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实录
中国网：
3月8日(星期五)上午9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多名政协委员作大会发言。中国网届时进行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罗富和：
各位委员，我们现在开会。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让我们向全体女委员、女同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帕巴拉·格列朗杰、罗富和。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奇葆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罗富和：
今天上午我们继续进行大会发言，一共有16位委员美言。现在我们请唐一军委员发言，王长江委员准备。
宁波市政协主席 唐一军：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唐一军：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出了全面部署，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唐一军：
从时间维度看，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实践与新中国的成立同步，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相伴随，具有实践的先行优势。从空间维度看，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以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基础，以求同存异、增进共识为原则，具有组织上的广泛性和政治上的包容性。从实践效果看，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促进党和政府的民主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有些国家的协商民主比较看，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与团结的主题紧密结合，始终坚持在团结中发扬民主，在民主中实现团结，避免了在片面强调民主价值的同时，出现深刻的思想混乱和团结危机。
唐一军：
2006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各地政协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很好效果。2009年中共宁波市委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意见》，市政协积极主动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商活动，促进党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力助推了科学发展。开展重点协商，注重发挥民主协商在建设重大项目中的独特作用，从上世纪90年代起，配合市委、市政府，对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多方协商，为促成大桥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展专题协商，注重发挥民主协商在制定发展战略和推进重点工作中的独特作用，把推进海洋经济核心示范区建设作为重点协商内容，连续五年每年选择一两个课题进行专题协商，为海洋经济核心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连续五年在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监督活动的基础上召开议政协商会议，为赢得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发挥了独特作用。
唐一军：
尽管各级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有益经验，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1.认识不够到位。有的地方对政协政治协商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不善于运用协商民主开展工作；政协自身对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认识也不够到位，工作不够积极主动。2.制度不够健全。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在协商内容、程序、反馈机制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3.执行不够有力。有的地方制度落实的力度不够，有时存在选择性、随意性的现象，甚至还有以情况通气代替民主协商、以事后通报代替事前事中协商的情况。4.载体不够丰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形式的运用不够均衡、不够有效。为此建议：
唐一军：
尽管各级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有益经验，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1.认识不够到位。有的地方对政协政治协商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不善于运用协商民主开展工作；政协自身对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认识也不够到位，工作不够积极主动。2.制度不够健全。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在协商内容、程序、反馈机制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3.执行不够有力。有的地方制度落实的力度不够，有时存在选择性、随意性的现象，甚至还有以情况通气代替民主协商、以事后通报代替事前事中协商的情况。4.载体不够丰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形式的运用不够均衡、不够有效。为此建议：
唐一军：
一是增强协商意识。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充分认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党委要高度重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政协要积极主动，做到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努力形成党委重视、政协主动、各方参与、社会支持的良好格局。
唐一军：
二是着力建章立制。现在不少地方出台了关于政协政治协商的相关规定，但不够系统和综合，缺乏指导性。建议中央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设计、统筹谋划，出台健全协商民主的指导意见，使协商民主的开展有章可依、有规可循。
唐一军：
三是强化执行落实。好的制度要靠好的作风来落实，必须强化执行力，确保制度落实到位。政协的协商制度不仅要写在纸上，更要体现在工作中，真正使制度运作起来，发挥作用。
唐一军：
四是积极探索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积极探索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注重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对协商民主内涵、要求、形式和规律的研究。推进工作创新，鼓励和支持各级政协大胆探索实践，不断丰富和拓展政协协商民主的方法途径和载体形式。
罗富和：
请王长江委员发言，朱永新委员准备。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 王长江：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从几个案例看顶层设计的迫切性》。
王长江：
我先讲三个案例。去年去黑龙江，一位县上的领导干部跟我谈：我们这里土地肥沃，是大粮仓，为全国人民提供着高品质的粮食。但是这些年，我们不得不毁掉攥一把流油的黑土地，去引进工业项目，否则本县的工业发展指标就上不去，综合政绩排名就要落后。但是，冬天这么寒冷的地方，那些大的企业谁来这里发展？所以，费时费力引资，引来的其实都是些档次不高的二、三类企业，人家还不愿意来。只得降低门槛去吸引，结果那么好的土地白白送给企业，实际上是荒在那里。心疼！
王长江：
第二个案例：在西部，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景象。一些所谓农田，地处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看上去实在贫瘠，亩产三四百斤就算不错了，还不如撂荒了变成自然植被，还能保护生态。但不行，必须种庄稼，因为它们在18亿亩红线划定的范围内。结果是耕地指标保持了，却对解决国家粮食问题几无贡献，反而使水土流失更加严重。
王长江：
第三个案例：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专家指出，我国粮食供求总量趋紧，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表明我国粮食安全风险加大。
王长江：
我不是农业方面的专家，不打算就这几个案例谈农业本身。我想把它引申到改革顶层设计的话题。因为上述案例反映的不只是农业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顶层设计不足，是整个国家的领导和管理问题。我有几点认识：
王长江：
其一，顶层设计迫在眉睫。这三个案例，所反映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表明现行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在科学性、合理性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地方有更大规模地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的能力，但体制严重地限制着它们的发展空间；另一些地方有发展农业的良好自然禀赋，却不得不弃农求工、弃农求商，甚至毁农求工、毁农求商。地方上屡屡发生破坏生态、违背规律的事情，固然原因复杂，但缺乏更高层面的统筹，无疑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王长江：
其二，不妨考虑超越计划经济和行政思维的框框，用更加市场化的机制来解决问题。例如，是否可以仿照碳交易机制，尝试实行农田指标交易？先以省区为单位，各省按照土地面积确定应保有土地数量指标，这个指标可以在各省区之间进行流通。有农田和农业优势的省份可以把余量部分投入交易，而工业发达省份可以购买这些指标。以利益为纽带来统筹设计才是可持续的，且一举多得：农田足量高质，保护农田有利可图，还能使工业反哺农业得到充分体现。
