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晋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把“自由迁徙、安居乐业”作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但无论是现实基础还是制度准备，当前都不具备全面放开户籍自由流通的条件，未来最有大可能的路径仍是渐进性的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经济学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需要再讨论，当前要做的就是尽快定出时间表和路线图，让更多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记者在阅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后还发现，今年的报告中没有出现“农民工”一词，而去年这一词出现了9次。在谈到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时，报告用“进城务工人员”代替了去年的“农民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一夜之间全面放开，想进哪个城市就进哪个城市是不可行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户籍制度不会一下子放开，更大的可能还是会采取渐进式的改革。

　　蔡昉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关系到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与提升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直接相关，下一步改革的速度应该比原来有实质性的提高，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变得日趋复杂的时候，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恢复户籍本身的管理功能，通过给予农民工就业、住房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这三方面的保障来推动他们的市民化。

　　蔡昉表示，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农民工纳入城市户籍，这是选择性的，需要劳动合同签订时间、社会保险缴纳年限等条件。另一方面，在户籍制度没有彻底改变之前，尽可能让常住人口享受公共服务，剥离户籍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需要付出成本的改革，但改革的成本如何分担，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尚未达成共识，这也成为这项改革举步维艰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辜胜阻认为，应该加大中央财力的转移力度，设立农民工市民化的专项转移支付。

　　蔡昉则认为可以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他建议义务教育的责任由中央来承担，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地方的成本，也可以解决多年以来义务教育不均衡的问题。

（原标题：“自由迁徙”描绘户籍改革蓝图现实仍需“分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