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6日，玉树结古镇僧侣们合力推倒一家酒店的墙，救助埋在废墟中的幸存者。

北川，一名被压死的男孩的尸体被他的父亲从废墟里抱出。摄影_陈以怀

国家救援队队员携带搜救犬对宝兴灾区一处山体滑坡处搜寻幸存者。摄影_刘浚

　　为了迅速将重症患伤者送到芦山人民医院救治，成都军区陆航团某旅承担着每天从曾一度被媒体成为“孤岛”的宝兴运送伤患的任务。摄影_刘浚

　医务人员将一位从灾区送到芦山县人民医院的老人，抬进成都军区某医疗队的医疗检查车内。摄影_刘浚

宝兴居民在路边为人们提供热粥和野菜。摄影_刘浚

　　　许正刚的母亲及家人站在焦急的站在芦山县人民医院临时搭建的简易抢救棚外，此时抢救已经进行了10个小时。地震发生时，许正刚与家人正在家中，由于紧张引起哮喘发作昏迷，是父亲将其背出送到医院的。摄影_刘浚

　　4月21日，雅安地震第二天，家住芦山县龙门乡五星村的村民陈玉华，把临时帐篷搭在了自家的油菜地里。摄影_贾代腾飞

灾民在芦山县人民医院外的空地和衣而睡，度过震后的第一晚。摄影_刘浚

　　记者_文涛 四川报道

　　救灾如何形成合力？

　　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到2010年的玉树地震再到现在的雅安地震，我见证了民间赈灾力量的壮大，但始终无法与政府主导的救助力量成为合力。

　　在玉树的救灾前期，最不知疲倦投入救灾的，恐怕是僧人。

　　玉树公安局某藏族处长告诉我，喇嘛在救灾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光阿坝某寺就来了1千多个喇嘛，不住帐篷，晚上睡车里，白天扛锹去几十公里外的牧区救人，那些地方救灾前期部队根本顾不上。

　　玉树地震后，最多的时候有4万僧人参与救援。当地人认为僧侣在救援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僧侣的存在，无论是对生者的安慰，还是对死者的超度，都能给灾民起到抚慰的作用。

　　僧侣救灾和政府救灾最好的形式就是互补。但很难。政府救灾程序严格，着重户籍人口，分发物资钱物都要登记；而寺院救灾大多开车沿途分发，见人就给，不分外地、本地，发物资，或者三五百的钱款，也不用登记，解决了一些边缘灾民的困难。

　　理想的状态是，民间志愿者编入救灾序列，自发捐助的物资交由政府部门统一分配；

　　现实的状态是，志愿者各自为战奔向灾区，他们想绕过民政与红会机构，将自己凑集的救灾物资直接发放到灾民手里。

　　因为担心被克扣，大量民间人士和车辆涌入灾区脆弱的运输线。

　　4月21日晚上，我在宝兴县体育场的地震棚里，亲耳听到宝兴县委书记说，“我们不再是孤岛”，雅安到宝兴的道路已经全线通车。

　　4月22日下午，我搭乘一辆民间救援车辆从宝兴离开到芦山。

　　个人认为，这条路远不到正常通车的标准，至少十余处塌方点山体无加固，路面无硬化措施，仅用挖掘机清出单车道，通过时车顶时有落石敲击。这一路段的地质损害甚至远超汶川地震时绵阳到北川路段。

　　行人、摩托车、工程车、社会车辆走走停停，没有明确的规矩和标准。我混迹在救援者、灾民中，麻木地相信有大难不死的侥幸。

　　一度成为“孤岛”的宝兴县，实地采访才知道，这里跟震区的其他地方受灾相仿，并没有外界传闻的那样有特别惨烈的灾情。

　　我和摄影记者刘浚是4月21日下午进入宝兴县的。那时宝兴方向的陆路还未通车，我们搭乘成都军区陆航旅的直升机进入，这也一度在网上引起了争议：为了所谓及时报道，记者是否应该占用救援通道？

　　我们是在芦山中学足球场的临时停机坪上，偶遇成都军区陆航旅藏族飞行员多么秀的。

　　51岁的多么秀，已有36军龄，特级飞行员，参加过汶川的救援。截至到4月21日下午3时，他说自己已经飞了五架次。多么秀正在等人：“一会儿将空运首批国家救援队队员进宝兴县”。

