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央六次反腐表态

　　【2012年11月8日】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2012年11月15日】 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2012年11月17日】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课上，习近平强调：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

　　【2012年11月30日】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召集8位在各自领域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参加座谈会。

　　他强调：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2013年1月22日】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2013年1月23日】 在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王岐山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早报记者 陈良飞

　　中共十八大后，经历了三个月的思考、座谈与调研，新一届中央新领导层在反腐问题上的思路愈加清晰。舆论称，百日新局“开得不错”，展现了新气象和新气息，抓住问题也抓住民意需求。

　　履新首日，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即“高调反腐”，谈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不到一个月后的12月13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已被免职。此外，原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落马。原重庆九龙坡区委书记彭智勇等10人撤职。而因作风问题，中央编译局前局长衣俊卿(副部级)也自食其果。

　　上月23日，在全体中央纪委委员、各省级纪委书记共170余人参加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明确宣示，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之前，各级纪委部门多强调“三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在这一背景下，王岐山“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新提法显得颇为新颖。

　　如何“治标”？习近平在此前一天的中央纪委全会上亲自作答。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尤其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谓切中腐败顽疾的要害。”动真格、出实招、逮“老虎”，既是外媒的解读，也是中国民众的期待。

　　这一思路已经践行在十八大后对于贪腐官员的查处上。

　　据早报记者统计，十八大后，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已经宣布了至少15名厅级以上干部落马、12名厅级以上干部免职的信息，其余级别官员数量更多。

　　六次重大反腐败表态

　　密集程度、用词严厉罕见

　　中共十八大刚刚过去三个月的时间，中央新领导层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表态已经高达6次之多，密集程度罕见，且用词严厉。

　　第一次当然是十八大报告。报告直言：“这个问题(反腐)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此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对于反腐的多次表态更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等形象化的表达更为民众所熟记，令人印象深刻。

　　梳理这些重要宣示，其中的政治逻辑清晰可见。在反腐政治目标上，中央新领导层的意志很清晰，就是“三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为了做到“三清”，首先需要的是明白当前反腐工作的国内外客观形势，对此，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就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为了应对这一客观形势，习近平表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还强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

　　作为中共反腐工作的最高分管领导，王岐山甚至将未来一年的反腐节点一一跟他下属数算。面对全体中央纪委委员和各省级纪委书记，王岐山说：“目前要盯住春节、‘两会’，坚决刹住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旅游等不正之风。接着抓好五一、十一，再抓元旦。以抓铁有痕的劲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抓下去，经常抓、长期抓，必见成效。”王岐山还表示，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另外，“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也在逐步落实，最近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习近平强调，少数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不强，甚至思想蜕变、腐化堕落等等。这些问题影响着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切实加以解决。

　　新思路或源自治堵经验

　　反腐侧重点经历几轮嬗变

　　王岐山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一新思路与王岐山任职北京市长期间对于北京交通拥堵治理的思考具有高度一致性。

　　在去年12月25日刊发的“求真务实 尽责奉献——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人物特稿中，新华社记者如此写道：“面对北京日益拥堵的交通，王岐山清醒地意识到，北京刚刚进入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解决这一问题，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当前以治标为主，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自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16字一直是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方针，并写入了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之中。

　　新任中央纪委书记有关“当前要以治标为主”的表述是否意味着中共在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方针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呢？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林喆认为，所谓治本是指在制度上防治腐败，而治标是指惩治正在发生的、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官员腐败案件，“治本是制度建设，但制度完善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目前制度上还不完善的条件下，只能先惩治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

　　“在治标的同时，也要注意治本的问题，反腐工作根本上还是要从制度上下工夫。”林喆注意到，十八大后，中央惩治腐败的力度在逐步加强。

　　对于习近平“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表述，林喆从历史角度考察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工作侧重点经历了几轮嬗变。

　　“改革开放前期，反腐工作比较注意县处级、厅局级官员的惩处，涉及省部级官员的较少；等到北京、天津等地相继发生一些省部级官员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涉案后，反腐工作又侧重于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到了2008年、2009年时，各地爆发出不少‘蚁贪’时，反腐重点又转向了基层官员。”林喆说，“这一次习近平的表态意味着今后的反腐工作将不再区分官员的级别，一视同仁地予以打击，发现一件查处一件。”

