因。

　　对此，庄晓玖指出，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在营改增初期改革很正常，“不能因为少数企业的税负增加就忽视改革对现代服务业的整体推广作用。”不过，他也表示，针对目前暴露出的问题，政府部门还是会积极应对，尽量减少企业损失。

　　临港：建未来的“自由贸易港城”

　　从远离中心城区、综合成本高企、没有人气的“死角”，转变为新兴产业、海洋经济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形成“自由贸易港城”，临港正在成为上海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一步。对此，市政协委员、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方怀瑾就提出，把临港建立成未来上海自由贸易港城。

　　方怀瑾认为，作为长三角的“箭头”，临港地区新一轮发展应当实施跨省域融合发展战略、临海发展战略和扩大开放战略，由此使临港成为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龙头”，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建设的“主战场”，新型工业化的“重镇”和新型城镇化的“样板”。

　　“2012年9月，市委正式下发《关于在临港地区建立特别机制和实行特殊政策的意见》，被外界称为‘双特’政策。目前，《意见》明确的机构调整已经到位，但在实际运作中体制不顺、管理不畅的问题依然存在。当务之急是要将临港真正视为‘特区’。”方怀瑾建议，要积极争取在临港部分区域真正实现由“境内关内”向“境内关外”转变，形成“自由贸易港城”。在此“港城”内，贸易、投资、金融、运输等经济活动按照国际惯例，拥有与世界上通行的自由贸易区一样的规则。

　　此外，软环境的建设也至关重要。“首先需要完善临港地区与中心城区的交通网络。”方怀瑾建议可以加快建设磁悬浮或其他高速轨道交通，尽快建成由临港直达中环的全封闭快速干道，地铁16号线增加支线延伸到重装备产业区。同时，提高区域内公共交通覆盖面，并对临港地区企事业单位通勤车辆高速公路收费采取特殊操作办法，以降低临港的综合商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