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经活络交通牌
通经活络交通牌
■本刊记者 付倩倩
2小时23分，这是记者乘坐动车从合肥到武汉的时间。合武客专铁路线建成后，合肥与武汉之间的铁路里程由565公里缩减至351公里。
2013年2月，湘鄂皖赣四省省会城市会商会在武汉召开，对于合肥加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带来的影响，合肥市市长张庆军用一个“近”字来形容。作为长三角与长江中游两个城市群的成员，合肥自然而然成为两大经济板块的联结者，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但要达到一体化协同，交通先行就成为必须下活的一步棋。
“想要富，先修路。”这句平实的大白话今天依然适用。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之路上，交通是四省最一致的破题之选。
“祖国立交桥”
一年前的2012年2月，湘鄂皖赣四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聚首武汉，共同签订《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示范区合作意向书》。未来10年，四省共建国家级综合运输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大宗战略物资集散中心。“城市群的发展，交通是第一道门槛。要成为一个集合体，首先内部的交通循环要非常通畅。”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分析说。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交通网络中，省会城市无疑是重要节点。目前，合肥到南昌、长沙还没有开通动车组，四个中心城市之间尚未形成环状快速铁路网。下一步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构建“2小时高铁交通圈”。根据四省达成的交通合作协议，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四市将依托武广、合武、京九、沪昆铁路线，以及建设合九、武九客运专线，重点突破省会城市间高速铁路的无缝对接。
当然，交通一体化不单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成员的夙愿，也是国家视角下的战略思路。国务院在《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已明确提出要在中部地区发展综合运输体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战略研究会会长程必定告诉《决策》：“一个重大的区域战略需要两个方面结合，一是自下而上的诉求，二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需要，两者相互结合才能一拍即合。”
2011年10月，交通运输部领导到武汉出席一次全国交通运输系统的会议时，在与湖北省领导的会谈中，“祖国立交桥”概念被提出。在这个计划中，武汉作为圆心，形成四通八达的立体化交通网络。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示范区可行性报告》中建议，四省建设“四纵四横”综合运输通道，形成向外连接周边中心城市、城市群和区域经济中心的放射状通道布局。在这个“祖国立交桥”中，以1000公里为半径，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均能在4小时到达。
在综合交通运输示范区中，长江无疑是最独特的优势，中游地区更是发挥长江功能的关键点，程必定告诉《决策》：“中游兴，全流域兴；中游通，全流域通”。随着武汉新港启动，已基本形成以武汉为核心，宜昌、荆州、黄石、岳阳、九江、安庆等为支撑的沿江港口枢纽群，以合肥、长沙、南昌为中心的内河航运体系。
按照湘鄂皖赣四省交通运输部门的合作规划，“祖国立交桥”将以交通运输示范区的主题，争取上升为国家战略。
“断骨”与“瘀血”
四省推进交通一体化的愿望是强烈的，但对阻碍一体化的症结，给人的感受同样也是强烈的。
以“断头路”为例，四省交界地至今还存在着18条未修通的“断头路”。一尺不通，万丈闲置。2009年即已建成通车的武英高速在大别山深处的枫树岭隧道戛然而止，因未与安徽段连通，目前这条高速每天的车流量仅为3000辆。同样通向安徽的武麻高速则为8000辆，畅通的武黄高速更是高达2万辆。一旦打通与安徽岳西的高速路，武英高速就可以与六安至潜山高速公路对接，湖北的罗田、英山即可快速直达华东地区。
至于断头路出现的原因，专家分析道，经济发展战略往往是修路的指挥棒，各省都有自己的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安徽主要以南京、上海为主，江西更愿意打通到浙江的高速公路，而湖南显然更倾向于与广东方向加强联系。
在水运上，连通四省的长江黄金水道也时常在枯水期发生碍航现象。在四省交通运输厅的会商中，湖北积极与安徽合作，将航道水深由目前的4.5米扩展到6米。依托港口，一大批物流园区项目也亟待配套建设。
如果说硬件设施不足是交通一体化的“断骨”，那么软性服务的衔接障碍就是畅通中部的“淤血”。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尤习贵认为，推进交通一体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一体化，二是运输市场管理实现对接，形成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
目前，安徽、江西与长三角地区之间已经实现ETC联网。在高速路口收费处，传统的人工车道通行能力大约为每分钟4台车，而换成ETC车道的话，通行能力可以达到每分钟25台，提高6倍。张庆军表示，现在的信息技术完全可以实现“一卡通”，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实现“不停车收费”，至少少一次停车启动，减少汽油燃烧和废气排放。
关于ETC跨省联网的难点，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汪鸣认为，恰在于原本分省分段收取的费用，联网后将并入一家企业或者第三方，怎样保证结算信用和监管都需要解决。这是典型的一个小问题阻碍了大交通。
区域利益是粘合剂
如何加速缝合四省间交通一体化的断裂？首先需要统一意识，整体利益观念至关重要。
作为独立的行政主体，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成员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但在区域合作上，“各级政府都需要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将自身发展与整个区域板块的崛起紧密相连。”湖北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认为，“区域合作要算大账，算综合效益的账，不能只算自己的小账。”
地处上海南侧的浙江嘉兴市，就是一个典型样本。嘉兴市面积不足4000平方公里，却拥有18个高速出入口、80个车道，是整个长三角地区道口密度最高的地级市。嘉兴市交通局负责人的解释是，以嘉兴自身的需求而言，并不需要这么多高速公路，有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为整个长三角服务的。
