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重建
震后重建：农村建设别走弯路
——专访德阳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有
汶川震后五年重建过程中，德阳市不断探索，在产业转型、创造就业、土地规划、社区融合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实践，为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文｜《小康》记者 齐岳峰 德阳报道
作为四川省排名第三的经济强市，德阳市在2008年地震中损失惨重，直接经济损失2500亿元，相当于德阳近七年经济总量的总和。但震后德阳迅速恢复活力，走出了一条重建之路。灾后五年重建中，德阳市在产业转型、创造就业、土地规划、社区融合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实践，为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2008年地震中，临危受命调任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的陈新有，亲历了德阳灾后重建的全过程，而令他感受最多的并不是城市重建，而是农村重建。
城市更需要这样的农村
《小康》：汶川地震后的城乡重建进程中，德阳市是如何进行的？
陈新有：从汶川灾后重建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从国家层面上来看，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是目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德阳灾后重建中，出现了很多新村，在全市47个乡镇建立起新农村示范区。截至目前，已完成新民居建设近31万户，新村聚居点1954个。
德阳市一直在探索如何发展城市群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绵竹市的“年画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该村以特色鲜明的年画创作为产业龙头，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村。在新村建设中，政府为每户农民补助4万元左右，农民可自筹部分资金，包括贷款，在产业带动下，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新村创造的增加值可能比城市还要多。新村给我们很多启示，比如“罗江模式”，提出小城市大农村，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是城市卫星群，以镇为中心也有卫星村。从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来讲，新村建设不仅仅是硬件设施得到改善，更是与当地的产业发展结合，提供了“第一”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对接纽带。
其实，不仅是农民需要这样的农村，而且城里人更需要这样的农村，从经济上来说它能自负盈亏的，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讲，政府这样的钱花下去，可能会更有效，我们希望国家能大力推进这样的新农村形态。
《小康》：如何解释您的这种思路？德阳灾后重建中城镇化有哪些探索？
陈新有：我觉得规划先行是很重要的。自古至今，中国没有人为农民的生活进行明确的、有意识的规划，农民自建的房屋，也从来没有完整的安全标准。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从德阳的现实来讲，当年5·12大地震后的重建工作中，我们强调了规划引领的作用，一个区域的规划一定要有足够的标准。同时，还要计算灾后重建的投入与效益经济账，这些都需要规划先行。惟其如此，方能高屋建瓴地掌握新农村建设尤其是灾后重建的农村形态走向，进而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脉络。
重要的是精神重建
《小康》：在重建过程中，有哪些地方您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陈新有：我认为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是，震后重建实践证明效果甚佳的新型建材没有被推广开来，这些新型建材很大的好处就是安全、节能环保、成本低。美国、日本、韩国等都已经采用了这种技术，实际上国家可以刚性推广这种建材，以达到减少自然灾害伤亡率、减轻社会损失的目的。
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应该进行深入调研。在调研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和方向，以利于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通过新农村的建设，我们一样可以推动扩大内需，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另外，现代化不是要把人变成机器，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所谓的“圈子”，这个圈子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范围，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百姓的“圈子”问题从来没有被加以重视，这其实是中国未来社会基本形态的问题。如果结合中华传统文化来解释，在自然村里，人们彼此之间就是一个熟人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而新村建设就要按照这种自然村的基本形态去逐步推进。引申开来，在灾后重建进程中，重要的是精神重建。也就是说，以人为本要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结合在一起，进而达到社会层面的一体化。