王长江：
其三，应当让更多的国家财力在耕地保护中发挥作用。地方政府越过土地红线，是因为“土地财政”使之有利可图。这些年中央财政收入猛增，应有更强的能力来化解地方政府的越线冲动。现在的问题主要不在财力不够，而是观念上有问题：我们习惯于把资金分散到部门，部门又把这些资金变成一个个“专项”，对审批项目乐此不疲，使有限的财力无法完全用到解决宏观的、战略性的问题上。重复、浪费、低效不说，还助长了“跑部钱进”等腐败现象。
王长江：
其四，对上下级党委、政府关系的调整，应当纳入顶层设计范围。地方某些事情做得很扭曲、很怪诞，有时原因不在下面，往往和上级指挥棒的指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幅员辽阔，情况和条件千差万别，不应使用简单的、过于整齐划一的政绩考核指标，否则一定会出现南橘北枳的尴尬事。应该给因地制宜发展以更多的自主权。此外，一定要让本地老百姓对政府和干部的评价在整个设计中得到更多的体现，才可避免违反常理的事情发生。
王长江：
其五，顶层设计不应依赖政府部门来进行。政府部门是常规执行机构，顶层设计恰恰是要打破原有行政管理布局，超越部门眼界进行统筹。这里没有贬低部门作用的意思。部门有自己的职责所在，不能强求它们去做超越职责范围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把这种全局性问题部门化了，把解决这些问题变成了部门意志的体现和部门利益之间的博弈，改革则必然变形。建议党中央、国务院设立专门的机构来主导，人大、政协、学术机构相互协同，共同推进顶层设计。
罗富和：
请朱永新委员发言，付志方委员准备。
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朱永新：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县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当务之急》。
朱永新：
经过几届政府和全社会25年的不懈努力，到2011年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已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覆盖率达100%。这是穷国办大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提高全民素质、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等，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朱永新：
但是，长期以来在“效率优先、重点建设”的政策导向和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下，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还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县区的乡镇和农村学生学业成绩达标比例在20%—40%以下。而大多数县区内学生成绩的校间差异，甚至比发达国家全国范围内的校间差异更大。
朱永新：
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在城市，导致小学、初中择校热高烧不退，重点校“大班额”和“超大学校”随处可见；在农村，导致基层学校生源减少、教师流失，父母进城陪读成风；同时导致升学竞争恶性化、学校招生权贵化(“条子生”、“票子生”)、职业教育边缘化、出国留学低龄化等教育怪相和乱象。
朱永新：
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关键是政府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以经费投入为例，一些县城的重点中学教育经费竟然占到全县的二分之一。农村小学体育、音乐、美术、科学等科目的教师充足的学校分别只占24.1%、16.6%、14.7%、28.1%，绝大部分学校不能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开齐开足这些课程。大约40%的农村学生从来没有做过物理实验，60%多的农村学生从来没有做过生物实验。
朱永新：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意见强烈的聚焦点，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制约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的部署。教育部也把“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列为2013年六大工作要点之一，并将“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摆在首要位置。
朱永新：
如何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县区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首先让同一个地区的孩子尽可能接受均等的教育，再逐步在省市和全国范围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朱永新：
第一，转变教育政绩观，把推动县区范围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作为保障社会公平的重大举措。党政部门和各级领导必须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认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义，努力办好区域内每一所学校，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要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考核办法，对地方党政领导的教育政绩首先看学校的差距有多大，实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票否决制度”。同时，党政领导要带头执行“孩子就近进入义务教育学校”的政策，将“不批、不转择校的条子”与“反对舌尖上的浪费”一起作为对干部的纪律要求。
朱永新：
第二，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标准。从缩小县区范围内校际差异入手，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国家教育投入优先向西部地区、边远农村倾斜的同时，省级政府应该大力缩小县区内的城乡差异、校际差异。按照相同标准配置所有学校的师资、基础设施、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生均公用教育经费，所有学校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办学标准，所有学生必须达到基本的质量标准。
朱永新：
第三，强化省级统筹，深化教育及相关领域综合改革，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创造条件。尽快实行义务教育“省统筹、县为主”体制，明确省级政府统筹义务教育发展的责任，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些“锦上添花”。实行县区内校长和教师定期交流，建立区域内优质校和薄弱校之间的合并、托管等学校共同体，扩大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学生就读优质高中学校的机会。
朱永新：
好教育，强国梦。教育公平是我们必须实现的理想。我们希望，老百姓的孩子可以就近在家门口的学校安心入学；我们希望，学校之间只有特色的不同而没有品质和等级的差距；我们希望，同一片蓝天下的孩子们都能够接受一样的好教育；我们相信，中国会因好教育而更美好！
罗富和：
请付志方委员发言，贺军科委员准备。
河北省政协主席 付志方：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政府诚信是社会信用的“定盘星”》。
付志方：
近些年来，社会诚信缺失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不仅在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苏丹红、硫磺白、孔雀绿等企业违规违法违背职业道德的事情屡屡发生，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决策失误、朝令夕改的情况也时常见诸报端。此外，各地发生的多起错判命案、安全事故瞒报事件，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具体问题过程中表态前后矛盾、遮遮掩掩，也大大降低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付志方：
政府担负着引导、示范、监督和管理社会信用的职责，这就决定了政府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维护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信用的“定盘星”。对政府来说，信用是一种基础性执政资源，必须倍加珍视而绝不能虚耗透支。一旦群众对政府失去信任，政府就会寸步难行。现实告诉我们，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为此建议：
付志方：
一、切实转变作风。
政府工作作风与政府诚信建设密不可分。过去我们经常看到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工作人员要事先踩点，当地政府要提前排练，规定什么东西能看、什么东西不能看，什么话能讲、什么话不能讲，领导和与会人员交流基本都念稿子。在这种情况下，上级难以了解基层实情，群众也无法反映实际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党中央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及时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率先垂范，犹如一缕春风，唤起了民众的希望和信心。作风建设重在落实、重在持之以恒，必须有配套措施、有硬性约束、有监督执行、有违规惩戒，特别是要对违规行为“零容忍”。唯有如此，才能更加牢固持久地树立党和政府的威信！
付志方：
二、切实提高决策水平。
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是建设诚信政府的基础。如果决策本身不科学、不合理，就难免朝令夕改，无法执行。比如前不久颁布的新交规中“闯黄灯扣分”一项，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虽然有关部门及时纠错，其知错即改的精神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肯定，但也反映出政府如何科学决策的问题。如果该规定发布前能多做一些调研、多了解一些民意，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广泛征求驾驶员意见，就可以避免不合实际的规则出台，相关部门也就能够避免被动和受质疑。