从2011年开始，“舒经活络”的合作举措已经展开，18条断头路已经有13条陆续接通。用尤习贵的话来说，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示范区，不仅要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对接问题，也要解决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问题。根据湘鄂皖赣四省交通运输厅的合作意向书，四省成立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示范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建立省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调机制，健全四省交通运输厅长定期联席会议制度、联络员制度、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协调制度以及重大政策、决策、信息资源交流共享制度等跨省议事协调运行机制，建立长江中游统一的ETC结算清分制度和体系。
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告诉《决策》一个例子，或许可以看作四省在交通合作上取得成效的缩影。过去，因为通行能力设计的限制，九江长江大桥成为沟通南北的一大“堵点”，鄂赣皖省际高速常常受阻。为此，三省高速公路黄梅区域省际联动应急机制应运而生，实现了跨省多部门分工负责、协调联动，从国庆、春节黄金周小汽车免费通行的实践来看，呈现出“堵点不再堵、高峰不见峰、集中无滞留”的全新局面。■
错位集优的产业合力
■ 本刊记者 付倩倩
“四市之间不仅是竞争关系，更是抱团发展关系。任何一个市的发展对其他市都是机遇，四市相互‘补台’才是关键。”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在四省会城市首届会商会上的发言，阐述了长江中游地区合作共赢的关键点。
城市群发展的实践表明，产业链分工是合作的核心，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梦“第四极”的最大推动力。正如武汉市市长唐良智所说：“区域合作的核心，在于产业大对接，形成互相融合的产业集群。”
相较于硬性任务式的政府合作，基于市场需求的产业联合，无疑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弥合方式，潜移默化间将触角伸向对方，将行政地理概念改写为经济地理概念。
产业弥合的触角
欧宝机电有限公司坐落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家来自湖北黄石的企业2012年在中国压缩机市场上的销量达到2002万台，名列国内第一。
转战安徽的理由简单而充分，市场决定走向。这里聚集了国内外众多的家电巨头，美的、格力、西门子等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欧宝机电的客户。将企业设在安徽，每年节省的运输成本高达2000万元。
同样是在芜湖，奇瑞汽车的总装车间生产线上，一道道安装工序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早在2007年，跨省战略合作的大幕就已开启，奇瑞、武钢、汇通三家公司共同组建成立芜湖威仕科材料技术有限公司。2009年，配套奇瑞80万辆轿车钢材配送中心项目首条生产线建成投产。通过合资方式，钢铁厂和汽车厂结成了紧密的产业链。
这些都是湘鄂皖赣四省开展产业合作的缩影。
据湖南省经协办介绍，从2006年到2012年，共有2140个湖北项目到湖南投资，实际到位资金693.36亿元，占湖南省到位内资总额的6.9%。仅2012年一年，就与湖北实施合作项目351个，实际到位资金达到170.12亿元。另据湖北省经信委主任欧阳万坤介绍，目前在湖北经商的湖南人有100多万，江西在湖北创业的也有三四十万人。
城市群的合作效应，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高速有效的资源配置。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先行启动的旅游一体化，为产业合作做了精准阐释。合武动车开通后，武汉、合肥之间的城际旅游日益火热，随着高铁动车的通达，从合肥包公祠到武汉黄鹤楼，再到长沙橘子洲，一直到南昌滕王阁，形成一条环形旅游经济带。湖北省旅游局市场处处长唐昌华认为，旅游业的特点非常鲜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依存度高于排斥性，从市场合作的角度看，是最有可能实现共赢的领域。
同质化困局
产业合作的重要性有目共睹，然而，不少专家和官员认为，目前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之间的产业竞争还大于合作，四省产业布局上都偏于重工业，且产业结构趋同。以汽车产业为例，合肥、武汉、长沙、南昌、襄阳、芜湖等城市，都把汽车作为支柱产业。从湖北的宜昌、武汉到湖南的岳阳，再到江西的九江、安徽的安庆，石化产业同质化同样很高。
湘鄂皖赣的产业同质化，从四省“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可以寻觅到踪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物流等产业，不约而同均被列入四省的重点发展目录。梳理四省千亿产业图谱，重合率达到6成。
另一方面，长江中游地区都面临着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在资金、项目争取上无疑都是潜在对手，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竞争。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分析说：“长江中游城市群与其他三极不同，大家处在一个平面上，经济发展的纵向梯度和横向分工都不十分明显。”在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是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上海与苏浙之间是一种高梯度和低梯度的合作。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是服务业中心，天津是经济中心，河北扮演腹地的角色，合作起来比较容易。
对此，秦尊文建议，要争取将长江中游城市群上升到国家层面，从国家的视角出发做一个大的规划，再对产业发展进行布局。吴传清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应该由国家牵头对城市发展做一个定位，这样就可以进行分工协作。
这种自上而下定位的可行性，可以从珠三角、长三角的身上找到影子。2008年12月17日，国务院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珠三角一体化成为国字号战略，同时明确广州、深圳、佛山、珠海等城市的定位分工，以及与港澳的合作。如今，珠三角的产业分工和配套体系优势明显，珠江东岸形成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西岸汇聚着家电产业、建材产业、纺织服装产业、装备制造业等产业集群。
“干自己最有优势的”
如何破解产业同质化困局，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融合面临的崭新课题。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产业融合需要差别化发展，在产业选择、规划布局上都要设计好。”湖北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告诉《决策》，“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特色优势的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内各地应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出发，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这与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战略研究会会长程必定的观点不谋而合，“各省在合作中要突出第一优势，互补次要优势，形成分工，分享产业合作的红利。
