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太多人自认屌丝的时代是粗鄙的时代
《中国周刊》2013年第四期封面
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讲述了美国民谣歌手罗德里格斯的故事，他在本土籍籍无名，在南非却成为年轻人反抗极权、冲破种族隔离政策的精神动力，而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话说这位罗德里格斯，因为唱片销量极低，被公司解约，回到家乡底特律，成为一名低收入重体力劳动者，干些拆房子、装修的工作。若在现代之中国，那绝对是文艺青年沦为“屌丝”的悲剧。可令人意外的是，这“屌丝”却坚持过有尊严的生活，还把这尊严和对生活的希望，传达给自己的孩子——经常带女儿们参观博物馆，看毕加索。
生活的贫困，没有压倒尊严与体面，多年以后，当南非寻圣者找到罗德里格斯时，他们并没有失望——那个昔日的先锋，现在瘦弱的老人，身上仍然散发着艺术的魅力，而不是“屌丝”的气息。
前一段，冯小刚狠狠地批了“屌丝”这个词。他发微博：一会讲中文的老外问我：“屌丝”是什么东西？我答：就是JB毛，是对境遇不堪者的蔑称。老外困惑，问：为什么你们的电视和报纸大量使用这个词？听上去像是在赞扬。我告诉他，我们这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老外彻底蒙了：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我们那虽然言论自由，但媒体绝不敢用这么恶心的词形容弱势群体。
这条微博引发了两极评论，有人认为冯小刚完全不懂这一流行词汇中的自我解嘲，想把底层人士开自己玩笑的权利都剥夺；有人觉得这词粗鄙至极，本不应该流传。
中国民众有自谦甚至自轻自贱的传统，以前自称草民、贱民，后来自称屁民，“屌丝”发明后，自我解嘲这条路，算是走绝了。
“屌丝”一词，固然有着玩笑的色彩，可也交织着自嘲、自我矮化与自我麻木。其背后，是对表面神圣庄严的一种反抗和解构，也是对合理生活欲求而不得的绝望。
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流行话语。
太多人自认“屌丝”的时代，是粗鄙的时代。十多年前，学者邵燕祥即著文指出：粗鄙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
而现在，这个病愈加沉重。
多年以前，体面、尊严、斯文，在“大老粗”面前，不是被踏入尘土，就是沦为自轻自贱。嘲弄知识分子，鄙视文明的传统，并没有随着这个国家的改革而断绝，甚至高考热，现在看来，不过是现在公务员热的前传——人们真正想得到的，不是知识、文明和服务人民的机会，每个人都在下一盘功利主义的大棋。
在真正的文明不能大行其道的地方，丛林规则和粗鄙的举动便茂盛起来。在电视节目录制现场，干露露和母亲可以破口大骂；在三万英尺高空上，国人也可为一桩桩小事，在飞机上大打出手。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生活的粗鄙化尾随相生。3月底，佛山一辆货车司机投诉遭到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和交警的殴打。执法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矢口否认。不料，货车上的视频装置分明拍下殴打的过程。还有什么比公然撒谎、糊弄公众更粗鄙的？更往前，“表叔”的教训，是让一些领导干部把名表藏起来；“房姐”事发后，公权力关闭了通过名字查询房产信息的通道。还有什么比权力的傲慢更加粗鄙的？当社会秩序的守护者野蛮无理，人们却无能为力时；当正常的社会价值观则不能建立时，体面就不再成为追求，丢脸也成了随意的事情。
最糟糕的，是那种“强者愈粗，弱者愈鄙”的粗鄙，它如同病毒一般，自我复制，不断扩散。
而很多年以前，还不是这样。
1966年9月3日的凌晨，翻译家傅雷和妻子，不堪折磨，在家中自缢。为防止踢倒凳子影响楼下的邻居，他们在地上垫上厚厚的棉被。
无论强者还是弱者的体面与教养，都已变得遥远陌生。而对体面与教养的摧残，或是开启“屌丝”时代的遥远的推手。
(徐一龙)“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社会粗鄙化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文／朱学东
·1·
一个社会的精神，自古而今，与知识分子群体行为有很大关系。
近代以降，俄罗斯知识分子承受苦难命运却不屈服，坚守道义不自暴自弃，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振臂而起，写下了《我控诉！》，开启了一个时代。
听从良知召唤，不依附不苟且的品质，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标签。
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没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那些进则居庙堂之高，退则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称之为“士”，他们是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在传统的印象中，他们学为人师，行为人范。
“士志于道”，孔子教育他的弟子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士便成了社会基本价值的倡导者维护者。他后世的杰出弟子们，都是以此为任，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纵使面对富贵、威势、贫贱，也能不淫、不屈、不移，任重弘毅，庄敬自强，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颇有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范儿。但在传统等级社会中，士的地位更显尊崇，“美教化，移风俗”，他们承担着教化社会的作用，是社会精神的铸造者，道统的坚守者，国之栋梁。
所以，一旦国失其士，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家社稷就会面临灾难。