　　这次蹭军机进入“孤岛”采访，与所谓记者的“特权”无关。后来听说国家救援队“徒步”进入宝兴，倒有些诧异。

　　参加过汶川救援的多么秀告诉我，这次芦山地震，跟汶川地震不可同日而语。

　　“汶川地震时，我们飞行的密度大得多，难度也远超过这次，”多么秀说，“进入宝兴之后，才知道这里不是像外界猜测的那样损失惨重，房屋的损害情况还没有芦山县严重，大概是前期通讯和陆路交通中断，引起了人们的担心。宝兴的机降条件也不错，在青衣江畔的公路很宽敞，是一个理想的着陆点。”

　　5年前，汶川地震时灾情超乎想象，救援官兵还有志愿者都有干不完的活儿，几乎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凝重甚至绝望的。

　　这次不一样。尽管灾区里同样到处都能看到救援官兵的身影，但明显从容得多。

　　在宝兴县城的灾民安置点里，志愿者们支起了几口大锅，为官兵做饭。饭菜很丰盛。比如4月22日的午餐就有肉末红焖茄子、青椒肉丝、酸笋回锅肉等“硬菜”，晚餐还有香喷喷的四川腊肉。

　　“这些物资是政府筹集的，包括外界的捐助，以及本地老百姓提供的，”一位做饭的阿姨告诉我，“目前暂时只能提供给官兵，灾民的餐饮主要靠自救。”

　　一个小女孩盯着大盆里的肉食，馋得不行，打饭的阿姨破例给她打了一小份。

　　就我目之所及，这次部队的野战餐车非常少，至少在宝兴县城里，没有看到一辆。

　　挺住的楼房

　　汶川地震震出了这个国家难以启齿的“豆腐渣”。

　　当时，当我和同事们徒步十几公里赶到北川中学的废墟前，“灾难”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了新的定义：狰狞的预制板和钢筋中散落着很多来不及收殓的师生遗体。

　　当时我所在的媒体《体育画报》摄影记者郑福利冲了过来：“你们拍的照片，死者没闭眼的都删了吧！”

　　我删掉了所有的死者照片，承认无法冷静地记录同胞的悲惨。

　　最积极申请来汶川地震采访的某位同事，甚至无法支持下去，暂失报道能力，他不得不找灾区的心理咨询专家长谈。但5年之后，我还是看到他从芦山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我是在2008年5月17日碰到赵永贵的。他是四川曲山镇任家坪乡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行医几十年。卫生部《健康报》的前线记者请我一定要好好跟老赵聊聊：“他是大英雄，地震的时候救出了很多孩子！”

　　赵永贵没讲他救人的事迹，他把我拉回了北川中学的废墟。 “看看这些钢筋，口径那么小，怎么能支撑得起5层的大楼，你们应该拍下来，多少孩子的命呀！”

　　汶川地震之后，开始了整个国家对“豆腐渣”现象的经年拷问。这个问题，同样以另一个形式存在于玉树。

　　在玉树时，学者尼玛江才告诉我：三江源生态移民，这是玉树地震最悲惨的群体。

　　尼玛说，2004年，一户给4万元修房子，让牧民从帐篷进到房舍。随着物价飞涨，4万块根本不够。不少承建商干脆不干了，把4万块给了牧民，让他们自己修。这个模式一度还被赞扬。比如玉树的上下拉秀两个乡就是生态移民比较集中的地方。有领导考察时还表示，“知足吧，这样的房子在城里叫别墅！”

　　4万块修一户房子，主动、被动都会偷工减料。震区有生态移民感慨，“我们原来就是住帐篷，怕什么地震！”打破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即使没有地震，也会出现其它文化和生活上的脱节和阵痛。

　　不过，整治“豆腐渣”，似乎在这次雅安地震中看到了一点积极的效果。

　　汶川地震后，澳门援建的芦山县医院，除了大门口的水泥地上有条明显裂纹等，这次地震中基本无恙，不但能承担基本的救助功能，还一度成为救灾的一个分指挥中心。

　　经历了7级地震冲击后，若要找最“完美”的建筑，2010年9月重新修建的宝兴县中学恐怕能排上号。

　　这所中学是汶川大震后，由海南省对口援建的。宝兴县最大的灾民安置点就设在该中学的操场上，救灾指挥部也设在这里。

　　救援官兵起初是在操场上搭建的帐篷，4月21日晚上，操场上人员安置已近饱和，大量官兵们被安排进教学楼和宿舍楼。

　　有士兵嘀咕住进建筑物里是否有危险，几个当志愿者的学生一边拉一边说：“别有顾虑啦，我们的楼是512后建的，抗8级地震的！”