以四省都在重点打造的汽车产业为例。武汉集中了东风本田、东风乘用车、东风雷诺、东风扬子江、神龙、上海通用等十几家车企，年总产能近200万辆；安徽以自主品牌奇瑞和江淮为支柱，2012年产值突破1600亿元；湖南长沙汇集了广汽三菱、比亚迪等整车厂；江西亦在打造400万辆汽车生产基地。
“四省都在发展汽车产业，就可以进行乘用车、重型车等类型的细化分工。”程必定认为，“企业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市场洗牌中干自己最有优势的部分，在大的产业集群里突出细分，共享比较优势。”
与此同时，围绕优势产业开展上下游配套，也非常重要。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神龙公司，2012年从湖南、安徽、江西三省14家供应商处，采购了近亿元的汽车零部件。
这一点已在政府层面达成共识。长沙、合肥、南昌、武汉四市达成的协议中提出，共同推进产业协作配套，以四城市优势产业和骨干龙头企业为切入点，在项目合作、技术创新、协作配套、企业重组等方面构建长江中游产业协作发展平台，推进四城市企业间协作配套和产业合作互补，推进创新成果在区域内产业化，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
正如长沙市市长张剑飞所说，合作与竞争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有序竞争也是一种合作。
除传统制造业集中优势错位发展之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合作的突破口。吴传清告诉《决策》：“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于方兴未艾之际，四省的发展愿望都很强烈，很多领域还处于摸索阶段，竞争性相对薄弱，而且大家都有需求，因此壁垒少、合作空间大。”
“找准抓手、重点突破”，江西省发改委副主任吴晓军对城市群合作如何起步给出了八个字的答案，是对正确路径的概括。在产业错位发展中，只要把比较优势放大为集成优势，一定会达成“睿智”的合作。■
生态问卷求解
■ 本刊记者 付倩倩
2013年1月的合肥市人代会上，《关于大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环巢湖生态示范区的议案》，被列为重点督办的“一号议案”。在此之前的2012年11月，总投资500亿元的环巢湖生态示范区113个项目，就已开工建设。
合肥加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又多了一个共同语言。目前，合肥正在为环巢湖生态文明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努力着。
2013年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湖南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就《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进行讨论，隔湖相望的湘鄂两省正在推动洞庭湖规划上升为国字号。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同为“两型社会”试验区，环鄱阳湖城市群是生态经济区。契合十八大的鼓点，生态文明建设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提供了新主题。
那么，如何实现生态文明与经济繁荣协同发展？
共同的考题
以长江为纽带，长江中游地区拥有中国最丰富的江河湖泊水生态资源，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这是长江中游城市群面对的一道“必答题”。
实际上，解答这道考题的努力，一直没有停下。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一起，获批“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国家期望通过这样一个试验，探索出一条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新路径。2年后的2009年12月，国务院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明确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具有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条件，将其定位为建设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
行政区划调整后，建设“大湖名城、创新高地”成为合肥的战略定位。合肥提出未来5年要着力打造城湖共生、生态宜居的典范，坚持生态环保优先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全国著名的生态城。
有共同的主题就容易找到合作的交集，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告诉《决策》：“长江流域的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四省具有天然联系，更容易协同，去承担国家战略规划的功能。现在四个省一起合作，会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有利于抱团、发展。”这与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观点相一致：“长江中游地区的水资源比较丰富，是‘中国的绿心’，生态合作有共同的主题。”
正外部性
2月23日，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签订的《武汉共识》中，达成一致意见，将加强“三江四湖”水环境和流域生态保护的合作，共同争取国家组织启动编制长江中下游环保总体规划。
湖南重拳治理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或许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提供了一个协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微缩视角。
治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顽疾，是湖南建设“两型社会”试验区的重点突破口。湖南省政府专门出台《<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截至2012年底，湘江流域已关闭涉重金属企业773家，完成治理项目83个。在2013年2月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召开的相关会议上，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透露，湘江流域还有涉重金属小企业1365家，到2015年前，这些涉重金属企业要退出50%。
实际上早在2007年，湖南省就借鉴莱茵河的制度设计，提出“倒逼机制”，要求上游城市对下游城市负责。湘江流经的8市市长承诺联手治污，使得湘江治理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上游与下游、干流与支流、城市与农村同治。
湘江的治污也可以换位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协作。流域治理，最忌各自为政、各顾小利。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使得关联地区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也为合作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即共同发挥“正外部性”才能有利于整体发展。