公众参与下的社区“新生记”
对四川灾区而言，灾后重建的突出现象是原有社区的人际网络随着地震的冲击和社区重建或新建发生了破裂，如何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重构“熟人社会”，是实现社区管理、社区融合的重中之重
文｜《小康》记者 罗屿
2009年6月，距离汶川地震已有一年，一板房区前，老赵扔掉手中烟头，叹了口气，转身回屋。
这已经是他今天抽的第二包烟，还是两块多的天下秀。便宜烟劲头儿冲，他被熏得有点儿流眼泪。
老赵的确心里愁。上个月乡政府通知居民回山上原址重建，他也想尽快回去修房，但算来算去，加上国家在住房重建上给的补助，始终还是差两三万块钱。
找人借？老赵难开口。年轻时不长进，40岁连婚都没有结成的老赵，成了别人眼里的“二流子”，老人们说起他都叹气摇头。
此时的老赵恐怕很难想到，几个月后，自己140平的两层楼房会平地而起。不仅如此，所在社区的老人对他的评价也180度逆转——“人家赵二娃，浪子回头哦……”另外，他还把自家新房的底楼开成了茶馆，生意红火。
一切转变，发生在当年6月，老赵听说乡里有一个香港人出资成立的名为“社工站”的机构，能够向住房重建比较困难的居民进行“捐赠”。老赵找到对方，得知社工站确可向他提供2万元补贴，但条件是必须参加社工站组织的“劳动力互助小组”。
所谓“劳动力互助小组”，就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别人修房子的时候你得去帮忙，而你修房时别人也会帮你。所有劳动量采用“打工分”的方式计算，比如夯一天地基“算几个工分”，上一天梁算“几个工分”，等等。
而工分与时间的转换、劳动量与工分的计算、别人帮了自己和自己应当怎么帮助别人等事情，都由小组组员讨论决定。按老赵的话讲：“大家的心齐了，而且以后很多(修房子的)小事都不会扯皮(闹矛盾)了。”老赵最终靠着20个工分换算出的200个小时劳动量，为自己在新社区盖了一套大房。
“老赵盖房”，只是王曦影，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主编的《汶川地震社会工作案例集》中的故事之一。而就老赵的故事，书中提出社区重建发展时“资产为本”的概念。如老赵参加的“劳动力互助小组”，正是“强调恢复和发展社区居民自身参与社区发展的能力，强调由社区居民、小组或团体去参与界定社区问题、分析社区资源、商定行动步骤、实施行动计划等”，而不是将其视作一个“无能与无力”，居民都在“等待援助”的社区。
汶川灾后重建，社区建设与管理是重点。资产为本只是一种思路，而正如书中所言，这种视角至少能对我们提供一个良性的提醒：老赵的故事，并非只是表现住房重建，而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社区发展；老赵所遭遇的困境亦非特例，而是整个灾区乃至整个中国农村众多农户的缩影。
疗伤是社区重建第一步
老赵的故事中，还有一点不可忽略，那便是“社工站”的力量，也就是社会组织在社区发展中发挥的能量。
王曦影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作为发起人之一，也有一支活跃在震后灾区的社工团队——剑南社区服务中心。
让居民拥有一个“自助、互助、诚信、有归属感、充满活力、具有发展力的和谐家园”，是“剑南”成立的初衷，其所有工作也依此展开。
2009年1月23日，腊月二十八，德阳的天气还很冷，剑南镇板房区天河小学操场却透着暖意，处处张灯结彩，声声锣鼓喧天，主题为“快乐过新年”的新春文艺联欢会缓缓拉开帷幕。不久前，一股悲伤氛围还如暗流，在板房区内缓缓蔓延——每逢佳节倍思亲，越是年关，人们越容易忆起8个月前的噩梦，忆起故人。
“剑南”志愿者们正是在走访板房区住户时捕捉到了大家的情绪波动，于是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快乐新年活动。除了腊月二十八的新春文艺联欢会，还有篮球比赛、拔河比赛、棋牌大赛、趣味运动会、板房画画、板房区摄影等。这也是剑南社区服务中心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社区活动——“暖冬行动”，旨在让板房区的居民在寒冬中“暖起来”、“乐起来”，这一行动也可促进居民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理解互动。
在剑南社区服务中心执行总监、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陆奇斌博士看来，治疗悲伤的方法有很多，除类似“暖冬行动”外，还可让板房社区的居民参与一些志愿服务的行动，在行动中肯定自己的价值，加快对悲伤的治疗。
“剑南”开展的“小风车志愿服务行动”正是基于此目的展开。参与小风车的9名成员都是经历了5·12大地震的孩子，他们在板房活动区的工作分为三块：一是与外教交流学习，在学英语的同时教外教简单中文；二是组织篮球趣味赛，以丰富板房区生活；三是调研农村老人生活现状，为社区播放电影。
根据国际巨灾应对经验，孩子的心理健康将带动整个家庭的和谐氛围，这也是“小风车”所具有的另一重意义。而“剑南”针对孩子的活动还有很多，比如“社区媒体活动”，即让孩子们通过相机记录灾后重建的过程，以此修复他们的心理创伤。活动中，“剑南”投入10台数码相机，并邀专业人士前来指导，活动开始后，小记者们(来自板房区的中小学生)来到十一个社区中的十一个家庭看望居民，用手中相机记录点滴所见。
随着灾后重建的进程，很多板房区居民陆续搬入永久性社区，“剑南”也面临着工作的调整及服务地区的转移。最终，他们选定在绵竹市剑南镇玉马社区开展之后的工作。
玉马社区是地震后形成的新社区，主要由震前六个村落的迁移人口组成，社区人口众多，地震前后社会与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在“剑南”内部看来，玉马社区也是城市化进程和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农村散居生活向城市集中社区居民生活转变的代表，社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验和探索价值。