　　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所说：“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一位地方纪委人士对早报记者表示，中央新领导层的提法是非常好的，“关键还是落实下去，从以往的实践来看，真正贯彻落实是最难的事情”。

　　地方试图踏准

　　中央反腐节拍

　　十八大后，地方党委政府试图踏准中央对于反腐倡廉工作的节拍，与中央保持一致。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在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发布后，各地都先后出台了落实八项规定的细则，并祭出了明察暗访、公开曝光、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多种处罚措施。各地报章上有关当地高档饭店门前冷冷清清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饭店业者抱怨不断。

　　地方官员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积极表态则是呼应中央反腐倡廉工作的高声宣示。在去年11月份的中共十八大和今年1月份地方“两会”上，官员财产公开毫无意外地成为热门议题，诸多出席的官员被频频问及对于该项制度的态度，他们的回答也毫无意外地是：“如果中央有要求，我愿意带头公开财产。” 另外，传媒学者也捕捉到，去年以来，尤其是十八大后，地方政府在网络舆情的应对上改进不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注意到，从去年开始，地方政府开始更加重视网络举报舆情了，“事情一闹大，公权力部门就会马上介入，纳入到常规的组织程序里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再进行回应”。这一点在各地纪委部门表现得最为显著。

　　张志安坦承，在应对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也更懂得如何避免网络举报全面开花以至于全面失守的地步，于是也在研究更巧妙的策略。比如一定程度上鼓励纪委开设政务微博，并开放私信功能，接受大家实名举报。

　　以重庆不雅视频事件为例，继对原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立案调查之后，1月24日晚，重庆官方又将该市10名官员、国企高管免职。这批被集体免职的厅局级官员，均涉及不雅视频。

　　“只要当地政府对于涉嫌违纪违法官员迅速处理，不管这种处理是所谓断臂求生还是痛定思痛都是一种进步，应当予以肯定。”张志安说。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注意到，与之前相比，十八大之后，有关部门对某起网络举报事件启动调查的条件要宽松许多，“一旦转发量达到一定程度，一些网络名人和传统媒体一转，当地有关部门就会介入，事件就会得到很快的处理”。

　　“十八大之后，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央媒体和地方主流媒体快速跟进网络举报事件，寻求真相。在这一压力之下，地方政府也比较快地介入，迅速采取行动。”沈阳说，“这也会刺激更多网友寻找下一个热点，同时给下一个爆料者带来更多的动力。”

　　十八大后落马厅级以上官员名单

　　吴永文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3年1月

　　郭超 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2013年1月

　　赵建明 马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马钢集团二钢厂党委书记 2013年1月

　　黄小虎 安徽军工集团董事长 安徽中烟工业公司副总经理 2013年1月

　　冯湘勇 广东省云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广东省工商局副局长 2013年1月

　　江捍平 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深圳市卫生局局长 2012年12月

　　李亚力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长 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长 2012年12月

　　汪建设 安徽省黄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委书记 2012年12月

　　李春城 四川省委副书记 四川省成都市委书记 2012年12月

　　梁道行 广东省深圳市原副市长 2011年深圳大运会执行局局长 2012年12月

　　王有明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巡视员 山西省晋城市国土局长 2012年11月

　　单增德 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 山东省莱芜市常务副市长 2012年11月

　　陈弘平 广东省人大农村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揭阳市委书记 2012年11月

　　吕英明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广东省水利厅副厅长 2012年11月

　　雷政富 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 重庆市垫江县委书记 2012年11月

　　十八大后遭免职厅级以上官员名单

　　彭智勇 重庆市九龙坡区委书记 重庆市教委主任 2013年1月

　　范明文 重庆市璧山县委书记 重庆市江北区常务副区长 2013年1月

　　韩树明 重庆市长寿区区长 重庆市合川区区长 2013年1月

　　艾东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长 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2013年1月

　　罗登友 重庆市交通局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助理 2013年1月

　　谢华骏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 2013年1月

　　周天云 重庆市地产集团董事长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 2013年1月

　　何玉柏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 2013年1月

　　罗广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市金融办主任 2013年1月

　　粟志光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3年1月

　　衣俊卿 中央编译局局长 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2013年1月

　　曲松枝 四川省成都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四川省成都市卫生局科技处处长 2013年1月