再将视角放大，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空间可以拓展到共同争取开展环境税、排污权、碳排放量、节能量交易等试点，或者在技术上开展相关的环保科研课题合作，亦或建立区域环境安全预警预报制度和环境重大事故灾害通报制度，从而提高区域整体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认为，推进区域协调与一体化，首先要达成一个共同接受的有关生态环境的“生存底线”，不做以邻为壑、损人不利己的事，成全别人，最终是成全自己。
“蛋糕要做大，也要做好”
在采访中，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赞同一个观点，就是将长江中游地区整体打造成国家级生态文明试验区。因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沿海城市群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要规避这种路径，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就是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这是采访中被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观点。
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战略研究会会长程必定告诉《决策》：“以前强调经济发展要把蛋糕做大，现在更强调要做好。长江中游城市群既要经济发展，也要建设生态文明。”对此，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牺牲环境换发展，就好比‘用西服的料子做围裙’，绝不能做这样的‘傻事’。”
目前，探索一条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争取生态经济示范区的关键所在。武汉城市圈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
在武汉城市圈，格林美公司通过设立废旧电池回收箱，以及与超市合作等多种渠道，建立了覆盖5.8万平方公里和3800万人口的废旧电池回收体系，每年处理的小型报废电池占全国废旧电池总量的10%。通过废物循环再造钴、镍、钨、铜和金银等各种矿产资源，每年节约原矿石300万吨、减少树木砍伐1000公顷、减少水源污染30亿吨、减少土壤污染5000平方公里、节约标煤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万吨。
这种循环经济理念也延伸到跨城市的产业合作中。最典型意义的例子就是“青(山)阳(逻)鄂(州)”大循环产业经济示范区。在武汉市青山区，形成以钢铁、石化、环保等产业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产业链；阳逻开发区实施电厂粉煤灰、脱硫石膏、余热、循环水等综合利用工程；在毗邻的鄂州市，对应青山和阳逻的煤电化工产业，建设再生资源加工工业园。
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武汉城市圈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9万亿元，相比2007年翻一番。但城市圈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与2007年相比，分别下降了57.3%和58.8%。
“蛋糕要做大，也要做好”，这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探路生态文明建设最通俗，却也是最精准的表达。■
多层合作机制探路
■ 本刊记者 付倩倩
春暖花开的季节，合肥即将迎来一次重要的会议。
4月13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三次市长会议将在合肥召开，此次会议以“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新红利’——创新、绿色、融合”为主题，邀请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22个成员的市长到场。这是长三角城市合作中形成的一项较为成熟的合作机制。
将视角顺着长江推移至中游地区，2月23日，合作的鼓点擂起，湘鄂皖赣四省会城市首届会商会召开，达成《武汉共识》。从共识到行动，从破土到推进，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长江中游城市群深层合作的核心课题是合作机制如何建立。
“小三角”试验
2012年2月10日，湖北、湖南、江西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三角”概念明朗化。
9天后，处于三省交界地区的湖北咸宁、江西九江和湖南岳阳就有新动作。咸宁市旅游局率先邀请九江、岳阳两市旅游局来咸宁推介旅游资源，发出了合作探路的信号。随后三市提出打造“大三角”中的“小三角”，这里由此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试验田和先行军。
2月24日，岳阳、九江、咸宁“小三角”区域合作座谈会在咸宁召开。三市共同签订《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推动三市经济互融形成极、交通互联形成网、产业互接形成链、旅游互拓形成串、市场互动形成圈、教育互促形成片、生态互惠形成区。
选择藩篱最少的旅游作为突破口是“小三角”的明智之举，三市很快签订《区域旅游合作协议》，明确“资源共享、客源互通、品牌同建、市场齐管”的合作思路。
借助旅游合作，交通一体化也迅速被提上日程，武广客运专线和杭瑞高速大大缩短了三市之间距离，九江庐山至咸宁九宫山仅需1小时车程；高铁连接下，咸宁到岳阳更是只要20分钟。
与此同时，九江港、岳阳城陵矶港和咸宁港区口岸合作也在推动中，为“小三角”的市场对接创造条件。
对于这一连串的合作举措，九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占勇分析说，“小三角”的形成，是“中三角”的启动轴和核心增长极，有利于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2012年，咸岳九“小三角”合作初显成效，三市GDP增幅均超过12%。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告诉《决策》：“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可以从空间层面打开突破口，在区域内部的交界地搞一些合作试验区，咸岳九‘小三角’是很好的题材。”另外，还有个合作题材，是鄂皖赣交界地区的小池—九江合作。
为推动跨界合作，湖北省专门为小池镇发展下发了文件，为一个镇出台省级文件，这在湖北还是第一次。江西九江在制定“大九江”发展规划时，将江北小池158平方公里纳入规划，打造江北新城。九江到小池还开通了全国第一条跨省公交线路。
叶青一直呼吁九江跨江联动湖北小池的合作，他告诉《决策》：“现在九江联动小池正在形成，与之毗邻的安庆市也要加入进来，三地可以按一定比例建设150平方公里的合作开发区，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的先行先试区。”
由此可见，从交界地区合作点起步，然后扩大到长江沿线，最终扩展到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这种梯次推进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长三角”模式
合作机制探路的背后，是湘鄂皖赣四省一体化协作的迫切心情。