付志方：
三、勇于有过即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情况错综复杂，给政府决策带来很大困难。有些事情即使尽心竭力去做，也难免会出差错。只要政府一心为公，即使出现失误，群众也能理解。群众最反感的是自以为是、有错不改、一意孤行。如果我们勇于承认失误、及时纠正失误，群众就会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可爱可亲。所以，如果工作中出现失误，就应该坦坦荡荡地承认、改正，以实际行动表明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无私利、不虚荣、讲诚信的。
付志方：
四、倡导诚信施政文化。
公务员队伍是诚信政府建设的主体。现在一些公务员只求官位，不讲官德，不诚信不守诺；一些官员台上大讲理想信念，台下却贪污腐败，既哄骗组织，又哄骗人民，何来施政诚信？因此，除了加强反腐败力度，还应当在公务员队伍中大力倡导诚信文化建设。公务员讲诚信，人民就会信任政府，执政党的威望就会同步提升。
付志方：
五、建立完善诚信监督机制。
建议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对政府诚信行使监督职责，把诚信纳入各级政府与公务员的政绩考评范围，建立失信惩戒体系、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务人员失信举报平台，及时向公众通报失信案件，使失信者无所遁形并付出应有的代价。
罗富和：
请贺军科委员发言，赖明委员准备。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贺军科：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高度重视社会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贺军科：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总目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构成相互联系的完整体系，共同促进教育总目标的实现。有效的社会教育是帮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认知、学习社会规范和社会化技能、发展个性爱好的重要保证。近年来，在汶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捍卫钓鱼岛主权等重大事件中，当代青少年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都有鲜明的体现。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一部分青少年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价值观念模糊、道德养成不足、社会技能欠缺等问题。
贺军科：
社会实践和社会观察是青少年接受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传统上，社会教育大多偏于参与社会实践，受条件、机会、时间等因素限制，青少年的参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供给不足的问题短期内恐难以解决。同时，我们看到，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青少年已经不再局限于通过实践来认识社会，网络和新媒体已经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沟通联络、娱乐休闲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他们进行社会观察的主要渠道。他们主动或被动地从网络、媒体形成的社会观察、个人感受，同样可以改变很多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
贺军科：
推动青少年的社会教育，要切实关注已经出现的问题，分角度研究、分步骤实施；已经形成共识的，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推进；在继续充分发挥传统方式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意网络、传媒等青少年成长环境的强大塑形作用。在此，我代表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提出三点建议：
贺军科：
一是全社会共同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责任。社会在哪里，社会教育就在哪里；可以说，现在的社会教育，很大程度是在网络上、在传媒里。正确的引导对于青少年的社会观察尤其重要。社会知名人士、媒体、网络，都在有意无意地对青少年发挥着社会教育功能，青少年都在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来自他们的影响和教育。呼吁全社会都从法制、道德等各个角度弘扬正面教育、抵制负面影响。
贺军科：
二是切实增强青少年社会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建议针对青少年的思想认识实际，探索有效的路径和载体，帮助他们理解国家体制，理解国家和社会是在怎样的体制下取得了今天的繁荣和发展，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引导青少年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培养正直、善良、诚实、有爱心等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明确道德底线，尊重制度和规则，树立法治意识。同时，培养青少年在社会上与人沟通、交流合作的能力，具备基本的社会化技能。当前尤其要旗帜鲜明地在青少年中开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等主题教育活动。
贺军科：
三是大力净化网络和媒体文化环境。建议针对青少年的网络使用偏好，开发科学、系统的青少年社会教育网络产品，积极弘扬网络“正能量”。网络监管部门要完善法规体系，继续大力整治网络色情暴力等违法有害信息，监督互联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规范网络游戏的设计和生产，制止骚扰、恐吓、凌辱等有害信息在互联网传播扩散。主流的网站和媒体，既要尊重传媒的职业习惯，也要注意青少年与成年人的生理、社会心理成熟程度不同，对刻意刺激和极端社会现象的承受能力不同，努力正确把握舆论宣传导向。
罗富和：
请赖明委员发言，薄绍晔委员准备。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赖明：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坚定决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赖明：
过去，老百姓对行政审批有句形象的顺口溜：“门难进，脸难看，盖个图章跑半年；话难听，事难办，批个项目腿跑断。”然而，在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2年后的今天，仍有企业家感慨，投资一个项目竟要过53个处、室、中心、站，经100个审批环节，盖108个章，全程需799个工作日；甚至老百姓办个“准生证”，还需经过10多个单位盖章、签字40多个，耗时两个月。
赖明：
过多过繁且不透明的行政审批，成为吃喝卡拿甚至腐败的重要源头。从一天陪洗8次温泉的副县长，到一晚赶8个饭局的接待办主任，匪夷所思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企业请政府、下级请上级、地方请中央，多是为绕开或利用各类行政审批在竞争中获取利益，享受更多资源和政策倾斜的“特权”。
赖明：
于是，我们看到每逢佳节政府部门前挂着各地牌照的车辆拥塞不堪，豪华宾馆、饭店爆满；看到万吨钢铁项目获批后，市长激动亲吻获批文件；听到房地产开发商直言，至少要拿出两成利润，才能“摆平”权力部门……追根究底，还是由于政府管得太多太细、权责定位不清、决策不透明，该交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紧握不放，甚至使之沦为个人逐利的手段，扼杀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赖明：
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虽然近年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初见成效，但一些新问题仍然不断出现。
赖明：
一是深化改革难度加大。2001年以来，国务院分6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尽管审批总项目不断减少，但留下的审批项目不少是多年啃不动的“硬骨头”，一些项目审批的数量和力度甚至不减反增。
赖明：
二是部分行政审批改革“移花接木”。一些审批职能名义上从政府部门转移到下属学会或协会等单位，但实际仍由部门掌控，不仅未减少审批，反而增加了环节和一些强制性、随意性的事业收费服务，老百姓戏称“多了一堆婆婆”。
赖明：
三是出现新的审批形式。近年来，围绕相关领域的改革探索，各部门积极推进一系列试点示范工程，其中一些有发展成为新的审批形式趋势，导致一些地方或单位为了争取资金、项目等一揽子的优惠政策而“跑部钱进”、“跑厅钱进”。
赖明：
四是一些被废止的审批项目通过“打包”，进入其他审批项目。
五是部分核准制、备案制有向审批制倒退的趋势。
赖明：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坚定改革信念，转变执政理念，下决心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当务之急和重要抓手，破除既得利益集体阻碍，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能用市场机制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问题，都不允许行政干预。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抓紧制定下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案。
赖明：
二是规范各级政府部门权责。研究和制定深化政府架构改革的方案，进一步科学梳理、明确界定各级政府间和政府部门间的职权责，并通过立法方式固定。
赖明：
三是以行政审批的实际数量减少代替行政审批的项目减少，并以此作为评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的重要指标。
赖明：
四是对于部门打着审批改革、让渡职能口号，保留审批权而将具体工作下放到下属单位的现象，以及废止的审批通过各种形式“死灰复燃”的问题，应开展清查，严肃惩治，从严问责。
赖明：