　　学校本该是各级地震中最安全的所在。这几年来，一直收到北川地区采访对象的电话，控诉着豆腐渣工程，他们是遇难学生的家长。我无法用宝兴县中的“完美”去安慰他们。

　　冷静记录还是倾情投入？

　　在三次地震中，汶川地震伤亡最大。我一边告诫自己要写冷静平衡地报道，一边被巨大的无力感驱使，总想做点什么。

　　但能做什么呢？玉树地震后，我决定除了做个记录者，还要当志愿者。

　　自费辗转进入玉树灾区后，目睹了与汶川地震类似的灾情，我个人捐出了5千元，同时和一位朋友在推特上募捐，一个星期募集了7万多善款。

　　藏族学者旺杰告诉我，捐助玉树物资不能忽视了藏胞的习惯。一块糌粑比一箱方便面还受欢迎。另外，大灾后祭祀用品极为短缺。他去医院慰问时，拖鞋、营养品，病人熟视无睹。拿出一点祭祀的熏香，立刻被围拥。

　　我们从玉树赶回西宁，采购了帐篷、藏文民间故事图书、文具、煨香、卫生用品等，与别的民间救援团队拼车，再次进入玉树。 在玉树志愿赈灾近一月，好歹把所有物资都送入了玉树周边的偏远山村，其中不少地方是受灾以来第一次见到赈灾物资。

　　当然也亲历了民间救援的一些乱象。

　　比如一个女孩特着急地向我们请求支援一顶帐篷，说是尼玛孤儿学校的医疗救援队急用。后来才发现，她把帐篷扔在营地里跑去别的地方了。这所孤儿学校是震后玉树受关照最多的学校之一。中央领导光临后，兰州军区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倾力共建，板房、餐厅和阅览室都建好了，红色标语把校园包裹起来，是党疼国爱的典型。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讨回了这顶帐篷，捐给一家尚未领到救灾物资的受难家庭。

　　信息的扭曲传播，在三次大震中均有突出表现。比如玉树，一开始有大量的传闻说，灾民们哄抢物资，见到赈灾车辆无论公私就砸就抢，甚至捅死捅伤了人。

　　这个传闻令人惴惴不安。但真进了玉树，才发现谣言的可笑。近一个月里，我没碰到传言中蛮横欺霸的灾民。相反，他们真挚单纯。顺风车随便搭，路遇僧侣合十致礼，孩童热忱礼貌。我们所住的帐篷，贵重东西颇多，交与几个隔壁帐篷的孩子看守，未丢一物。

　　志愿者之间的互相猜忌也闹出了笑话。

　　我们的首批物资能进玉树，是临时找到西宁志愿者车队，然后找关系弄到了红十字会的通行证。

　　车队行至距玉树约50公里的歇武镇，我和同伴被当地警察带走。新结识的志愿者朋友怀疑我们身份有假，偷偷报了警。

　　我和同伴被没收了电话，分头塞进两辆警车，车反复在山里兜圈子，到了一个山崖。

　　兜圈子是为等玉树州的领导过来鉴别我们的身份。等某领导来了以后验明正身，检查了我们带的救灾物资，大概是出于歉意，他用警车把我们送入了玉树。

　　7万多元的物资如愿送入了最需要的灾民手里，这短暂的成就感，却被一位世界级知名艺术家的嘲讽给驱散了。

　　他告诉我：做慈善会上瘾的，必须警惕自我感动。

　　这次，尽管政府部门三令五申让民间救援力量暂时不要进入灾区，还是有数量巨大的各地志愿者的车辆通过各种渠道闯了进来，甚至在宝兴这样的“孤岛”里，除了四川、重庆等地的志愿者外，还有来自青海、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志愿者。

　　我搭了一辆来自湖北十堰的志愿者的车出宝兴。他们一共来了三人，车是路虎，物资是后备箱里的红牛，方便米饭等。姓周的志愿者说，他们就来了一天，“感觉啥都做不了，的确是添乱，发完东西，路一通就赶紧离开吧，真后悔，5·12时该去没去，4·20不该来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