从2012年2月湘鄂赣三省签订《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到2013年2月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四省会城市举行首届会商会，达成《武汉共识》，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认为：“可以看出，三个省、四个省会城市都已经在建立合作机制了。”
对于多层次合作机制如何形成，吴传清分析说，“在已经形成的三大城市群里，珠三角因为处在广东省范围内，合作上少了一些障碍；京津冀地区的合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合作机制最好的是长三角，值得长江中游城市群学习。”
目前，长三角已经形成了三个层次的政府协作机制。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浦东开放开发带动长三角地区快速发展，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调组织应运而生。1992年，长三角经济协调办主任联席会议首次召开。随后，协调组织权限过小，难以有效推动合作的弊端显露。于是在1997年，主任联席会议升格为市长联席会议，会议制定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章程》。随着时间推移，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确立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环保等11个方面的重点主题。
为解决跨区域合作上的行政壁垒，长三角协作机制再度升级。从2001年开始，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建立，由两省一市常务副省(市)长主持，三地政府发改委轮流筹办。
在此之后，合作机制又经历了一次拔高，2004年，长三角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启动，民间通称“六巨头”会议，战略层面的决策有了一个定期会晤的平台。2011年11月，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合肥市举行，变成了三省一市“八巨头”。
这个由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构成的长三角合作机制，是目前跨省区城市群合作中，较为成熟的一种模式，也是采访中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屡次提及的合作机制。
“上面热，下面也要热”
“谈起长江中游城市群，眼下还是上层关注的多，基层关注的少；嘴上说的多，实际做的少；理论家讲的多，部门对接少；纸上东西多，落到实处少。”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综合处处长王小永概括的“四多四少”，形象地描述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中，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谈合作机制，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合作主体是谁。”吴传清分析说，“区域经济运行主体理论中提到的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政府，一是企业，还有一个就是第三部门，包括行业协会、商会等。”
首先，政府层面的合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引路者，是一个氛围的营造者，也是一个制度的供给者。”吴传清告诉《决策》。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对接，政府之间的协调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
其次，对于产业之间的合作，更多是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比如旅游一体化，景区与景区之间、旅行社之间的合作，一定是高效率的。同时，行业协会扮演的角色也不应该被忽视，“一个行业协会背后都是数量众多的企业，由企业的‘娘家人’牵头，合作起来更有平台，比如浙江商会遍布全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吴传清分析说，“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的作用，可以有效解决上下结合的问题。”
目前，无论是“小三角”的探路试验，还是四省会城市达成的《武汉共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更多还处在政府推动、营造环境的阶段。吴传清认为：“一谈到合作，往往就停留在政府层面，造成上面热，下面冷，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缺乏一个中间层。所以要培育具有市场独立意识、能够代表企业利益的行业协会，这是一个大趋势。”
最后，就是发挥媒体舆论和理论研究的作用。李光对《决策》分析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关键是要形成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产业、功能、技术、文化和组织等多方面的融合创新。特别是召开不同层次的论坛，是一种有效的推进方式。通过主题论坛，政府、企业、学者共同讨论，再加上媒体的舆论宣传，有助于形成共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以及东北合作论坛、西部论坛的实践，都是很好的佐证。
因此，开展分层次合作，在特定领域发挥政府优势，在另外的领域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企业、媒体、理论界多方发力，做到上面热，下面也热，便是一种合理和有效的合作方式。■
武汉：“领舞者”的担当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大城时代，只有核心城市才能决定谁会领袖群伦。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告诉《决策》：“在关于中部崛起的讨论中，《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文章分析说，中部缺少一个‘大上海’。”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则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是跳“集体舞”，武汉作为经济实力最大的城市，是一个“领舞者”。
长江中游城市群冲刺“第四极”，最大城市武汉就要有相应的责任和担当，更要体现出中心城市的“武汉气场”。那么，武汉作为“领舞者”的担当将是怎样的？武汉能否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拥有实力才能勇于担当
2012年11月，湖北省已向国家发改委提交《关于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请示》，恳请明确武汉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从全国城市群格局来看，国家中心城市的布局和国家级城市群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成渝经济区中，目前都布局有国家中心城市。秦尊文告诉《决策》：“国家中心城市必定需要广阔的辐射范围，长江中游城市群也迫切需要龙头城市的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已得到高层肯定，这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依托。”