五是全面推进行政审批全程信息公开，保证决策透明，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最大限度地减少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赖明：
“自我限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啃“骨头”、破除既得利益的阻碍就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止步在改革深水区前反复“摸石头”，更不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因为我们肩负着的，是人民的期望，是历史的重任。
罗富和：
请薄绍晔委员发言，马大龙委员准备。
中国残联维权部主任 薄绍晔：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让残疾人和全国人民一起实现小康》。
薄绍晔：
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这些目标的提出，对于生活普遍贫困的残疾人来说无疑是改变生活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机遇。
薄绍晔：
残疾人目前实现收入倍增和小康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障碍。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发现以下三个问题尤为突出：
薄绍晔：
(一)残疾人总体生活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差距较大。残疾人人均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收入的60%左右，普遍面临收入低、支出高的生活困境，40%多的农村残疾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残疾人来信来访情况统计，生活贫困是最突出的问题。
薄绍晔：
(二)未能实现充分就业是导致残疾人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我国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在职职工总数的1.5%安排残疾人就业，但用人单位不依法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现象十分普遍，导致城镇残疾人总体就业率低、失业率高，缺少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农村残疾人普遍缺少生产资料，难以获得资金和技术扶持，多数残疾人生活贫困。
薄绍晔：
(三)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未能全面落实是残疾人生活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全国有1031万残疾人依靠国家低保维持生活，但目前低保标准偏低，难以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个别地方甚至还未实现应保尽保。国家规定重度残疾人参加新农合、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优惠政策在有些地方也未得到全面落实，残疾人参保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筹资水平和缴费档次过低。国家关于根据情况给予不能自理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规定，在多数地方也没有得到执行。
薄绍晔：
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残疾人的收入增加和小康的实现。2011年残疾人小康实现程度为63.1%，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小康实现程度低17个百分点。
薄绍晔：
残疾人普遍实现小康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残疾人普遍实现收入翻番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残疾人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有就业能力的残疾人实现经济收入的倍增，使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实现社会保障水平的倍增，从而使所有残疾人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实现小康。建议：
薄绍晔：
(一)实现就业是提高残疾人经济收入的根本途径。就业是残疾人实现收入倍增的前提。依法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是所有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不能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替代安排残疾人就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应当认真研究确定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工作岗位，通过岗位预留、定向招录等方式安排残疾人就业，带动社会用人单位积极安排残疾人。有关部门对残疾人要开展就业培训，使残疾人能有一技之长，为就业创造条件。对农村残疾人扶持应当注重实效，要根据农村残疾人生产经营的具体情况，在资金支持、技术培训、生产资料提供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扶助措施。
薄绍晔：
(二)建立残疾人津贴制度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保障。建立残疾人津贴制度，直接提高残疾人收入，有助于缩减收入差距，改善残疾人的生活，使残疾人普遍受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收入逐年增长，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已达117210亿元，保证了建立残疾人津贴制度的可行性。
薄绍晔：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提高残疾人基本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托。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残疾人实现应保尽保，重度残疾人可以单独、全额享受低保。落实城乡社会保险重度残疾人参保费用由政府财政代缴政策，并进一步扩大该政策的覆盖范围，使非重度残疾人也可以享受相应政策优惠。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建立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统一指导意见，督促各地普遍建立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切实减轻重度残疾人的家庭负担。
罗富和：
请马大龙委员发言，蔡玲委员准备。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马大龙：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投入效率》。
马大龙：
近年来，国家对科技创新高度重视，财政科技投入大幅增长。“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了20%以上的年均增速。但社会各界对投入效率的忧虑却与日俱增。北京市一位基层检察官就曾经发出这样的警示：“如不尽快采取措施，掌握大笔科研经费的教授、研究员群体可能沦为新的腐败高发群体。”
马大龙：
我们认为，当前影响科技投入效率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未能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分配中的主导作用。很多情况下，政府取代市场成了科技资源分配的主导。一些政府部门不仅忙于立项目、争经费，而且实际上决定着项目投哪里、投给谁，超出了自身的职责和能力，导致部门利益、长官意志和个人好恶往往取代公众利益和科学判断决定着科技资源的投向。一些情况下，从项目立项到结题，一纸领导批文、一两个官员、几名圈内专家，暗箱操作，就能决定数千万甚至上亿科研经费的投入，不仅导致投入效益低下，更助长了学术腐败。
马大龙：
二是国家层面缺乏对科技项目的信息共享和统筹安排。不仅科技部管理着20多类上万个项目，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和各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也设立了大量的科技项目。由于缺乏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的科技项目统一申报平台和科技项目管理平台，不仅造成重复立项、资源配置分散和浪费，也使得科技工作者疲于多头重复申请项目，加重了学术浮躁。一些科研人员甚至先有成果再有项目，一个成果到处交差。
马大龙：
三是科技项目分配过程中的科技评估过分倚重资历，导致的“马太效应”使科研资源过度向少数人集中，产生了一些学术垄断的科研“包工头”，他们往往不再专门从事一线科研工作，主要依靠他们过去的学术成就和人脉挂名牵头申请项目并分包、转包项目。这无形中挤占了那些敢闯敢干的年轻科研人员的机会，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马大龙：
四是“政产学研”各方评价体系和价值导向差异明显，加上保障各方权益的制度尚不完善，使得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仍未建立，导致来之不易的科技成果未能有效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现阶段，我国企业仍然没有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大量技术创新成果往往以理论研究报告形式躺在高校院所教授、研究员的抽屉里，科技成果转化的短板限制了科技投入的效率。
马大龙：
我们认为，应当倍加珍惜科技投入大幅稳步增长的良好局面，更加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努力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率。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马大龙：
一、完善科技投入方式，合理确定稳定支持和竞争性项目的比例，减少项目经费在科技投入中的比例，增加对高校和公共技术研究机构的一般性经费支持，使科研人员集中精力潜心搞研究。一些应用型项目可探索成果转化经费“贷款制”，对于转化效益突出的项目，可减免贷款。