在陆奇斌看来，进入玉马社区的必要性有很多。比如灾后重建工作往往重视对社区硬件的投入，例如道路、桥梁、房屋等，但是缺少对软件的关注，例如社会服务、社区关系和认同。“尤其是玉马这样六村打乱合并，整体失地异地安置的灾后新社区，地震不仅损坏了他们原有的家园，更直接损坏了他们原有的关系网络。震后异地永久安置，原有的土地也被征收，他们由传统的农耕生活转为城市社区集中生活。生活地点变迁，生活方式改变，邻里关系打乱、生计来源、环境健康、社区管理等等问题都或多或少地给社区居民的生活和精神带来了冲击和影响，严重的情况可能导致社区长期处于冲突之中。”
“剑南”针对玉马社区开展的“玉马人”计划，正是为了探索解决这种种问题，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则是推进“新型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让居民发挥智慧与特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增强社区拥有感和归属感，建立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机制。
玉马社区建成不久，居委会和一些居民反馈，社区环境卫生始终得不到改善，因为都是以前自然村村民形成的社区，村民没有习惯将随手的垃圾丢入垃圾桶。对此，“剑南”同样是从孩子着手，在儿童活动中设计了一个环节，即通过孩子捡垃圾行为影响社区居民。
剑南社区服务中心在成立之初，就提出“首创政府嵌入式组织建构体系”，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外，其另外合作方分别为香港大学及德阳市人民政府。
因而，在“剑南”开展工作时，也可看出其对政府方面的关注。如由“剑南”发起、邀官员参与的联席会议，旨在加深德阳市政府、绵竹市政府、剑南镇政府与剑南社区服务中心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也加深了地方政府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相互理解。
另外，“剑南”亦不忘在社区中“与居委会同行”。在玉马社区初建时，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均没有社区服务与管理的实践经验，多忙于日常事务的处理，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很薄弱。“剑南”因此会根据居委会的工作进展和需要，提供社工的技术支持，并配合居委会的统一工作安排。另外，还会为居委会干部提供培训机会，在居委会的公益活动中充当助手，帮助摄像、拍照等。
建构社区认同的政府探索
打造社区平台、建构社区认同，如剑南服务中心这样，社会组织自然有其重要意义与巨大能量，但同时如何更好地开展社区工作，对政府而言，在其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亦具有特殊意义。
作为剑南服务中心参与方之一的德阳市政府，在开展社区工作时，便将建构社区认同作为重点。
德阳是汶川地震的极重灾区。这里灾后重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原有社区的扩建和新生社区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大量陌生人居住在一个社区。这种缺乏有机联系的个体和家庭如处于散沙状态，社会管理很难实现。因此，在进行社区体制机制建设中，迫在眉睫的任务便是打造居民对新社区的认同意识。
比如，德阳九龙镇灵官楼社区在326户灾民异地安置入住时，举行了隆重的社区搬迁仪式，并组织规模宏大的“坝坝宴”，摆了100多桌，以欢迎家庭新成员的方式欢迎搬迁居民，在情感上给予其接纳的态度，使其能够尽早地融入新的社区。
另外，在民俗民节、法定节日时，当地政府还会组织包括居民自编自演节目在内的多种社区活动，以增进居民交往、增强社区归属感。
在德阳，灾民异地安置人口规模很大。因此，在新社区，教育移民在公共空间讲究公德也是个新课题。
就如“剑南”在玉马社区会遇到居民乱扔垃圾现象一样，在德阳的很多异地安置社区，都会出现类似情况。而这时，社区中选出的楼栋长便要发挥其作用。有时，有的异地安置居民不肯缴纳公共楼梯的电费，说：“我用电筒就行。”“我从六楼打个滚就下来了。”面对这种情形，社区的楼栋长劝解方式也有很多，比如“咱们现在住在一个楼就是一家子，人都有老的时候，没有公用灯那多不安全。”类似这样，楼栋长们将心比心，营造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同。
在德阳，社区建设中的“关键人物”——楼栋长，个个都是有见识、有能力、有人缘的“能人”。他们有的做过生意，有的当过村干部，有人当过兵，有人曾经外出打过工属“乡村版海归”。当政府把这些社区中的人力资源调动起来，不但可以使其服务于社区的公共事务，也因激活了社区中的人力资源而增强了社区的自治力量。
社会自治能力，是德阳在震后社区重建时非常看重的。因此，公共事务性组织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倡导与支持，逐渐制度化。
议事代表会是其中重要形式。比如，一些地方的议事代表会曾参与社区异地搬迁、公平分房事务，起了信息沟通传达、化解矛盾的作用。而据政府相关资料记载，2011年内罗江金山镇家和社区民主直选了118名议事代表，召开了居民小组、社区各级议事代表会议30余次，民主决议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50余个，共调解矛盾纠纷84件。
无论是剑南服务中心，抑或是德阳市政府，其在社区重建中所进行的种种探索，都为一个社区的“新生”提供了可借鉴路径。
而那个“资产为本”视角下的“老赵盖房”故事，或许也为这一个个公众参与的社区“新生”故事提供了某种注脚：如老赵一样，如果社区民众的“智慧”、“知识”、“能力”得到足够尊重，他们是有能力将自身的资产积累转化并以此实现个人和社区发展的。