经济实力论短长，武汉在全国的格局是怎样的？
2012年，武汉经济总量以8003.82亿元“收盘”，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位第四，挺进全国城市第九位，重返全国城市经济总量前十强。这是时隔22年后，武汉再一次站在中国经济版块最强方阵之中。
早在1984年，武汉一度位列全国第四，仅排在北京、上海和天津之后。后来随着沿海经济兴起，武汉至1990年跌出全国前10位。1993年，武汉经济总量跌入谷底，在全国总排名落后到第18名。自2009年起，武汉弯道超车，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先是赶上南京、青岛、宁波，在2012年超过无锡、杭州，以135亿元的微弱差距排在成都之后，成功回到全国前十位。“武汉要担当国家中心城市，经济总量靠后肯定不行。”秦尊文分析说，“2012年经济总量夺回前十，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归到原来应有的位置，显示武汉经济持续发展的实力。”
但武汉想要重回中国经济“第四城”，挑战很大。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在全国城市经济总量中排名前四位，第四名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是12950亿元，超过武汉4946亿元。广州的经济总量是13501亿元，超过武汉5497亿元，即武汉经济总量只相当于广州的59%。
不过，城市经济总量只是一方面，中心城市的功能发挥更为重要。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告诉《决策》，“武汉的标杆就是广州，因为与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不是同一类，但与广州都是副省级城市，都是省会城市。”
从城市功能上看，在体现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第三产业上，广州超过60%，武汉才刚刚超过50%。李光研究发现，近10年来，武汉的服务业比例只提高了1.4个百分点，这也直接影响到武汉中心城市功能的发挥，“武汉如果只追求发展像东风汽车这样的产业，就很难发挥中心城市功能。”李光说。
武汉与同在长江经济带上的西部中心城市成都相比，会是怎样的格局？2012年，成都经济总量以8138.94亿元，高出武汉135亿元，排在武汉前面一位。但在人均生产总值上，武汉高出成都23800多元。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认为：“成都的区位优势不如中部，武汉超过成都并不难，理想的排名应是第8位。2012年，武汉市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增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增速位居第1位。”武汉赶超成都，跻身副省级城市前三甲，已是“中气十足”。
在资源配置上，武汉在铁路枢纽、航空枢纽、电信交换等多个方面已经是全国“第四城”。如果单个城市不足以煮酒论英雄的话，与周边城市抱团，就是最优选择。
抱团是最优选择
刚刚过去的2012年，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四座省会城市的地区经济总量为21678.64亿元。在长三角，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四座城市的经济总量为47105.31亿元，是中部四省会城市的2.17倍，这就意味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四座最大城市的经济总量不到长三角四座大城市经济总量的一半。
在珠三角，四座核心城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的经济总量是38170.45亿元，中部四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只占珠三角四座核心城市经济总量的56.79%。
京津冀都市圈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的经济总量是40936.38亿元，长江中游四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占到京津冀四座核心城市的52.96%。
由此可见，武汉等长江中游地区中心城市，与东部沿海大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与中西部城市群相比，情况又将如何？
在成渝经济区，成都、重庆一小时都市圈，以及排名第三、第四的绵阳、德阳的经济总量是19630.3亿元，低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即便是再加上西安，“西三角”核心城市成都、重庆、西安的经济总量是21373亿元，仍然低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
通过数据对比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携手的经济总量，排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之后，位居中国“第四极”。这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冲刺“第四极”奠定下坚实基础，同时也能发挥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一个多中心城市群，四座省会城市之间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交友式”合作，更要实现“交融式”发展，这样的握手才会更有味道。
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与合芜蚌自主创新改革试验区，同属自主创新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试点的3+1范围内，有交集就可以相互合作，相互学习。“对外合作共赢，一定能为城市自身加快发展和中心城市功能提升注入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李光告诉《决策》。
最积极的推动者
从2010年开始，武汉一万个工地同时开工的大建设、治庸风暴、打造最优投资环境、建设概念性城市新区、城市功能转型升级，一连串的动作正在鱼贯而出、接踵而至。已经被搅动起来的武汉，正在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打造重回中国城市最强方阵的坚实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汉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构建上，表现得最为积极。不管是2012年2月的湘鄂赣三省合作框架协议签署，还是2013年2月的四省会城市会商会达成《武汉共识》，都在武汉上演。与此同时，外界对武汉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一致寄予厚望，这也是武汉肩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可以肯定的是，武汉要实现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靠单打独斗绝不可行，惟有与周边城市合力抱拳，跳出武汉城市圈，站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高度来谋划，才是上策。因为只有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的“第四极”，武汉才能真正站在中国最有实力城市之列。
