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彪在今年“两会”上发言

　　本报讯(特派记者 冯志刚 发自北京) 社区被誉为城市的细胞，它的功能是否齐全、服务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健康、和谐。

　　“我们社区承担的行政管理事务有24项内容，一天要参加街道一级的会议有5个。这是在为政府“打工”，而不是在为群众打工。做基层工作有个体会，找大领导办事容易，找小领导办事很难……”

　　3月7日下午，广东团集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这番话引来关注。3月9日晚接受都市快报采访时，张育彪说，这次发言没和深圳的官员商量过，不过有关部门领导已经找他问询情况，“应该是个好信号”。

　　发言后，朱育彪收到了南岭村村民的短信、电话，都是“力挺”他的。“我本来就是他们选出来、代表他们说话的。”这次上京前，父亲特地给他造了一块木匾，刻着“肩负重任赴京 牢记人民感情”，要他拿着这块匾和全村村民合影，希望他知道为谁到北京去的。

　　社区10多个人要服务几万人

　　39岁的张育彪这次连任全国人大代表。此前，他担任过镇、区、市、省各级人大代表，有十多年履职经验。

　　1994年，张育彪拿到硕士研究生学历后，回到故乡南岭村，接任父亲担任村主任、村支书。原本贫穷的南岭村，现在拥有集体资产超过20亿元。

　　南岭村现有原住民800多人，外来人口高达5万人。张育彪说，南岭村社区居委会10多个工作人员，实际上承担了为几万人服务的职责。

　　去年全国“两会”上，张育彪就直言，由于街道等上级下派事务，原本“只是协助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的社区，变成了“小政府”，牌子挂了不少。当年“两会”结束后不久，南岭居委会就接到上级文件，摘掉了41块牌子，只保留“中国共产党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综合委员会”和“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居民委员会”两块。

　　“我想牌子卸掉了，事情应该会少一些，后来发现事一样没少。减轻的只是墙的负担，工作人员还是累得腰酸背疼，对上面布置的工作应接不暇。”张育彪之后几次向街道反映，却不了了之。

　　今年“两会”前，张育彪就打算在会上再提这个问题，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重视，解决问题。他说，当时心里没底。

　　一人应对上级三四个部门

　　每天工作10小时经常要加班

　　“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社区民兵营、社区诉求服务平台、社区工会委员会、社区残疾人协会、社区教育工作站、社区法律援助点、社区妇女工作委员会、南岭村社区工会、社区劳动保障窗口……”张育彪掰着指头数那些一度被摘掉的牌子——几乎涵盖了人生活工作的所有内容。

　　“一些牌子意味着做事。”他举例说，社区妇女工作办公室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但挂了7块牌子，其中计生工作4块：计生协会会员之家、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社区生育文化中心、社区计划生育协会等。

　　“街道每个职能部门几乎都能在社区找到一个对应的牌子，很多由政府工作人员做的工作，都被安排到社区去做。”张育彪说，社区每个工作人员要应对政府三四个部门，每天工作10个小时，经常要加班，大家抱怨不止。

　　在深圳多个社区反映下，2012年8月，深圳市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50个社区，大体都有三四十块牌子，最少的16块，最多的61块。一些不该由社区行使的职责，也交给了社区。当时的意见是进行专项治理，但后来没了下文。

　　这不是孤例，《南方日报》说，2011年，广州下属某区社区居委会所承担的工作任务有106项之多，各种考核、评比和责任状近30个。承担治安管理、安全生产、计划生育、市政维护经费至少两三百万元(几乎全部由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社区经常面临办公经费不足、干部工资待遇偏低等问题。《华商报》说，西安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由基础报酬、补贴、年限报酬组成，加起来2500元左右。

　　一个专项工作每月上报指标300多项

　　张育彪说，几乎所有的精力，都在应付检查、写材料等，实际上是在完成上级布置下来只落实在纸张上的“指令”。街道每个部门都可以对社区进行考核，这导致社区忙于应付，甚至有时不得不作假以便过关。“很无奈，作假也得做。有时实在看不过去了，就直接顶回去，但你不能总这样呀，人家到领导那里告你不配合工作，领导也不高兴。”张育彪一肚子苦水：“总得维护好和上级的关系，戴稳了乌纱帽，才能为老百姓做事吧。”

　　张育彪举例说，街道去年要求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有50多项，由于社区人力不足、经费不足，很多行动只能停留在方案、会议、报表、总结和汇报上。一个专项工作，每月要求社区上报的考核指标就有300多项。

　　“作为基层服务机构，应该是以服务为主，面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照搬上一级机构的做法，把社区服务机构变成级别最低的衙门。”张育彪说：“有些社区图书馆，白天开门，晚上锁门，这有什么用？外来务工人员根本用不上，这不是服务官僚化是什么？”

　　社区工作好不好，应看居民满意度

　　张育彪说，本应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作为考核指标，事实上考核的却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填报材料上的满意度。与卫生相关的指标，居民没有发言权，来社区看一下的检查组却拥有大权。往往检查组过来看看，随便走动下，拿着材料走人。社区“服侍“好了，材料填报得好，就可以得高分，反之就不及格。

　　“这样的检查，不管得分和排名有多高，都和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感没有关系。”张育彪说，这个情形下，上级“逼”着社区认真写材料，将工夫花在写材料上，公共服务只能先放一边。

　　他经常听到社区居民抱怨，说政府为搞活动而搞活动，没有把群众喜不喜欢、参与面大不大、收获多不多作为最终目的。

　　朱育彪举例，办理房屋租赁合同是社区日常业务之一，本来居民要提交的材料就很多，现在还要再签两份责任书，内容涉及治安、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等管理责任，“多签这么多东西，服务内容没有增加。政府是方便了，群众却不方便了”。

　　“真的有用吗？”他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