马大龙：
二、官员和行政部门不应干预具体科技课题的立项和资源配置，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分配中的主导作用，建立更为科学合理规范的科技立项和评审机制，同时要加强对科技项目立项的第三方监督和建立问责制度。
马大龙：
三、在国家层面整合力量，建立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科技项目统一申报平台和项目管理平台；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库，提升科技计划项目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增强科技管理能力和决策水平；有效限制同一人、同一研究集体在同一时段申请项目的总数，防止科技资源过度集中和权力寻租，杜绝项目转包、“一题多报”等现象。
马大龙：
四、增强高校院所科研工作的市场意识，探索建立“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改革高校院所的人事制度、考核评价方式等，改变目前高校院所与企业沟通少、教学与社会需求脱节、科研与市场脱节的现状；制定“产学研”之间人才柔性流动的激励政策，鼓励高校院所的教师、科研人员到企业去兼职研发，鼓励企业家、工程师到高校兼职教学，到科研机构挂职研究，加强三方人才相互流动；完善落实科技人员成果转化的股权、期权激励和奖励等收益分配政策。
罗富和：
请蔡玲委员发言，朱晓进委员准备。
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 蔡玲：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如何避免“八项规定”一阵风》。
蔡玲：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针对的都是群众长期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深得人心。“简朴风”正在席卷全国，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严治党的新风气。但是，也有人怀疑“八项规定”这股新风会不会又是“一阵风”，难以持久。这种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蔡玲：
历史上制定过不少类似的规定。中共七大首倡“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颁布“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革开放以来，制定了一系列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制度。中共十六大后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送迎仪式”。
蔡玲：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部分规定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最后不了了之。比如公务接待，1984年之前不允许列支接待费，领导干部下基层自掏腰包吃饭或交“伙食费”。1984年吃“工作餐”，要付基本费用。1989年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列支接待费。1998年要求招待费不得超过公务费的2%。2006年再次明确了公务接待的标准与纪律。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有的规定早已沦为一纸空文。
蔡玲：
怎样才能避免“八项规定”一阵风？建议：
第一，各级领导率先垂范。转作风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俗话说，“火车跑得快，要靠车头带”。党风政风民风，就看“一把手”吹啥风。“八项规定”明确提出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以身作则，赢得了群众信任和拥护。将“八项规定”落到实处，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带头密切联系群众，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头解决实际问题。只有“一把手”带头持之以恒，对群众“说得到、做得到”，凝聚强大的“正能量”，才能扭转整个社会风气。
蔡玲：
第二，加强制度保障建设。一是将“八项规定”写入党纪、法规，公布违纪违规处理条例。二是出台配套考核措施，定期检查并公开考核结果。三是出台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管住预算，推广采用公务卡，公开接待费支出明细账目。以规范公务接待为突破口，遏制公款奢侈之风。四是建立奖惩制度，上下联动，众志成城，消除“四菜一汤，项目泡汤”“不宴请、不迎送，心里不踏实”的潜规则，用制度约束权力运行全过程。
蔡玲：
第三，把长期监督落在实处。“八项规定”要落地生根，必须靠切实有效的监督。民间流传一句话，“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一位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的前县委书记说：从名义上讲，对一个县委书记有八种监督，但实际上到了我这儿，就只有一种监督，就是自我监督，而自我监督往往是最靠不住的。
蔡玲：
因此，要拓宽监督平台，畅通监督渠道，明察暗访、群众举报、媒体曝光，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接受人大和政协的监督，接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对违反规定的，坚决查处，取信于民，让群众看到执政党管好自己的坚定决心和包容社会监督的强大自信。防止和遏制“中央强调抓一下，强调过后放一下，出了问题紧一下，形势好了松一下”的一阵风现象。
蔡玲：
第四，完善干部选拔激励机制。干部选拔标准是转作风的风向标。个别地方把是否擅长接待陪酒，当成衡量“干部素质”的标准，“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成了黑色幽默。少数干部谈到学习则以“工作忙、没时间、顾不上”为借口，“读书读个皮儿，看报看个题儿”。近期中央领导要求开会不念稿、讲实话、出实招，动手写文章，群众对此拍手叫好。读书学习是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本领、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要用良好的激励机制，引导干部少应酬，多学习，以好学风带动好作风。
罗富和：
请朱晓进委员发言，吴春梅委员准备。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江苏省委主委 朱晓进：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切实提高文化惠民工程实效》。
朱晓进：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在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但也应看到，在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时，一些地方未能充分发挥这些工程的文化和惠民功能，未能让群众从这些工程中真正受到文化之惠。主要原因是：
朱晓进：
一、对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目标和所要发挥的功能认识不清。满足于硬件投入数据，只注重建(文化)站、建(图书)馆、建(活动)室，但对于建成后如何发挥其真正惠民的文化功能，缺少后续考虑。对如何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文化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惠民工程缺少深入研究和应有的顶层设计。
朱晓进：
二、忽略对群众文化需求的对应性满足。在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时，对不同群体的真正的文化需求缺少研究，对如何发掘群众内生的文化动力、如何激发群众丰富自己文化生活的积极性缺少思考，文化的“送”与群众的“需”不匹配，未能引发广泛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文化惠民难以落到实处。
朱晓进：
三、缺少对文化惠民工程实施过程的监督和对实施效果的评估和检查。对已建成的文化设施所发挥的作用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有的地方只管设施建得好看，很少考虑如何用得更好。农家书屋少有读者，满书架的书没有几本是群众爱读的。不少文化站被出租、挪用。专职的乡镇、社区文化工作者忙于应付政府的其他工作，在编不在岗、有编没有人的情况也比较突出。
朱晓进：
四、文化惠民工程中对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面还相对较窄。有的地方在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中，缺少对文化资源，特别是当地的地方文化资源和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对群众喜爱的民间文化活动和民间文化队伍缺少必要的扶持、引导。
朱晓进：
为了让各地的文化惠民工程达到更好的效果，建议：一、要进一步提高对文化惠民工程目的和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提升文化惠民工程实效。各地要提高对文化惠民工程目的和意义的认识，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文化惠民工程的功能定位。对已开展的文化惠民工程进行全面总结，要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以群众的文化需求为出发点，让群众得到更多的文化实惠。
朱晓进：
二、面向基层，努力激发群众内生的文化活力。要围绕如何增强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创造活力，让群众在基层文化活动中唱主角，为群众提供广阔文化舞台，建立并完善基层群众文化队伍，积极推动基层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朱晓进：
三、完善制度，充分发挥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在文化惠民工程中的功能作用。应加强对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效果的评估，建立文化惠民工程实施绩效的评价标准体系，完善基层文化单位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情况、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使用情况的监督考核制度。应明确基层文化馆(站)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求，要发挥他们在文化惠民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组织、指导和协调作用。