　　5年反腐“成绩单”

　　数据

　　以职务犯罪(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为例，多个省份5年来查处的人数均在6000人以上，有的省份甚至超过了万人。

　　建议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视同仁，而且惩处能够做到一定的及时性，让惩治具有真正的威慑作用，并非把越多的贪腐官员抓进去或者判处死刑越好。这才是惩治的价值所在。”

　　早报记者 陈良飞

　　在结束不久的地方“两会”上，各位检察长和法院院长所作的工作报告也可视为两份过去5年中国各地反腐“成绩单”。

　　这两份报告透露的各项触目惊心的数据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是5年司法机关查办各类职务犯罪的成绩，也凸显了我国目前严峻的腐败形势。

　　以职务犯罪(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为例，多个省份5年来查处的人数均在6000人以上，有的省份甚至超过了万人，河南一省5年来光是查处的职务犯罪就高达20050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就达13366人。县处级以上干部的腐败形势也愈加严峻，部分省份5年来查处的数据已接近1000人大关。

　　2012年3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印证了这一严峻形势。在报告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公布，光是2011年一年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人数同比增加1%。其中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含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

　　职务犯罪大案逐年升高

　　2013年各省、区、市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均对5年来的查处犯罪数据作了一个小结，也专门辟出单独篇幅来陈述查办职务犯罪的情况。

　　从5年来办案数据中可以看出，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无一例外成为各地检察机关的办案重点。

　　人口大省河南省各级检察机关查处的县处级、厅级及职务犯罪人数各项数据都位居全国前列。在过去5年里，河南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9861件13366人，渎职侵权犯罪案件4479件6684人，合计14340件20050人。其中，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957人，内有厅级干部93人。5年来，河南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嫌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索贿受贿犯罪的行政执法、司法人员1991人。

　　沿海经济大省山东和广东的数据也足够醒目。山东5年共立查职务犯罪14283人，提起公诉13389人，法院已判决12875人，查办大案要案9358件，其中县处级干部599人，厅级34人，省级1人。5年来，广东全省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7818件9025人，其中涉嫌犯罪的厅级干部69人。

　　以往人们总有一个固定的观点，认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贪腐会更加严重，涉贪人数更多，不过各省份公布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判断。如果仅从人数上来看，目前的贪腐现实已经颠覆了“经济发达地区贪腐现象一定更为严重”的观点，跨越东部与西部、跨越了发达与不发达的界限。在5年来查处的职务犯罪人数上，四川、陕西、贵州、云南、广西等省份的数字分别为10318人、7054人、5966人、7250人(2008年至2012年上半年)、7684人，这些人数都比沿海的浙江、福建为多。

　　另外，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官员职务犯罪在该省大案要案中的比例逐年升高。以安徽省为例，该省检察院检察长崔伟最近透露，5年来该省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大案在总立案数中所占的比例连续4年创历史新高，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经突破八成。

　　一视同仁查处是关键

　　专家表示，落马官员数量触目惊心，但期望通过个案惩治能够起到的威慑作用却呈下降趋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对早报记者表示，他不同意有些学者提出的“查处无用论”的观点，“在惩治、教育、预防这几种防治腐败的对策中，惩治是反腐败最古老的一个对策，当然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只是惩治的方式存在差异。”

　　“你是一视同仁，只要有腐败就严查到底，还是有选择性地反腐，有些人肯定不能查？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任建明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一视同仁，而且惩处能够做到一定的及时性，让惩治具有真正的威慑作用，并非把越多的贪腐官员抓进去或者判处死刑越好。这才是惩治的价值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处死贪官的作用越来越小。我们访谈过一些被判刑的官员，基本上没有人心服口服，有的说‘是我倒霉，运气不好’，有的说还有其他人在边腐边升，‘他比我贪得还多’。”任建明说，“这说明通过抑制人的动机来威慑或控制的效果越来越丧失、衰退了。”

　　任建明认为，中国取得反腐成功的机遇期或许就在未来10年。任建明说，当代中国战胜腐败的可能性和机会还在，取得反腐成功的机遇期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10年后反腐败还可以成功，而是意味着反腐败在10年内就必须取得突破。

(原标题：中央反腐新思路初现：“当前以 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