与之相对应，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影响力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汉的带动力有多大。处天元之位是武汉的优势，湖北被誉为中部崛起的支点，武汉是“支点中支点”。湘鄂皖赣四省都期待强力复兴之后的大武汉，能够发挥上海之于长三角的作用，以“领舞者”的担当，在自身求变的同时，与周边城市展开深度互动。■
合肥：“大湖名城”的张力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省均已有自己的城市圈，四省省会连接，正好呈四边形。”2013年1月，合肥市市长张庆军在合肥市“两会”上，首次提出“中四角”的概念。
但行动比概念走得更快。2月23日，合肥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与武汉、长沙、南昌召开首届会商会。这也标志着合肥在2010年成为长三角22个成员市之一后，又正式加入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集体舞”中。“左右逢源”是对合肥区位优势的最好概括。
在双向合作的区域坐标系上，合肥一方面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同时还要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冲刺“第四极”增加正能量。
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大湖名城、创新高地”既是对合肥市总体的城市形象定位，更是长远的城市愿景。
合肥要实现自身的城市愿景，在当前扩大内需、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多重战略机遇相互叠加的政策利好面前，既需要从具体问题入手，打一场“阵地战”；更要有长远眼光，把握住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大脉动。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才能真正展现“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张力。
“最大的卖点”
“合肥的资源禀赋，最大的‘卖点’是巢湖和创新。”在2月19日的合肥市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上，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特别强调说，“打造‘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就是主动寻求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径，构建具有较高标识性的城市名片。”
首先从合肥发展的战略谋划来看，“大湖、名城、创新”是合肥的三个关键词，更是合肥城市战略定位的点睛之笔。不仅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放眼全国，合肥是唯一独立怀拥五大淡水湖之一的省会城市。“唯一就是独一无二的资源”，吴存荣认为：“使巢湖成为生态之湖、人文之湖、融合之湖，这是合肥成为名城的最重要基础和最大魅力所在。”
另一方面，“名城”绝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吴存荣概括说：“合肥要建设好‘六个城’，即实力之城、智慧之城、生态之城、创业之城、魅力之城、幸福之城。合肥的主要经济指标进入全国省会城市前十强，成为长三角的第四极，并率先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探索一条城湖共生、湖靓城美的发展新路。”
其次，从区域经济的发展态势上分析，目前跟合肥处在同一梯度的城市有很多。仅以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进十强”的情况来看，2012年，合肥与哈尔滨、石家庄、长春、西安和福州5个省会城市同处在4100亿元至4600亿元的区间，平均相差只有70多亿元，竞争十分激烈。
合肥要想在同一梯队中脱颖而出，迅速提升在区域竞合发展中的地位，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合肥有底气、有能力赶超福州、西安等省会城市，但在城市底蕴上的赶超，非一日之功。因此，作为后发城市，合肥必须把“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核心优势实现价值最大化，“探索出一条生态低碳、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双轮驱动’发展道路。”吴存荣说。
再次，从城市识别度的角度来看，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城市形象定位是一座城市特色和内涵的集中体现，综观世界各类名城，无一例外地都拥有极高辨识度的城市名片。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潘小平告诉《决策》：“在全国的省会城市中，成都是文化识别度最高的城市。”
观察比较合肥与周边的杭州西湖、南京玄武湖、武汉东湖后会发现，合肥环抱巢湖，自然山水风光和人文历史文化两方面资源兼备。站在构建“大湖名城”的定位来看，合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讲好故事，吴存荣认为：“合肥不缺乏历史，也不缺乏故事，缺乏的是总结提炼，缺乏的是精品力作。”
而要讲好合肥故事，文化便是最有挖掘潜力的资源，吴存荣在阐述“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内在关系时说：“大湖名城的‘名’，文化是主要内容；创新高地的‘高’，文化是重要台阶。”对此，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许昭堂认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是本土文化与未来发展前景的合唱曲，一方面折射着合肥深厚的底蕴，同时也是未来发展的愿景。这不仅仅是过去时，更是现在时或将来时。”
而且，有文化内涵的“大湖名城”，一定是幸福之城。吴存荣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质上是一场“幸福的革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关于城镇化的讨论是最大热点之一，但所有的观点都集中认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只有更加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合肥才能释放不竭动力，从“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转型到“全国最美的省会城市”。
“最美省会城市”的运算法则
“巢湖既是合肥一张亮丽的名片，同时也是合肥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保护好、治理好、开发好、利用好。”张庆军特别强调做好巢湖治理的战略意义，“一湖清水再加上一个经济繁荣、活力四射的现代化城市，这对于实践美丽中国，合肥就更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大湖”与“名城”是相融共生的，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环巢湖生态示范区是打造“大湖名城”的核心步骤。3月22日，环巢湖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专家咨询座谈会举行，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教授曹有挥说，大型湖泊就落在一个城市内，全国除了合肥再无第二例，“合肥若能在快速扩张中处理好大城与大湖的关系，将在全世界树立起典型。”
