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不是部长，我从一个从医几十年的老医生的角度谈点感触。”今天上午9时，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用这样的开场白，开始了一段85分钟的真情表露。

　　在此之前，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的第一天，被记者问起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篇《年轻医生含泪十问》时，黄洁夫表示自己已经看过了这篇帖子，“内心百感交集”。

　　这篇网帖以一个年轻医生的亲身经历，列出十条语气强烈的问题，直接拷问医院利益、医生收入分配、医患关系、超时超负荷工作等现象，在国内最著名的医疗卫生交流平台丁香园网站上，这篇网帖激起了许多医护人员的共鸣。

　　黄洁夫说，医生和病人是医改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没有医生的满意，也就没有病人的满意。否则医改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十问网帖的第一问，是“医院是服务行业，为什么不能追求利益最大化？”

　　黄洁夫说，我国没有一所政府全额拨款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在市场中要计算成本、追求经济利益，取得合理的经济报酬，但医生的职业精神要超出社会的道德底线，“医院的公益性不是不要钱，应该是医院不把牟利当成主要目的。”

　　他说，医生应该是一个努力让自己失业的职业群体，大家健康不找我们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他警告，如果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医疗行业就会走上邪路，就会动摇医护人员的道德和信仰，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

　　“医务人员劳有所得，在社会上有应有的地位和尊严，是我们应该做到的。”黄洁夫由此引出医院科室追求高业绩问题。作为一名医生，黄洁夫知道奖金是医生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部分收入，90%以上是由医院自己挣得的。

　　“按照每个科室的盈利情况发奖金，院长就会主动或者被动地用各种方法极力创收。”黄洁夫坦言，就是这个问题导致老百姓有意见，过度治疗、大处方、大检查使得医疗费用的增长明显快于GDP的增长。

　　政府公共投入的弥补作用也并不明显，虽然现在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比以前提高，个人负担的比例减少，但因为使用新型医疗手段导致医疗总花费增加，让黄洁夫感觉老百姓负担还是很重。

　　“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不足的矛盾造成的。”黄洁夫说，卫生方面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也没明确卫生投入要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当前的问题要解决还不能一蹴而就，法制环境需要改善。

　　黄洁夫由此把话题引向了十问帖子中最尖锐的医患矛盾问题，“医生和病人在医患冲突中都是受害者。”

　　黄洁夫提醒年轻的医生要实事求是、坦荡地和患者交流，还要有医患沟通的艺术，要让病人了解医学不是一个完美的科学，我们对人体的认识是最不够的，“我们连自己从哪里进化来的都远远没搞清楚，SARS到底怎么来、怎么去的，也不完全清楚。”

　　他想送给发帖的年轻医生一行字，这行字刻在一位美国医生的墓碑上：医生需要做的是有时治愈疾病，经常帮助病人，总是安慰病人。

　　黄洁夫觉得，医学是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学科，是最有人情味的职业，敬畏生命是医生的第一品格。

　　黄洁夫同时认为，十问帖子中年轻医生的情绪是有道理的，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北京很多医院每周工作70个小时以上的医护人员占大多数。”

　　黄洁夫说，在超负荷工作、医疗服务报酬很低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如果承认医生的工作，医生心里还舒服一些，但是负面评价多，医生就会很消极，受害的是病人。

　　他同时认为，和医生辛勤劳动不相匹配的，是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下滑。他举例说，现在做一台肝脏切除的大手术，七八个人忙活大半天，劳动成果是一起分2000元；一张病床一天收费40元，护士一天护理费9元，而市场上一个护工一天最少收120元。

　　“这样的劳动服务费用太低，不能体现医生超时劳动的价值。”黄洁夫不得不承认，阳光收入太低就有了灰色收入滋生的空间。他认为，医疗服务支付体系改革是当务之急，取消以药养医是个好的突破口。

　　黄洁夫看见有网上有消息说80%的医生不愿意让子女去学医，心里很难受。他认为文明的社会一定是尊敬医生的社会，让守护生命的医生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又有体面的收入，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

　　“医改就在做这个事情，总理说要医院医护人员受鼓舞，就是这个目标。”黄洁夫点了点头。

　　黄洁夫说，没有医生想做一个小医生，都想做一个大医生，但首先要明确社区也有大医生，农村也有大医生，不在于他的技术，更在于他的道德。

　　现实的问题是，行政上的评价体系不能满足基层医生的需要，为了获得更高的职务、职称只能往大医院跑，许多建好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好医生。

　　“应该有一个更符合医生梦的评价体系，为什么没有呢？”黄洁夫说，大医院迅速扩张，超过2000张病床，每天1万多人的门诊量，不能成为医改成功的标志。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才是医改的方向，要让年轻医生、基层医生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能找到幸福感、满足感。

　　黄洁夫注意到，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的新提法，他认为就是在释放新的信号，“新机制不能叫总理来建，需要我们来建，医护人员不能沉默，卫生部要多听一些不同的意见。”  

　　本报北京3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