朱晓进：
四、发掘、利用各种文化资源，用于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把利用地方和民间文化资源纳入到推进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把能否用好地方和民间文化资源纳入到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效果评估体系之中。应对各地的民间文化资源现状进行全面、深入调研，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包括各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成功经验。
朱晓进：
五、切实提高文化惠民工程实施中的文化引领作用。文化惠民工程应紧密结合“五位一体”建设来展开。在文化惠民中，要坚持文化价值观的进步性，要防止文化繁荣表面现象背后落后文化意识的抬头。各地要强化文化惠民工程对社会转型中人们的思想道德、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的引领和影响作用。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形式，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凝聚社会共识、构筑兴国之魂的目的。
罗富和：
请吴春梅委员发言，许荣茂委员准备。
合肥市副市长、致公党安徽省委副主委 吴春梅：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重视帮扶社会新底层群体》。
吴春梅：
社会新底层是伴随我国转型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社会群体，包括蚁族、城市打工者、农民工二代、小手工业者等社会群体。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城市打工者是在街头揽活的人群；农民工二代是户口在农村、生活在城镇，没有土地，不像父辈一样还有退路的一代人；小手工业者是占有少量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生产资料，自己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依靠出卖成品作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群。
吴春梅：
与以往那些经济贫困、受教育程度低、个人能力弱的社会底层民众相比，新底层群体具有以下特点：或多或少接受过正规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在资讯获取和信息技术的运用上具有一定优势，身居城市却难以享受城市生活便利，各项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正在被边缘化等等。作为社会低收入群体，新底层群体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如就业不稳定，生活压力大；社会保障不完善，后顾之忧多；自有住房比重低，居住环境差；文化活动匮乏，精神生活不丰富等等。特别是他们能够熟练运用网络平台发布自身的困难和诉求，容易引起其他底层成员共鸣，产生较大社会反响。
吴春梅：
为积极适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最大限度地团结和联合新底层群体，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确保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必须重视和加强对他们的帮扶。为此，要根据他们的特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吴春梅：
一要加强调查研究。一方面，新底层群体是推进转型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新底层群体由多种成员构成，他们在就业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相关部门要把帮扶新底层群体摆上重要位置，列入议事日程，加强调查研究，全面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准确把握他们的发展趋势，为做好帮扶工作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吴春梅：
二要制定帮扶政策。对于蚁族，要在劳动力市场开辟绿色通道，帮助他们找到学有所用并有适当收入的工作。对于农民工二代，要想办法解决他们在户籍、社保、住房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于城市打工者，要建立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提高社会对他们的信任度。对于小手工业者，要在税收优惠、场地提供、产销服务等方面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加大民间救助力度，形成帮扶的强大合力。
吴春梅：
二要制定帮扶政策。对于蚁族，要在劳动力市场开辟绿色通道，帮助他们找到学有所用并有适当收入的工作。对于农民工二代，要想办法解决他们在户籍、社保、住房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于城市打工者，要建立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提高社会对他们的信任度。对于小手工业者，要在税收优惠、场地提供、产销服务等方面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加大民间救助力度，形成帮扶的强大合力。
吴春梅：
三要畅通利益表达。新底层民众从组织结构上看是松散型人群，与他们及时沟通的最有效方式是网络平台。可开设相关论坛，扩大与他们的联系面；开展网络调查，及时掌握他们的政治态度、利益诉求和思想动向；通过网络宣传，加强舆论引导，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利用网络平台，在维权、咨询等方面为他们提供多种更为便捷的服务。
吴春梅：
四要拓宽民主渠道。积极培育新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和社区的作用，提高新底层群体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拓宽参政议政渠道，满足新底层民众的参政议政意愿，切实保障他们有序参与政治，享有法律赋予的各项政治权利。
罗富和：
请许荣茂委员发言，孙贵宝委员准备。
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许荣茂：
我发言的题目是《借鉴香港基层管理经验推动内地“幸福社区”建设》。
许荣茂：
在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努力构建“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推动中国特色的“幸福社区”建设，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科学实现社会服务管理的基础。当前内地的社区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困境：
许荣茂：
1.自治能力不强。社区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组织偏离了自治功能。基层没有相应的人、财、物资源的调配权，“费随事转”的原则缺乏具体制度，无法真正落实，造成服务和管理缺失。
许荣茂：
2.公共投入不足。硬件方面，社区工作所需配套资金投入未纳入统一规划，建设社区所需的卫生、体育、文化等设施还不够健全；软件方面，社区组织人才匮乏，难以适应社区建设需要。
许荣茂：
3.社会参与不够。社区建设大部分依靠政府资金投入，民间资本参与少。此外，社区内委托性的专业服务和针对性的特约服务缺乏，无法满足多元化需求。
许荣茂：
4.社区认同感缺乏。很多现代社区由于人口流动快、人员结构差异大、社区内交流缺乏，导致很多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强，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不高。
许荣茂：
香港在社区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希望对完善内地社区管理、建设“幸福社区”有所借鉴。
第一，形成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社区管理机制。区别于内地的“行政化”，香港的社区管理高度突出非政府组织的主体作用，政府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服务质量监测者。香港目前已有超过300个非政府服务机构，管辖约3000多个服务单位，为市民提供了超过90%的社区服务。
许荣茂：
第二，形成以民生为重点、以服务为导向的社区服务体系。香港特区政府逐年增加投入，通过多种方式丰富社区服务内容，构建了家庭及儿童服务、医务及康复服务等多个领域的服务体系。“香港新家园协会”作为社会捐资投入的非牟利组织，积极深入社区开展多项服务，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许荣茂：
第三，形成专业化社工队伍，自主服务理念深入人心。截至今年2月底，香港注册的社工人数为17531人，其中非政府人员占54%，拥有社会工作学位的达62%，提供了60%以上的社区服务，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许荣茂：
内地“幸福社区”建设应参考香港经验，集各方力量，将社区打造为居民高度信赖的温馨家园。建议如下：
许荣茂：
1.在体制机制方面，推进社区管理创新，加强社区民主自治。一是进一步突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按照“权力下放、重心下移”的原则向社区转移，制定法律法规协调社区利益主体间关系，为社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建立社情民意表达机制。逐步扩大换届直选，切实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努力形成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体系。
许荣茂：