事实上，大型淡水湖泊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一难题如何破解？合肥选择的路径是“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找源”。
首先是做“减法”，控制住污染源，减轻巢湖的负担，逐步复苏湖泊环境。“巢湖治理的程度，决定着合肥发展的程度，决定着城市建设的终极规模。从2012年到现在，耗时一年多时间面向全球招标，通过国际招标编制环巢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规划。现在这个规划基本上已经编制完成，即将公布。”张庆军说，“治理巢湖不是一个短时间能够见到根本成效的，必须坚持打持久战。”
其次，湖泊治理与经济发展不是必然的“冤家”，合肥要用智慧来做“加法”。巢湖治理可以倒逼出新产业，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陈雯提出一条新思路，“目前，土壤污染修复装备还未实现国产，这一块有400~1000亿元的市场，整条产业链包括检测设备、评估和咨询机构、咨询方案、工程处理等。大湖治理也可带出蓝藻综合利用、绿色建筑等产业链。”
城市之间的竞争是实力之争，归根到底是产业之争，要增加发展的支撑力，最好是做“乘法”，发挥倍增效益。目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合肥要迅速增强城市竞争力，就必须发挥创新优势，在同一起跑线上赢得先机。“合肥人有着敢于创新的文化基因和敢走新路的思想传统。创新，是合肥这座大湖名城的灵魂。”张庆军说，“打造‘中科智城’，将形成中国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发展的新高地。”
按照战略规划，“中科智城”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到2020年，“中科智城”将初成规模，科技型企业总数达到10000家，引进50家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20家。到2030年，“中科智城”基本建成，力争成为国内一流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最终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园区。
“合肥要从追赶型发展转向引领型发展，根本之路在于创新驱动。”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战略研究会会长程必定告诉《决策》：“合肥要为全国的自主创新，尤其是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推广应用作出应有的贡献，起到带动、示范作用。”
但合肥不是自我封闭式的发展，同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肥、武汉、长沙、南昌具有共同的交集，比如武汉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肥同样拥有跻身国字号的自主创新试验区，相互之间展开深度合作，就能共享新红利。
分享合作红利是“9+1〉10”
在合肥市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化区域合作发展的领域和内容”这部分，是张庆军亲自加上的。“去年12月底，我参加了长江沿线省份相关座谈会，会上提出打造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张庆军说，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省均已有自己的城市圈，“现在瞄准城市集群，长江中游有一亿多人口，科教水平高、产业基础好、资源禀赋优，是容纳人口、产业转移、自主创新最理想的地方。”
从宏观经济趋势来看，中国正在由依靠外向型经济拉动转型为依靠内需拉动，这必然会带来区域经济布局发生重大调整。“当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来自内需时，经济发展就会向内地、人口密集和中部地区转移，这也给合肥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张庆军分析说。
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国家将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性政策，对后发城市会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一旦长江中游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合肥构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会获得更多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对任何一座城市来说，政策不怕多，合肥也是如此。”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
其中，必然会带来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合肥到九江、长沙都将会开行动车组，四省会城市形成“2小时高铁经济圈”。“联通现在的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形成一个四市的环状高铁网，无论到哪个城市去，基本上确保在两小时左右。”张庆军说。
实际上，这正是发挥合肥居中靠东的区位优势。从中西部省会城市来看，合肥是距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最近的城市，更多的利好会逐步显现。尤其是随着合肥通江航道的扩能升级，合肥能够实现与长三角港口群的江海联动，极大地降低产业转移的物流成本。中西部的众多城市中，同在长江流域的武汉、长沙、南昌、重庆等城市，都不具备超越合肥之上的优势，运输距离和物流成本都要远大于合肥。
如果再从宏观区域经济坐标上看，合肥向东是长三角城市群，向西是武汉城市圈，向北是中原经济区，向南是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这个“十”字形格局中，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程必定告诉《决策》：“合肥既是长三角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腹地，也是中西部地区向东开放的门户，更是绕不过去的节点型城市。”这种“门户+节点”的特殊优势，必将为合肥构建“大湖名城”提供新契机。
在程必定看来，现阶段合肥需要在四个方面着力，即“体量大、体形美、体质优、体能强”。而要实现这些战略目标，就必然需要全方位开放合作，融入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分享合作带来的新红利。“与长三角的合作是合肥发展的主动力，可以得9分的话，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即使是得1分，也是在做加法，最终汇集到合肥之后体现出来的就会是9+1〉10的放大效应”，程必定总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