所以，晚清时面对危局，主张改良变革的龚自珍，才会发出这般呼声：“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
没有比读书人和公卿大夫的失范无耻，对国家社稷伤害更大的了，一正一反间，他们的无耻行为，动摇国本，扰乱社会，引发了社会沉沦。龚自珍之语，可谓一语中的，点中了传统社会粗鄙沉沦的要穴。
·2·
然而国失其士，士的沦陷，不只是士自身的问题，更主要是彼时的社会环境问题，而且也不是一朝一代之力。
传统社会是王权政治，王权一统，网罗天下，生杀予夺，操控在手。所以，传统强权政治下，士的走向，不外三条。
其一，跻身于庙堂，或为官，或为幕宾策士，这本也是读书之志。但人性惟恶，人心不古，尊享富贵荣华之际，最容易放弃最初的理想，因富贵而淫，因威武而屈。
其二，不慕富贵，不屈于威武，如在春秋时有齐太史简，有晋董狐笔，在汉有司马迁。不附权臣，不阿王权，坚守其节，或遭杀戮，或遭宫刑。虽然丹心汗青，却也对其他人有警示。
于是，有人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像《史记滑稽列传》中所载东方朔等人，避世于朝廷间，形象猥琐，游戏庙堂，状若优伶，但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嘻笑怒骂，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三条走向，代表了王权威势下的士人生存状态。士人不同的生存状态，渐成后世之士的范本，影响深远。
无论为王者师，为王公仆，但得与庙堂勾连，便可享荣华富贵，这自然吸引后世之士如过江之鲫般，追逐功名，本来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也是古训嘛。待到旧式王权式微，新式强权勃兴，这一类人，除了俯首称臣，甚至变本加厉，不惜违背良心，满口谎言，满纸荒唐，欺压同人，照样满脸红光，面无愧色，倨傲于众人之前。
而若是桀骜不驯，不依附不苟且，其命运便是一个个遭阉割杀戮。一代代杰出士人，为卫护道统，哪怕像韭菜般被割头，依然前仆后继。虽然汗青映照，但当事之人牺牲之大，足可让后人雄心吃紧，噤若寒蝉。而强权政治在一收一放之间，刀枪与胡萝卜并举，也让众多普通士人被逼招安归附。杨念群先生的《何处是江南》一书，对清廷当年如何杀戮收买齐下，慑服江南士林，最终确立起清王朝对汉族统治的道统法统过程，也可见一斑。
既不愿流世俗，也不愿被砍头的，归隐不了山林，只好装疯卖傻，扮优伶弄臣，以求自保。
·3·
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尴尬。
虽说法律已规定人人平等，但现代中国社会本质上还是一个等级意识极强的国家，虽然历经波折挫败，知识分子之于社会的精神守望价值，依然高贵而难撼。
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无法摆脱现实政治的束缚而独立。在新式政治强权威势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同样充满悲剧性的。无论是民国时期的逮捕暗杀，还是鼎革之后的反右、“文革”等等，每一次磨难，都摧折着知识分子的雄心，阉割着他们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守望者的精神。
殷海光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写道：“中国近现代和现代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和现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曾扮演着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几何时，面目全非，斯人憔悴！于今，一部分知识分子飘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穿上紧身夹克，一部分知识分子过着蹇蹙淡漠的岁月。这是一幅秋末的景象。凉风起天末，草枯木黄，无边叶纷纷下。只有三几片傲霜，高挂枝头，在寒风里颤抖，任慢步怀古的诗人悲吟！中国知识分子是失落了。”
失落的知识分子，有人乘桴浮于海，远走天涯。有人低下高贵的头，投身于官场。强权之下富贵之前，连知识分子传统的表达也被主动或被动地限制了，他们写着言不由衷的文章，唱着言不由衷的赞歌，至于围剿同类助纣为虐，则毫不容情。于是楷模尽失，甚至反向引导，遗祸无穷。
更多的人学着东方朔，游戏于社会，一边微言抨击权贵，一边肆意自嘲自谑，公知屁民盛行，虽污其名，却毫不以为意。在解构强权威势的神圣同时，其实也瓦解了自己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守望者的角色。
在功利主义和即期机会主义盛行中，更有甚者，师无道德，官无糜耻，术业不端，流氓化卑鄙化盛行，从学术交流到网络之上，明枪暗箭互泼脏水，甚至拔拳相向，可谓斯文扫地。垂范之思，从此不再。
现代社会本是一个平等多元的社会，每一个人对社会都承担着责任。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痛苦转型的社会，知识分子对于阻击甚至挽回社会逐渐粗鄙化的趋势，依然负有沉重的社会责任。而要承担起这种重任，首要在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并享有现代社会公民的权利，享有法律保护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此，那些不依附于权贵和资本的知识分子才会不必担心被阉割贿买，不必装疯卖傻，而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逐渐养育出社会的浩然之气来。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还是需要努力奋斗的目标，面对那些堕落的案例，也不能成为自己沉沦的借口，即便在螺狮壳里，也要有一颗做道场的心。庄敬自强，也才能为社会立范。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曾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