2.在运行保障方面，加大社区建设的资金、人才投入，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一是探索市场化和社会化思路，鼓励社会资金进入社区，设立社区建设基金，加快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支持为辅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模式。二是加强社区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人员职业化、专业化，研究制定社工资格认证、职业规范、薪酬标准等系列制度和配套政策措施，推进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企业、高校的互动，吸引优秀人才参与社区建设。三是完善政府购买服务财政支持机制，突出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服务中的主体地位，支持其他社会力量通过资源提供参与社区治理，引导和鼓励实力较强的民间组织向产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
许荣茂：
3.开展多种形式的“幸福社区”建设活动，挖掘社区文化内涵。引导形成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在全国开展“幸福社区”试点工作，加强社区交流互动，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罗富和：
请孙贵宝委员发言，连介德委员准备。
建宁夏区委主委 孙贵宝：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尽快制止中央某些政策法规“空转”》。
孙贵宝：
当前全国各地区正在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改进工作作风，但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中央某些政策法规出现“空转”现象。
孙贵宝：
一、中央某些政策法规“空转”的表现形式。
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中央政策法规的措施，但落实中成了会议对会议、政策对政策、文件对文件的过程，“替换性”执行中央的政策法规。
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央某些政策法规时，对政策精神和内容故意曲解，对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执行者本人有利的部分“选择性”执行。
一些地方或部门出台的“红头文件”，本应细化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但实际出台的却是带附加条件的甚至与中央政策法规相违背的“土政策”，“附加性”执行中央政策法规。
一些地方政府表面上表示要加大监管力度，暗中却为不法商人和违法企业“开绿灯”，充当代理人，“欺骗性”执行中央政策法规。
孙贵宝：
二、导致中央某些政策法规“空转”的原因。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中央某些政策法规出现“空转”现象的根本原因。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利益集团在政策法规执行过程中，一味强调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利益集团利益，对中央政策法规肢解、曲解，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权力寻租是造成中央某些政策法规“空转”的关键原因。权力通过政策执行主体角色异化改变公共政策的本意，使政策法规执行走样，甚至落空。
孙贵宝：
政策本身的缺陷是造成中央某些政策法规“空转”的制度原因。一些部门制定的政策法规本身具有缺陷，脱离地方实际，缺乏科学性、严密性、严肃性、全局性，政策的权威性和可行性欠缺。
孙贵宝：
政绩考核体系的偏差是造成中央某些政策法规“空转”的重要因素。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中考核指标设计缺乏科学依据，过于偏重经济发展的内容。考核内容随上级领导意图变化，比较随意。
孙贵宝：
政策法规执行监控不力是中央某些政策法规“空转”的体制原因。政策法规执行监控机构法律地位低，权威性不够，独立性不强，受权力干扰大，下级监控上级、部门监控政府，机构设计的缺陷使监控效率递减。
孙贵宝：
三、中央某些政策法规出现“空转”的后果。严重影响了政策法规有效作用的发挥，使政策法规效力出现零效力甚至负效力，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执法甚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损害了法制统一和市场统一，而且削弱了中央的调控能力。严重损害了政策对象的利益，挫伤了政策对象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损害了政策制定、决策机构的形象，影响了政策对象对政策制定、决策机构的信任。
孙贵宝：
四、尽快制止中央某些政策法规“空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在于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使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保证政令畅通。为此建议：
孙贵宝：
(一)进一步树立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建立干部政绩的科学考核机制。
孙贵宝：
(二)完善权力制约体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不能成为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甚至成为政策执行的腐蚀剂。要明确划分国家机构之间权责范围，理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完善人大对行政执行权的监督办法。
孙贵宝：
(三)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来保证，而民主决策和科学政策评估是保证政策科学性的前提条件。要进一步完善决策体制，使出台的政策法规更具有科学性、严密性、严肃性和全局性。
孙贵宝：
(四)完善政策法规执行的监控系统。通过立法，以法律保障监控部门独立的地位，赋予更大的监控权力，增强政策执行监控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
罗富和：
请连介德委员发言，周新生委员准备。
台盟海南省委主委 连介德：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加快商签两岸文化交流框架协议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化》。
连介德：
绵延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结晶，是全体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创造，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共同精神家园，需要我们倍加珍惜与呵护，不断继承与发扬。
连介德：
中共十八大强调指出，要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务实的精神和有效的举措，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精神支撑、更加旺盛的生机活力、更加丰富的人文内涵。
连介德：
为此我们建议，以加快商签两岸文化交流框架协议(台湾方面称为“文化ECFA”)为抓手，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化，从而有力地增进两岸同胞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更好地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
连介德：
当前，商签两岸文化交流框架协议，具有较为有利的条件。
一是基础牢固。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格局的形成，两岸文化交流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升，范围遍及文学、艺术、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科技、教育、体育、历史、宗教、新闻出版等领域。通过交流，消弭了隔阂，增进了感情，也为商签协议创造了条件。
连介德：
二是时机难得。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巩固深化期，加快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化建设步伐，无疑可为双方开展政治对话做好必要的铺垫和准备。
连介德：
三是歧异较少。目前看，这个设想不涉及政治性敏感问题，与两岸的相关规定没有冲突和矛盾，也不存在较大的人为障碍。基于此，我们建议：
连介德：
第一，两岸协商适时设立文化问题专门委员会和互设文化办事机构。由于商签文化交流协议领域广、范围大、项目细、时间长、程序繁杂，全部由两岸“两会”承担显然不现实，宜设立政府授权、双方专家参与的专门委员会来具体商议。同时，鼓励两岸民间文化团体互设办事机构。
连介德：
第二，仿效ECFA，先谈框架，后充实补齐细则。考虑到文化也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故可仿效商签ECFA的办法，先谋定框架，后商量细则。框架可包含相关协议的主要原则、理念，以及协商的阶段、进程、时间表等。
连介德：
第三，通过大力推动落实具体的文化合作交流项目，将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推向深入。一是共同整合经营“孔子学院”与“台湾书院”。目前大陆已在世界各地设立了300多个“孔子学院”。台湾从2010年起也开始在境外设立“台湾书院”。两者都意在传播中华文化，功能、内涵基本相同。建议双方友好协商，实现资源整合、共同管理，形成合力。二是共同致力于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建议两岸史学界专家学者共同成立中华历史文化研究机构，共同举办中国历史文化源流及趋势研究方面的论坛；把两岸文博单位及民间的文物史料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合力发掘、考证、研究，在取得学术成果的同时，为增进两岸文化认同拓展新的空间。三是共同打造文化交流合作精品。积极办好“两岸民间艺术节”“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两岸文博会”“两岸图书交易会”等重要活动，并筹办抗战文化、中华复兴之路等高水平论坛，弘扬中华文化的精髓与时代精神。
连介德：
第四，营造有利于文化交流合作的宽松环境。落实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共同维护两岸文化市场秩序。扩大两岸出版物贸易和版权贸易，拓展广电媒体交流，加强数字新媒体合作。促进两岸文化创意产业探索整合，提升整体竞争力，共同拓展海外市场，扩大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连介德：
我们希望，在当前这个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通过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共同保留、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情感智慧和美好愿景，使文化认同更有力地助推祖国统一，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连介德：
请周新生委员发言，张恩迪委员准备。
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 周新生：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
周新生：
最近，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到，女儿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是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可不是吗？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求人的主体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布衣百姓，大有无人不求人之势。求人的客体是在各个涉及公共利益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式求人图卷。
周新生：
在求人图卷里，中国人传统的人情世故得到演绎，使得本来处于困境寻求帮助的事以及原本正常靠制度靠法制应办的事变得几乎事事求人。求人成了常态，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得不堪重负，变得变了味道，从而形成了若干潜规则，形成了权钱交易，形成了人身依附，形成了特权，形成了不公平。求人的需求被无限扩张，那么，争取能求到人变得非常重要。为此，编织关系网、疏通关系、维持关系、寻租、请客送礼耗费了单位、家庭及个人的诸多资源和精力。在这样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人际关系维系的社会中，人情世故自然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这种状况把人才的才华和注意力吸引到了关系学和钻营上，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创新能力。
周新生：
人情世故本是一种正常的交际与生活方式，但是求人变得无处不在且成为利益交换时，便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人情世故在中国就像一张大网，铺得哪个角落都是，使得必要的交往演变成为精神压力，人情成为债，人人为其所累。中国自古注重的礼尚往来、“君子之交淡如水”正在成为稀有物。
周新生：
究其原因，我认为，首先，是优质资源稀缺。试想当优质幼儿园、优质中小学资源丰富的时候，恐怕为此求人的人会少许多。其次，是制度有漏洞、有弹性，有的制度执行不好，这些均可导致寻租求人的行为，可谓有需求亦有供给。第三，是改革不到位。原本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但很多地方靠权力和关系。这反映了市场化改革在一些领域滞后，政府职能改革仍不到位。在人们眼中，靠市场、靠政府、靠制度、靠法律不如靠关系，有了关系什么事均可变通，均可摆平，均可办到。法的尊严、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公理、市场的规则均可挑战，均没有关系管用可靠。第四，是对权力的监督远远不够。权力在一些掌握权力的人手中变成了交易的工具。权力的运用、优质资源的配置公开透明不够。导致权力资源少的一方向权力资源多的一方示好，以寻求更多的权力和实惠。最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社会生活中沉渣泛起，如权力至上、官本位、人身依附、特权思想等等。
周新生：
求人现象普遍化后，后果极其严重。它破坏了公平、公正，恶化了社会风气，损害了社会道德以及党和政府的形象，毒化了国人的精神世界，不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因为，求人会使人在被求者面前低三下四，点头哈腰，长此以往，会使人的人格、骨气受损，投机心理和习惯在不断求人的过程中养成。因此，必须下力气整治求人之风，努力让国人尽量不求人、少求人。
周新生：
建议：在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同时，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不断提高民生急需的优质资源的供给。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改革政府行政职能，减少政府对优质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大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完善制度，提高制度刚性，设计严格办事程序，使寻租者无市场。在国民中倡导良好健康人际关系，开展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教育，宣扬尚德、遵法、依规的理念。建立公共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分配、使用和管理的公开透明机制。乘着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整治社会风气及反腐败举措实施的东风，重点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为国人精神减负，让国民活得轻松一些，快乐一些。
罗富和：
请张恩迪委员发言。
致公党上海市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 张恩迪：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加强海外引智工作大力推进人才国际化》。
张恩迪：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积极引进和用好海外人才”。海外人才在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张恩迪：
致公党中央在调研中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始终把引进海外人才摆在人才工作的突出位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以优良的体制和环境集聚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海外人才回国创新创业明显加速，许多高层次创新人才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创办企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张恩迪：
据调研分析，海外人才引进后的服务工作还应进一步适应需求，主要问题是：
一、人才引进前期评估与后期跟踪服务机制不完善。一些地方人才、项目选择不尽符合区域特点和市场定位；人才引进前期缺乏充分考察评估，后期的跟踪、服务、评估和推广示范机制也不完善。
张恩迪：
二、支持海外人才创新创业的投融资体系不健全。目前，各地留学人员创业扶持资金比较分散，力度也很有限。海外人才带技术与本土企业合作固然会提供丰富的资金保障，但有效嫁接和稳定还需要体制和机制保障。
张恩迪：
三、知识产权保护薄弱影响海外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知识产权被剽窃现象时有发生，诉诸法律过程漫长繁琐；海外人才在创业发展过程中遭遇竞争对手的恶意打压时，缺乏法律援助和咨询。
张恩迪：
四、人才移民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国家出台了相应法规，很多地方也陆续制定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制度，但“绿卡”、居住证门槛高、适用范围小、办理手续繁琐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才国际化进程。
张恩迪：
当前，我们应进一步完善国内引智环境，坚持用国际化视野引进海外人才，用国际化标准完善体制机制，用国际化要求提升人才服务水平。因此建议：
张恩迪：
一、对政府资助项目建立和完善引智绩效评估机制。一是适时评估。重点做好人才、项目引进前期评估，两年后可进行中期评估，同时设定合理年限做长期评估。二是动态调整。实行“优胜劣汰，动态调整”的管理机制。三是分类扶持。对于着眼长远发展所选择的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扶持。
张恩迪：
二、加强统筹协调，有效整合资源。在保证政策延续性的基础上，研究建立海外人才创业创新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统筹机制。放宽对科技入股量的限制，帮助留学人员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完善研发失利的风险补偿退出机制等。要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优势，制定鼓励高校与海外人才企业合作的政策及相应的奖励和补偿办法，加强知识产权交汇、仪器设备共享、技术转移合作等方面的中介服务等。
张恩迪：
三、搭建海外人才合作交流平台。海外人才合作交流平台的建立不仅仅依附于创业园区之间的交流合作，更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建立专门的办事机构以及专项资金支持等来保障合作创业平台的建立，实现海外人才交流合作的绿色通道。
张恩迪：
四、积极保护海外人才创新创业的合法权益。对海外人才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在创业发展的过程中遭遇跨国公司等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纠纷，应整合相关专家资源提供法律援助和智力支持，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对于引进重大技术创新的合作人才，应加强审查力度，避免相关知识产权风险和法律风险。
张恩迪：
五、创新机制，进一步完善国际化人才居住发展环境。完善移民“绿卡”制度，简化海外人才往返签证手续等，方便创业人才往返；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薪酬激励体系，对于国家急缺人才可参照国际同行薪金水平；建立海外人才创业导师库和优秀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案例库等制度；以国际化标准培养本土人才，完善国际合作办学与交流制度。
罗富和：
今天上午的大会发言进行完毕。现在休会。谢谢大家。
中国网：
本次直播到此结束，谢谢网友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